第一节 这个帝国很官僚

　　作为1850年以来，诸多社会变革的创始者，毋庸置疑，李鸿章理应被看作19世纪的一位创造者。不过，诚如赫伯特?斯宾塞（ Herbert Spencer ）在“伟人”历史观的评论中所说：“务必把伟人和诞生了他的社会环境共同视为先前历史的产物。伟人也隶属于整代人，他与同代人一样，均是多个时代各种力量聚合的产物。”

　　为了客观地看待这位中国近代史上大人物的功和过，我们不妨仔细考察其所处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并以此来研究他的发迹。

　　因此，我们十分有必要，在谈论李鸿章一生及其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之前，简要回顾一下李鸿章初入官场时的中国形势，尤其关注欧洲物质文明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

　　李鸿章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而声名大噪，从而为自己的军事事业打下坚实基础。也正是此时，西方军队和商人的持续入侵，使得中国结束了封闭的状态，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对于天性反感改革的民族，势必很难适应这个过程，并且会给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带来很大危险。在同时代人中，差不多只有李鸿章意识到必须效法日本，从根本上革除旧有的教育和政治体制，才能抵制外来的入侵。中国政府认同的治国之道，千百年来在自给自足经济下行之有效。目的就在于维护道德力量和既有文明的持久不变。李鸿章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很早就看到了一个事实：西方的蒸汽机和军事科学必将迅速代替中国的古老传统，将其丢进历史的垃圾场。尽管李鸿章意识到了，并且积极地引导自己的同胞认识这一真理，但是不论从中国人的天性，还是李鸿章自身的一些官僚特征而言，都注定了他的失败。不可否认，李鸿章自身的政治野心以及对金钱的迷恋，使得他的工作效用受到了损害。就连他最具进步意义的追求，也被固有的偏见破坏了。

　　不过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简单回顾一下李鸿章初登政治舞台时的社会环境。

　　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并获得重要进展，李鸿章正是由于这个机缘，靠镇压有功首次获得慈禧太后的嘉奖和同僚们的钦佩。此时，李鸿章刚刚28岁左右，以优异的成绩通过殿试，进入翰林院学习。历时13年、波及9个省的太平天国运动，跟中国历史上其他反复循环发生的大动乱一样，沉重打击了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正如笔者在另一本书中所说：

　　回顾一下中国自唐末以来的历史（ 或者概括地说，从诺曼底人将英格兰征服以来 ），我们就会发现历史总是循环往复地发生：复制那些“天命已尽”王朝的垮台，复制其循环交替与休养生息。在一个灌输消极抵抗原理和把不顾一切繁衍后代当成宗教责任的社会里，这一切都是有据可查的。这里的经济压力显然要比欧洲历史上任何一次都严重得多。而且缓解经济压力的方式，便是以广大地区的人口消亡为代价。现在还健在的人的记忆就是最好的证明：因为太平天国运动和西北反清运动造成了多个省份的人烟稀少，只好从邻省移民。不过接下来他们又将再次面对饥荒这个可怕的幽灵。

　　倘若中国在地理上仍旧处于与世隔绝的地步，在政治上仍旧沿袭着其自给自足的政策，那么，对于这个国家来说，其人口的过快增长必将受到这两种情况的影响；同样，这种人口过剩的现象也必将由这两种情况导致的大规模的灾难来减少。这是这个国家的人民无奈的命运，也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习惯于接受的现实。在为了生存而爆发的越来越激烈的斗争中，在国家组织机构的凝聚力越来越强的情况下，这个民族得以恢复的力量也会更为强大，于是它可以让自己在这些定期发生的灾难中全身而退。不同于西方国家奉行的以法治国的原则，以德治国是这个国家的基本原则，而这个原则也令它将自己的文明建立起来，那是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也是最令人尊敬的文明。纵然历经无数的灾难，这种文明仍然顽强地建立起来。遗憾的是，在历经几位皇帝的统治后，这个东方大国已经日益腐朽，单凭传统的道德法则已经无法继续它的统治，这就使得不同于从前发生的任何一次动荡的太平天国运动，得以借助于严禁延续自然的法道去将其推翻。尽管最后在外国人的武力帮助下，这个已经腐朽无能的清政府的统治得以延续下来，获得了暂时的平静，但是它在老百姓心中的权威地位已经开始动摇，而且想要恢复它固有的权威地位的希望极其渺茫。在目光远大的人看来，这个东方大国已经面临着变化的危险，而且这种危险正日益迫近，等待着它的未来之路将是越来越暗淡。

　　李鸿章本来是曾国藩手下的一名军官，在共同对付太平天国的战斗中，他和戈登、华尔、白齐文等外国人相识，并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与这些外国人交往的过程中，他发现，一个可怕的现实摆在了自己的面前，那就是：这些欧洲人所拥有的军队力量是那么强大，中国仅凭着当时的军事和治国之策，根本无法与之抗衡。而且，他清醒地看到，中国如果想维护自己的主权和独立，依旧沿袭传统的方法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是摆在中国面前的必然的结局。于是，自那之后，他穷尽一生的力量想让自己的国人明白这个事实，走在为了让国人明白这个事实的艰辛的道路上，李鸿章以近代化的思想和管理方式影响着当时中国整整一代人。也因为如此，他被世人看作19世纪的一位佼佼者。本书就以阐明这一影响及其产生的方式为写作目的。

　　1867年，李鸿章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谈到了西方思想对中国人的冲击是相当可怕的，必须将国家的政府系统和防务加以重新组织，以此对抗这种必要性。可以说，这份奏折可以用来对他此后的外交官和行政官经历中的一些做法进行解说，是一份相当重要的文件，因为这个观点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在其下不断地添加附注。不过，只是下面这一点就足以让人对此观点投以关注的目光，因为提出这个观点的李鸿章是当时的湖广总督。他在奏折中指出，因为中国面对外国人的政治和军事的强大力量无以应对，因此请国家一定要进行革新。在当时的情况下，鉴于国家的政治情况，鉴于满朝官员对西方思想的戒备心理，鉴于各省总督和首都的各重要部门的实际情况，要将这样的一份奏折呈递给皇帝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的。要知道，当时中国的满朝官员中，不管是当朝的皇帝，还是御史等高级官员，甚至普通的士人，都对外部世界闭目塞听，始终将自己的国家看作一个中央帝国，对其他外来的国家不屑一顾。

　　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这位大总督，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此对中国的管理体制的主要特征加以解说，而这种特征对于历朝历代的中国统治者都是一样的。从理论上分析，自从远古时建立国家，直到20世纪初期，这是一个完全专制的统治，而这个统治借助于儒家学说，贯穿于历朝历代人民的思想中，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一部分。然而事实上，除了那位处事果断的乾隆皇帝，其余身处万人之上的皇帝毫无创新意识，他们就如同政府天堂这座建筑上那颇具观赏性的盖顶石，被国家的法令和制度限制着，每天按规矩例行公事，以至于和被长期囚禁于紫禁城的囚犯没有什么差别。作为奉天命行事的皇帝，他本身是家族体制的核心人物，也是一位祭祀长，其肩上承担着执行依照先圣规范而制定的仪式的重担。每每遇到诸如皇帝的花费和个人的费用等最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他不得不将希望首先寄托于官员们的善意，以及对国家的忠诚度上，最后，甚至要将希望寄托在人民身上。在需要对事情作出裁断的时候，他缺乏自主权，在这一点上，他甚至不如那些地位最低的官员。实际上，那些看似由政府发出的专制权力，却掌握在这些官员的手中。不过，纵然这样，就像历史所告诉我们的一样，这种专制权力还是随时受限于人民对其的反叛性，也会受限于道德力量，这个中国管理制度的权威结构的基础。所以，实际上，人民天性中对民主的渴望不断磨炼着官场上那种理论上的专制统治。

　　1877年，W. F. 迈耶斯先生在他的著作中，曾就自己所观察到的中国政府的情况进行如下表述：

　　遍布全国的官僚制度是中国政府统治的基础，而构成这个官僚制度的成员是通过国家的教育系统培育出来的，早在几百年前已经被中国反复解释过的那些至理名言是这些官员进行培育的手段。正是这些神圣的教条驱使着这些官员对任何偏离于该教条的动机都拒不接受。

　　不过，当时那些持着乐观主义想法的理想主义者曾声称，不久之后中国的国家性质和政治机构将会发生突然的变化，这个变化是那么激进。对此，除了上段如此精准的描述外，我们还要警告这些人：

　　也许借助于对这种情况的评定，我们可以将那些理想主义者的过于乐观的想法纠正过来。持有这种想法的人认为，在极短的时间内，所有的中国人，由上到下可以快步踏上像欧洲一样进步的康庄大道。为了收到这一理想的效果，人们就要将那些最宝贵的宗教教义性的国家原则抛弃，打倒那些在文学中最受到崇拜的人，将对于现在暂时不必过多注意的代表着正义、尊贵的王朝制度推翻，与此同时，还要忽略公平和正义。像这种改变倘若不是依靠革命引起，就是要在人民由于生活的极端贫困的压力而产生；不过，如果认为这种改变可以通过自发的行为而产生，则纯粹是妄想。

　　太平天国起义后，中国一直处于长期的动荡不安之中，政府的统治遭到严重的破坏，政府的威望也大减，于是想让这种威望在人民中得以长时间保持的想法已经成为妄想。不过，那些王族官僚手中的特权和实力，并不曾因为起义而受到丝毫的影响，他们身上的那种自以为是和傲慢的态度也不曾丝毫减弱。不同于从前的是，1860年，一个新的特征出现在这个帝国政府中，那就是成立了一个特殊的部门。这个特殊的部门肩负着处理对外事务的任务，它的名字就叫总理衙门，实际上，这个著名的部门不过是一个卑躬屈膝地巴结列强的部门。渐渐地，思想保守的军机处将这个部门归于自己名下，让其成为自己的附属，可是这个所谓的军机处，却最典型地代表了清政府各官僚机构那种保守麻木的思想。在李鸿章担任总督的30多年里，总理衙门成了一个处理缓冲事件的部门，其发挥的主要作用就是调解中国的行政部门和驻京的其他国家的办事人员之间的冲突。不过，对于中国的对外关系调解，这个部门不但没能起到加深的作用，相反，它的出现却削减了这种对外关系。正是因为总理衙门处于这么一个相当特殊的位置，所以，它经常被政府忽视，这种情况从建立之初一直持续到1890年。

　　诚如将在下一章提到的，从1870年到1895年，中国的外交事务的处理权实际被一个人独掌，此人就是时任直隶总督和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1896年的甲午战争后，李鸿章从总督一职升迁为总理衙门的负责人。四年后，在他的领导下，总理衙门更名为外务部，同时，该部门的实际权力远远高于其他部门，成为六部之首。而这种变化意味着过去的秩序已经消亡，以慈禧为首的统治集团开始进行改革，尽管其步伐异常缓慢。倘若李鸿章在世，能够亲眼看着伴随着辛亥革命的枪声响起，清政府灭亡的丧钟敲响，那么他就会看到在混乱无序的动荡中，旧有的官僚传统又被延续了下来，而且其重要的地位仍然是那么重要，无论是在经济领域的剧变中，还是在政治领域中的剧变中。他还会看到，那种平和而淡定的微笑始终挂在那些处于中国新旧秩序冲突中的官僚的脸上。

　　纵观李鸿章为官一生的经历，从表面上看，君主一人大权独掌，然而事实上，大权却落在那些由君主委任的都城和各省的最高行政长官手中。18世纪末期，乾隆皇帝统治之前，这个盛极一时的帝国的家族继承人身体比较健康。可是从他之后，该家族继承人的身体健康状况每况愈下，而且其道德水平也日益败坏。在朝廷的高级官员中，汉人的比例越来越高于满人的比例，而这个对比说明满清皇室的势力逐渐衰落，对国家的统治越来越无能为力。到了20世纪初，这种情况愈演愈烈，以至于满族人只能眼看着自己民族的官职和人数远远落后于汉人。正是因为如此，在1860年至1901年间，都城各部和朝廷官员逐渐失去了自主决断权，转而发挥监督和纳谏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要保证君主原有的任意调动官员的权力，只能靠帝国的命令和出于人们对儒家思想的深深的敬畏而制定的法令。正是因为这样，慈禧太后在其动荡的一生中，才得以依靠玩弄权术，不断平衡各方势力，从而保证帝国的统一。

　　接下来，我们来谈论一下军机处。军机处的职责就是每天皇帝上朝时，协助皇帝处理国家重大事务的咨询机构。在满族人统治时期，军机大臣的地位相当高，而且备受皇帝和众臣的尊重。同时协助皇帝处理国家政务的还有位于京城的六部，以及其下属的各部门。牵扯到人民福利问题，以及政府处理事务的方式对百姓造成的影响这样的问题，56个御史就要承担起将情况向皇帝通报，并对皇帝的不当行为或命令提出劝告的责任。纵观中国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不管朝代如何频繁更替，但是御史这种独特的地位及其可能对君王造成的影响却丝毫不曾改变，更不曾受到半分影响，即使到了民国所谓的共和制下，作为中国官僚行政机构的一部分，御史的地位仍旧岿然不动，不曾受到影响，亦不曾发生任何变化。中国在明朝末期，监察机构的举措就是公共服务方面整体道德水平的最直接的体现；身为“皇帝的耳目”，御史经常对最高官员问难，而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基于服务于处于对立地位的政治派系的基本目的。

　　然而，在这些御史中，经常会出现那些正直勇敢的人。他们中的一些人通过代言朝廷意志的举动，对公务腐败现象予以指责，从而对正义之举进行由上至下的扶植，以便实现那些早在全盛时期就确立的合理合法的目标。另外一些人则运用手中得之于传统的权力，公开批判朝廷和太后滥用权力的行为。然而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御史更重要的作用还是专门用于查处阴谋活动和贪污行为，同时他们还要对像李鸿章一样的高官发挥监督作用。这是因为，这些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官，手握重权，家资丰厚，可以诱使“局外人”与他们联合起来，共同查处高官们贪赃枉法的罪证。

　　最后要提到一个特殊的群体——太监。他们居于深宫，是官方管理机构的幕前和幕后之人，终生与皇帝贴身相伴。自嘉庆皇帝以来，太监由于其地位的特殊，已经对国家事务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越来越强烈。太监凭着奉旨行事的特殊权力在行事荒淫的咸丰皇帝的时候，甚至发展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其行为竟然与明末的太监们没有任何差别。等到咸丰皇帝驾崩，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她的贴身奴仆，即大太监李莲英甚至将邪恶的触角伸到深宫之外，发展到可以决定官员头衔和等级的地步，他们要想提拔某位官员，只需要得到皇帝的首肯就可以。此外，李鸿章心细如发的个性，决定了他清楚地了解慈禧关注的事物，对于自己的重要性。于是他主动和深受慈禧宠爱的李莲英结交。在1870年到1908年期间，李莲英在宫廷中一手遮天，将宫廷政治玩得风生水起。这种情况一直到他的靠山慈禧太后去世。

　　按清王朝的祖制，当时，太监拥有官职或者离开都城，这都是违法的行为，而且这种规定一直延续到咸丰皇帝统治时期。不过到了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期间，太监得到了太多的特权，于是一些阴谋和腐朽的现象再度上演，而这些阴谋和腐朽的现象曾一度将耻辱的烙印刻在已经在走下坡路的清王朝身上。受到慈禧太后的荫护，这些太监无数次地滥用权力，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98年爆发戊戌政变后。李莲英在深宫中最受慈禧宠信，他负责管理慈禧太后的个人金库。因此，他经常在公开场合炫耀自己手中的权力，甚至声称自己可以决定朝廷中最高官员的职位升降。这一举动无疑是对王权的藐视。李莲英及其帮凶形成的深宫势力甚至在李鸿章发展事业的很多时候，进行阻挠，以致令其太多的政策无法善终。与日本战前的海军经费问题和此后与俄国订立的秘密协约将这一点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情况直到光绪皇帝（ 1889—1898 ）成年后，在慈禧太后假装还权于皇帝时，李莲英还将那只无形大手安插到朝廷中，随心所欲地解除或任命高官，而且由此获得丰富的报酬。

　　李鸿章为了拯救国家而提出的改革见解，颇具远见，可惜都遭到这些来自深宫的“奸猾无赖”的阻挠，此举和那些京城各部及监察机关中思想僵化保守的权贵高官一样。除此之外，他们对自由思想的传播也极力加以阻挠。

　　1901年，义和团运动在清王朝内引起巨大的动荡，一直对中国事务持有乐观主义想法的赫德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统治阶级故步自封的原因在于自己过于傲慢，自以为是。诚如他所说，“傲慢自大是遗传而来的，因而其所处的环境就笼罩着盲目乐观和愚昧”。如今，受到那无可抗拒的运动的影响，这种自以为是、傲慢的态度稍微发生了些许改变，变得谦逊一些。然而当李鸿章首先理性地发出呼声，试图通过自己的呼吁，将这种傲慢自大的态度予以改变时，却发现自己那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对于自己所属的种族，对于自己拥有的智力，对于自己拥有的文明，以及身处的高高在上地位的傲慢”，根本无法改变。我们纵然可以为这种与生俱来的自大以及对现实的闭目塞听态度感到可悲，然而我们却不得不向这个民族拥有的这种不屈不挠精神表示敬意，因为正是由于这个民族这种骨子深处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从而使他们得以坚守自己的信仰，最终凭借着道德力量将物质力量战胜，凭借着正义的力量，将强权打败；同时，这个民族也是因为这一精神，得以固守自己引以为荣的封闭政策，从而自认为外部世界要远远黑暗于中国内部。

　　李鸿章生活时期的中国，前期实质上依旧是一个颇具凝聚力的社会结构，这一点在古代中国时期就是如此。虽然当时中国内有无数的叛乱，外有敌人的入侵，但在饱经沧桑之后，还是将中国的灿烂文明和祖先崇拜及宗教教育的固有传统完整地传承下来。固然，我们为发源于欧洲文明的科学艺术而深感骄傲和自豪，不过，那些存在于中国的一些东西的确能令我们发自内心地产生敬重之情，其中的一些东西甚至会让我们心生羡慕和嫉妒，而这当中，中国人在考虑问题时先从实践和实用优先入手的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中国人长于沉思的哲学，中国人即便贫困潦倒也能欣然自乐的品格，尤其令人敬重羡慕。欧洲在从奴隶制度进入到希腊和罗马文明之前，一个性质单一且根深蒂固的民族就形成了。这个民族的形成是这种道德哲学以及其上所建立的家族制度的有效结合，即通过制度与人的有效结合形成的。

　　这种民族性质一方面来源于它的地理位置，诚如我们在此前所言，另一方面则是来源于这个国家已经为实践证明了的那种自满的态度。于是这个国家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依然沉醉在自己的梦境里，随心所欲地思考着自己的问题，其关注的焦点是自己思考的问题，而不是思考的最终结果，甚至这种沉思不曾因为那些西方蛮夷一直在天翻地覆的进步而发生变化，而这种进步甚至在他的内心不曾掀起任何波澜。相比于其他国家，不管是在新的信条上还是在科学发明上，曾经的中国都更加强大，因此，在圣人的经典中，可以查找到它那些古代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