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李鸿章接受指派，带领军队去镇压一次叛乱。当然，这次镇压直接让他获得了升任直隶总督的机会。不过，此次叛乱也让他从此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他的母亲于1882年的春天在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的住处，也就是武昌的总督府去世。李鸿章用朴实的语言、抒情性的笔调表达了对母亲去世的哀痛，并表达了他不惜一切为母亲操办这个极具仪式性的葬礼的愿望。由于无论在朝廷担任何种官职，倘若遭遇到父母去世，那个官员都要回到家乡为父母守孝27个月。于是李鸿章多次上奏希望能被免除公职回家守孝，此举被很多文人视作效法和学习的楷模，其中的几篇奏疏甚至被翻译成英文加以出版。其中的一篇写得极为经典，堪称是这位总督文学风格的代表，而且这篇奏折还记录了一些对于研究李鸿章生平极有价值的史实。1882年5月16日，这篇文章首次被发表在《 京报 》上：

　　奏为近接家信，臣母久病不愈，吁恩赏假驰往省视。恭折沥陈仰祈圣鉴。事窃臣母李氏迎养在臣兄翰章湖广总署，先后已阅十年，现已八十有三岁，平日气体尚健，自去冬感患便血之症，延医诊治，血止而夜热未清，春初稍愈。臣前遣长子经方赴鄂代臣侍奉汤药，倾接来信，痰咳时发，饮食难以多进，老年气血久亏，思子愈切，病情加剧，臣闻之心急如焚，寝食俱废。念自同治九年春间督师赴陕，叩别臣母，不见颜色十三年。于兹矣，报国日长而报亲日短。今母病久未痊愈，中夜辗转，刻难自安相应。吁恳逾格天恩，赏假一月，俾臣即乘轮船航海溯江而上，克期驰往武昌省视臣母病状，稍尽乌鸟私忱。臣母得见游子归侍，可以调理复原，臣当迅速回任以供职守。至北洋海防及中外交涉事件并直隶地方政务均关重要，应请兼派重臣来津署理，俾无旷误。

　　李鸿章并未对其在天津担任的职务的重要性进行夸张。原因是日本对于朝鲜以强硬态度要求各项权利的做法让中国政府深为忧虑，而与法国之间的关系也同样困扰着东京（ 即北圻，西方人称为东京，在今越南北部 ）方面。因此，就在李鸿章即将归乡尽孝的时候，传来了老母在武昌去世的消息，朝廷也就干脆拒绝了他又提出的为母守孝100天的请求，而这也是可以让人接受的。于是李鸿章把自身的悲痛化作保护国家利益的动力。“因此，应当用母亲早年对他的教诲来鼓舞李鸿章，坚定自己的信念，以便全身心地投入到报效国家的事业之中。”1882年秋，为了让李鸿章回家安葬母亲，朝廷准许了李鸿章两个月的假期。

　　这是一场相当壮观的葬礼，其中宗教仪式的壮观和场面的宏大都给当地的老百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这种种的庄严与宏大，不仅是李鸿章正统信仰和仁孝之心的表现，更是对这个家族在过去的20年中获取的财富和地位的表示。家中的孝子们——他的哥哥总督李瀚章、他的两个弟弟、20个孙子和8个重孙都聚集在母亲的坟墓旁，以便能够最后一次好好地陪伴这位老人。接下来，人们把这位已经过世的老妇人的灵位奉祀于李家的宗祠之内，其间的过程和仪式相当复杂而隆重，有大批的达官显贵都亲身前往。大家都对这位母亲培养了两位总督儿子这样的卓著功勋，表现出真诚的尊敬。

　　直觉敏锐的传记作者对李鸿章曾在出访德国的第七天写下的文字作出了明确的肯定，这些文字是这样记录的：

　　我回绝了今天所有的来访者，闭门不出，因为我一直对在14年前去世而今已在天上的母亲抱有无尽的思念。无论是在我生活遭遇困苦磨难、种种不测抑或是快乐、自豪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天国里的母亲，无论是曾经还是现今，母亲都无时无刻不陪伴在我的身边。

　　我的父亲在母亲去世之前的很多年就撒手人世。纵然父亲的坟墓宏大壮观，却也空寂得可怕。母亲无数次地向神请求赐福于自己，同时也向父亲的在天之灵祈祷，希望自己能够早些和游离于天国的父亲见面。然而母亲绝非有自杀的想法。通常很多没有知识或是有一定文化的妇女总标榜这样做是如何得伟大而光荣。但是倘若母亲真的自杀了，先走一步的父亲也绝对不会赞同这位他深爱的女人的做法，而且更不会感到慰藉。

　　母亲的去世无疑成了我一生最大的悲痛。纵然我希望回家守孝一年，但当时朝廷与俄国就朝鲜地位的问题的谈判刚刚开始，我也只好与总理衙门保持不断的沟通。

　　方才接到了哲学家莫尔托克先生的来信，本来打算明天再去读它，但转念一想我必须今晚就读，而且要多花一些时间去读，因为我可以从这位哲学家的言语之中找寻到对母亲温存的回忆。

　　李鸿章对母亲的积极追忆是有深刻原因的，这种原因正是他多年接受的儒学传统教育中对于基本孝道的追求，在这14年之中，李鸿章明确地表现出了对于这种道德的认同。纵然在对后代的教育上，我们要想轻易地说出这种正统的行为有多少是出于真正的深厚感情相当困难，而且也很难说出这当中又有多少是在故作姿态。对于和李鸿章很熟悉的人来说，他们都肯定了李鸿章对于母亲深沉的爱（ 包括他对他家庭的其他成员也是这样 ），但他的爱也不能完全排除为政治和文学服务的目的，这当然也包括对于家庭和其他密切关系的利用。这是由他的性情决定的。为了借助阅读信件的方式来追忆母亲，在德国的波茨坦，他甚至牺牲了极为难得的五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当然了，这种说法来源于古代追求孝道的传统，不过事情的真实可信度却未必很高。

　　李鸿章的本性是如此热爱自己的家庭生活，这种本性往往在他进行完紧张而繁杂的公务活动之后的闲暇时间表现出来。即便是在他已经功成名就、富甲一方的时候，他的家庭中也并非一团和气。他的第二任妻子婚后几年都不曾生育，而且健康状况一直不佳。到了1879年，她的身体就彻底垮掉了。在他人的劝说之下，李鸿章将一名曾得到过马根济医生帮助的英国女医生请来，而马根济医生则是英国人设立在天津的一家慈善救助机构的成员。结果，他的妻子的疾病得以治愈，李鸿章也由此更加笃信欧洲人的医学水平。他特意聘请马根济医生和欧文医生为自己家庭中的女性成员做常规性检查和护理。这种大胆的行为证明他对欧洲医学的信任。而这位欧文医生甚至后来还曾在李鸿章去国外游历时，以私人医生的身份陪伴着他。

　　李夫人在接受治疗后不久就当上了母亲，这使这位总督大人极为高兴。在此之前，为了作好给李家延续香火的思想准备，他已经收养了自己的一个侄子，并为其起名李经方。这个孩子是他的那位已经去世的哥哥李肇靖的儿子，后来成为李勋爵。他历任中国驻伦敦大臣、中国驻东京大臣和一些其他职务。他在清朝统治时期的政治方面，以在外交纲领上赞同日本反对俄国而众人皆知。清廷覆灭以后，为了在1911年至1912年这段充满危险的革命时间里寻求安全的庇护，他隐居在大连。纵观他的一生，在政治上缺乏工作能力和创造性使得他并未作出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他在政务的处理风格上继承了其养父的精明，却缺少他的勇气和创新精神。但一般的报告中，他被写得也好像他的养父一样有着攫取的特别爱好，而且在此类事情的处理上同样谨小慎微，其采取的行动方式也尽力避免任何对于李家不利的举动。在这一点上，他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他认为代议制和共和制的政治体制并不适合中国的实际国情，由此他预见到了孙中山提出的整治方案不会成功。此外，他还目光长远地看出孙中山的政府一定会遭遇军事独裁的结果和社会民众性的叛乱。

　　如果要研究李鸿章的一生和他对中国历史产生的影响，我们就有必要去研究关于其直系的子孙后代的记录，而这种研究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甚至比研究李鸿章和他的长辈显得更为重要。然而如今的作品，大多对官方的记录和李经方、李经迈、李经義等的私人传记作评论性的解析持有反对意见。但必须承认的是，这位总督的儿孙辈之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在文学领域和政治领域达到和总督本人比肩的水平。

　　这个家族所抱有的巨大的政治资本和实际财富，特别是杰出的智慧在中国差不多已经达到尽人皆知的地步。然而对于今天整个帝国都处于风雨飘摇的时局之中那惴惴不安的状态，特别是好像每个事件都发展到了与这个帝国预想的结果背道而驰的方向，广大民众也更多地对帝国的想法和做法抱有苛责的态度而非同情，这种种的情况都使得以李鸿章的后世子孙为代表的中国官僚体系的政治观点显得如同一场暴风雨来临之前的虫鸟的鸣叫。即便是国家正在遭受痛苦，她的领导者（ 即维新派的“知识分子”和原有的政治官僚们一样 ）仍旧进行着肮脏的斗争，其斗争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金钱、权势，就是为了获得领地，而且无休无止。

　　在这方面，李家后代并没有能够继承前辈所特有的卓然不群的洞察力和预见性。倘若是李鸿章在世，面对这种情况，他一定能够预见到这些职业官僚无休止的自私谋利和妄图恢复帝制的行为会给这个国家带来无结果的惨败和更为深重的危险，而且他也会用自己的力量来阻止这种危险的发生。就如同在欧洲战争中表现出的状况，由于今日之中国难以在边境上找到任何均势的力量平衡带来的保护，这也正暴露了今日之中国最虚软的弱点。

　　面对这种情况，李鸿章曾经采取的办法和消极抵抗的措施已经不足以起到任何有效的作用。事实上，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想要推翻帝国的人之中，没有一个人有真正的治国之才，当然他们也没能作出任何能够压制党派争斗来保卫国家共御外敌的举动。相反，他们的软弱和守旧给外敌带来了更疯狂侵略的勇气，外敌利用这个时期国家的纷争和混乱的局面，让这个国家争取民族独立的希望永远地破灭了。这些新成长起来的政治阶层表现出的图谋私利、贪赃枉法的野心而建构起的政治操守也让外人一览无余。

　　从革命发生以来，除了一两位家庭成员以外，李氏家族其余的家庭成员都作出了为了保留家族原有的地位而进行的努力和活动，而此刻他们却忘记了他们更应当为之努力保护的祖国。此刻家族成员显然已经分成两派：其一是传统守旧的一派，他们对中华民国的共和制度蔑视而充满敌意；另一派则对袁世凯妄图称帝的行为持有极其反对的意见。用具体事例来说，李鸿章的次子李经迈曾是清朝统治时期的著名人物，特别是在维也纳与那些财政家和军火商人比肩而立的时候更显示其重要地位。1911年，他对排满运动表示出不满和反对的态度，而且和弟弟李经初都对袁世凯怀有敌意。而李经方等人却反对任何没有通过强势军事力量而获得的政权，原因就是“没有顺应天命，没有接受天命的委托”。在这个层面上来讲，李经方从来都是对正统的坚定捍卫者，然而这种捍卫用1900年赫德爵士的话语来评价，就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功业。而在中国经历了繁乱的内部纷争之后，摆在中国面前明显的可供选择的方案就是由外国人来对中国进行统治。

　　李鸿章的长子李经述在他的父亲过世三个月之后也撒手人寰，这个时间与慈禧太后于1902年1月逃往外地而后又返回的时间基本吻合。李经述的去世并非像一般的官方评论描述的克职尽孝，相反却是生活习惯上的放浪不羁造成的。李经述的长子李国杰承袭了家族的爵位，最近还担任了中国驻比利时大使。1912年，他反对建立共和国，同时他也对由袁世凯的支持者和朋友们提议建立的君主制持反对意见。最近他的弟弟李国运也在北京，他是清帝退位以后治理广州的非军人总督，却又与前不久刚刚发迹的军事都统龙济考不睦。而这个原因也让他最终辞掉了这个危险的肥差。

　　李经羲是李鸿章的侄子，在李鸿章的后世子孙中，他是最为著名，也是声望最高的。他曾经是云贵总督，是一个坚决维护清帝统治的保皇党成员。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去往青岛避难，因为那里有许多满洲贵族和中国的高级官员为了获得安全而求助于德国人的保护。而在袁世凯一意孤行地将国民党（ 亦称为革命党 ）解散之后，经过别人的劝说，他又回到了北京。在其对恢复满洲人统治的坚定信念影响之下，他短暂地担任了政务会主席一职。而当政务会被国务会（ 基本上由袁世凯的拥护者组成 ）取代的时候，袁世凯帝制复辟的活动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面对此种状况，他选择了再一次离开京城，开始他卸任之后的私人生活。从他的角度出发，他是一个旧政权的忠诚捍卫者，也是一名真正的爱国者。在勇气、创造力方面，他与他的叔叔李鸿章极为相似。他的这一性格在很多公文中得到了体现。其中在极为著名的一篇奏折中，他建议清廷就边界问题向英国宣战。而在另一篇奏疏中，他又敦促摄政王要早些召开会议，在时间上一定要比1907年慈禧太后提出的时间早。而在1902年，老佛爷以他“爱使性子而且时多抱怨”为由对他予以免职，不过没多久又让他官复原职。

　　尽管李鸿章有着慈善、谦和的天性，但对于儿子们而言，他在家庭生活中仍旧扮演着一副严父的形象。特别是在学业方面，李鸿章极其强调纪律的严格。但对于儿子所学的科目专业，他还能抱着比较开明的态度，并不是一定要以传统的眼光来看待所学科目的高下，因此李鸿章的儿孙、侄子都对他极为尊重，同样也像他平时一样，表现出对待传统文化的深深敬意。但李鸿章在家族的事务中绝对是一言九鼎，就如同当时中国很多有钱的“大爷”一样，那种在家庭中的地位就如同一家大客栈的掌柜一样。然而随着子孙后代的繁衍增多，他的家庭生活也变得越发繁乱而复杂。他对家庭的管理方式就是一种管理大家族的方式，而在李鸿章内心的幸福哲学就是希望自己能够从这个家庭的整体氛围中体会到有益的训导与愉悦、和睦。他希望自己成为儿子们的榜样，对待生活富有责任心而且精力旺盛。

　　但与此同时，尽管他不愿意承认，却也认识到他的儿孙们缺乏一种改变贫穷的斗志，但也正是这种改变贫穷的斗志和决心让李鸿章在很早的时候就懂得要奋发向上，进取有为。而且在其他方面，孩子们也因为锦衣玉食的生活而令自身的发展受到了阻碍。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像中国这样，想要在富裕人家培养出一位杰出人才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而对于自己和其他众多的事情，李鸿章总是能够勤于思索探求。在辞别人世之前，他相当清楚地意识到，由于挪用公款和营私舞弊，自己的家人甚至随从都饱受外界的鄙夷和批评。在教育方面，他为儿子们创造了很好的环境，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是如此，但也正是因为他和哥哥李瀚章的贪心，使得他很难在儿孙面前树立一个朴实无华、刚正不阿的形象，当然更不能要求儿孙们成为那样的人。他知道，导致中国现今如此贫穷、虚弱的根源就是人们对于金钱的盲目甚至疯狂的爱恋和追求。李鸿章也如同慈禧太后所做的那样，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用落入俗套却温柔晓畅的言语对这个问题进行一番批评，但是在实际的行动上，他却找不到任何方式可以控制金钱给予自己的诱惑。李鸿章的儿孙们在这方面也同样不曾有任何改善。各种贪婪的投机分子和钻营家、善用阴谋手段者都在19世纪90年代会集于天津的总督衙门，而且一种道德败坏之风也从这里弥漫开来。伴随着儿子们的成长，李鸿章家庭生活的品质也不断下降。儿孙们所取得的官职爵位大多数也来自他本人的权力。不容置疑的是，当李太太还在世的时候，通过她的有益影响还能让其儿孙保有一定的尊严。1892年，当她去世的时候，一切可以保住尊严的脸面也就荡然无存了。这位年龄越来越高的总督在孤独和寂寞中度过了自己人生的最后八年的时光，失败和耻辱带给他的痛苦也弥漫在李鸿章的生活之中。关于他的报告，无论是好是坏，给他感情和思想上的影响都是让他逐渐转变了原有的谦逊和蔼的人生观念，从而在做事时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然而正是这种谦逊和蔼的人生观才使得他超越了自己同时代的众多人。在自己的妻子尚在人世之时，李鸿章总能从妻子那种带有同情的明智规劝之中获得一种支撑和快乐，哪怕这需要负担更为沉重的责任。但从这个方面来看，我们可以轻松地发现，李鸿章也曾经是一位温柔体贴、善解人意的好丈夫。

　　纵然李鸿章喜欢闲谈和朵颐饕餮，但仍旧对其十分节制。就如同慈禧太后那样，他对吃喝这类的事情态度非常明确，那就是要保持一种中庸之道，当然，这并不会影响他偶尔也会发生几次醉酒的事件。总体看来，李鸿章的身体相当健康而且强壮，实际上，这种健康的身体也是他日后成功的重要秘密，因为强健的体魄令他可以拥有完成艰苦工作的忍耐力和体力。在1895年与日本全权代表关于下关谈判期间，日本浪人将李鸿章的脸开枪击中。此时的李鸿章已经72岁，不过他仍再次表现出超凡的生命力。他以出人意料的镇静和坚韧的品质克服了所有的艰难病痛，并随着时间的流逝，最终从枪伤中逐渐恢复过来。他的做法和表现出的精神赢得了朋友甚至敌人一致的钦佩和赞扬。就李鸿章的外交认知来说，这种事情也是他的一种工作，而且是很幸运的工作的一部分。

　　李鸿章深知自己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角色之重要，而且对自己取得的成就深以为然。在他的身上，既有达官显贵的傲慢，也有对权力的痴迷与追求，而且他还会因为拥有权力而表现出溢于言表的自豪，但这种自豪又由于他的性格中的天真直率而得以缓解。倘若他再早来到这个世界50年，恰好赶上乾隆皇帝的统治时期，那么李鸿章很大程度上会因为他接触的文学水准获得一份平常的荣誉，临近去世时也就能刚刚可以混上大学士的名号。但太平天国的起义，特别是通过和西方世界以及西方人的接触，李鸿章加深了对其的特有认识的认识，从而令自己平步青云，获得了一举超越了同时代其他所有官僚的成就。李鸿章独有的这些知识又赋予他独特的获取财富的方法，人们把这种获取财富的方法类比于通常意义上衙门机构的“压榨”。通过这种方法，李鸿章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卓然于这个帝国的芸芸众生。他巧妙地将头脑中对外国的深刻认识和自身具有的灵巧的外交手腕及远见卓识结合起来，使得自己在当时阴暗的社会环境中焕发耀眼的光芒，同时也变得十分突出。实际上，正是由于前所未闻的条件不断涌现，他才获得了成功，即使是中国惨遭失败的关键时刻，他仍旧能得到运用熟练知识展示的机会和他那永远斗志昂扬的精神和身体状态。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还将继续围绕着李鸿章官僚生涯中的几次典型事件展开论述。诚然，我们一定会根据他在每段不同时期工作性质的不同，按官员、外交家、政治家、海军和陆军总管几部分对他的一生进行介绍，因为这样的划分，更有利于我们对其进行更为详细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