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李鸿章28岁，此时他正住在位于安徽合肥的老家里。对于此段时间内李鸿章的职业情况，人们知之甚少。在豪恩?约翰?科士达虚构的李鸿章传记的前言中，他用令人无法理解的称赞式的口吻形象地描述了李鸿章在从京返乡时，太平天国运动已经发展到了何种程度，而后他又说道：“当他回到家乡，看到叛乱者的锋芒直逼北京，此种情况激起他强烈的爱国之心，于是他周身热血沸腾，因为他清醒地认识到那个令他获得荣誉的朝廷和旧统治正被笼罩在日益临近的危险之中。他马上着手操练新兵，对敌人的后方进行袭击和骚扰。”对于李鸿章军事生涯开端的描述，道格拉斯教授除了将日期推迟到1853年之外，基本和豪恩?约翰?科士达的方法一样。众所周知，李鸿章在金钱问题上一向持小心谨慎的态度，于是这就让我们对这样一个情节无法接受，那就是先撇开李鸿章是否具有这样做的能力不谈，纵然他具有天大的热情，然而却孤立无援，那么即使只靠个人力量，同时还要耗费巨资去召集军队，这几乎也是不可能的事。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我们可以从一个更具假设性的证明上获得支持，那就是李鸿章之所以放弃了当时已颇有建树的文学事业而投笔从戎，就是由于太平天国在对清政府的斗争中，作出了策略调整，从而使得清政府更加难以对付他们，于是时任帝国军队都统的曾国藩就向北京提出为其供给一些文书人员的请求。

　　此时，一位安徽籍的在翰林院任职的人士便推荐了李鸿章，使其成为一批拥有远大政治前途的官员中的一个。倘若这些资料所记载的内容都是真实的，那么在为帝国军队从地方征募兵源的过程中，李鸿章和他那位死于1856年的父亲还是作出过相当大的贡献的。一种得到众人共同认可的说法是，正是在曾国藩的引导下，他们二人才作出以上种种作为的，而且他们募兵所用的经费也是由省当局为其提供的。当然，我要说明的是，以上观点纯粹是基于现代证据用推理的方式得来的，那些现代证据显示出1855年的时候，李鸿章就在合肥的司库办事处供职，为的是赚取用以养家糊口的薪俸。在任职期间，李鸿章的诸多举动令这一地区的治安官对他颇为关注。在向上级所陈的报告中，这位治安官盛赞李鸿章是一个前程远大的不可多得的官员。于是他的父亲就凭着这份报告，多次谒见曾国藩。当然，最后的结果也是令人满意的。曾国藩这位身兼学者与军人双重身份的大人物，大力赞扬李鸿章的文学风格和书法造诣。就这样，这位年轻的翰林院编修就此弃文从武。无论他接受此任命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不过这些都切切实实地为他日后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英国的读者应该会留意到，以中国当时的情况来看，仅仅接受过传统教育的民事官员倘若不具备经验就想担任较高的军事职务，特别是当这个民事官员需要承担一些对外条约的谈判、一个钱庄的经营管理抑或是保护一条大河等任务时，他们就会表现得同样无知，同样愚昧。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官员已经承担了整个官僚阶级需要具备高级技术的全部事务。在他们眼中，这位官员可以说是具备超凡的能力，他无所不能，无所不精。可是在英国，这种情况恰恰相反，政治家和舆论更倾向让内阁大臣去处理那些需要高级技术才能够完成的任务。因此，对于李鸿章能够从一个江苏省的军队文书被迅速提拔为帝国军队的指挥统帅的原因，实在是缺乏足够的证据予以有效的论证。

　　不过，却有充足和可靠的证据表明，李鸿章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轻易地就获得了曾国藩的青睐，从而得到了晋升的机会，只是因为他身上那种勤奋和杰出的品质。李鸿章不仅在军事方面获得了提升，在民事政务部门里也同样获得了提拔。1857年，他接到了浙江省代理审判官的任命书，而仅在两年后，他又被提拔为福建道台（ 事实上他并未任职于此 ），最后在1862年，他成为江苏巡抚，也正是在此任上，他的外交艺术在上海获得了迅速的提升，使其具备了胜任外交事务的广阔视野。1860年，借助和华尔的关系，他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对欧洲的战争方法进行研究上，也是在此时期，他的聪明睿智使得他真正认清了外国军事的优势在哪里。而英国和法国正是利用了这样的军事优势轻松突破了帝国的北方防线，顺利包围了北京。

　　在中国，有两个有趣的传说就是关于这一时期李鸿章的事业发展的。倘若从名副其实的角度来看，宓吉先生无疑是一位真正的权威人物。1901年，距离这位总督辞世不久，我们就可以从其所发表的文章中，看到他率先相信并宣传了这两个传说。他声称，其中一个传说证明了李鸿章之所以能够成功地镇压太平军的真正原因。那就是他曾经以一名俘虏的身份在太平天国的军营中生活过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巧借文书之职的便利条件，控制了太平军里某位不识字的头领，从而能够让自己死里逃生，还顺便熟悉了整个太平军的军事建构和领兵方法。这个传说也许是真实可信的，当然它也可能只是东方国家虚构的一个离奇的故事。就李鸿章这个传说本身而言，虚构的目的也常常是为了掩盖历史真相。对于这件事，我们不曾在任何官方记录中看到，因而，我们今天不能对此传说进行任何结论性的反驳。不过纵然他曾做过太平军的俘虏，那么那段时间也一定相当短暂。

　　第二个传说与第一个传说不同，单从表面上看就很可能是事实。这个传说和帝国的另一位程学启（ 李鸿章的昔日部下，与戈登一同英勇地对抗太平军，特别是在1863年于苏州被重新俘虏之后，他的表现更为突出 ）有关。程学启本来是太平天国的一个头领，后经李鸿章策略性地对其加以规劝，结果他就选择了投靠清政府。在李鸿章写给皇帝的一篇奏折中，具体描述了程学启在1864年4月英勇奋战攻打嘉兴府的事，同时，他在这一奏折中也对这位程将军出身于叛军首领的事实予以坦然承认：

　　（ 程学启 ）于初十日子刻出缺，臬司郭柏荫督同府县亲视含殓，料理后事，并据禀报。前来，臣适行抵常州，接信之余，不胜悲悼。各营将士恸哭失声，江沂远近官绅士民无不同声呼怆。伏查，程学启籍隶安徽桐城，遭乱被虏。英逆“四眼狗”欲重用之，程学启以该逆荼毒百姓，尝自逃去二……密赴曾贞干营中纳款。曾国荃兄弟见其志趣忠勇，迥异寻常降将，遂留营带队攻剿，旋克服安庆省城，程学启之功居多。经督臣曾国藩等奏报在案。其时，臣在安庆，熟闻程学启勇可任，适奉命赴沪，仓促招募，几不能成军，请带学启所部两营东来。……

　　就在这篇奏折中，李鸿章还不厌其烦地将已故的程将军的功绩一一向皇帝陈述。但是，倘若这个广为人知的传说确是事实，那么它就意味着李鸿章对于程将军的了解比从其他官员口中得到的情况要丰富详细得多。因为人们都肯定程将军之所以能够得到提升完全是因为他给了李鸿章一大笔钱，而李鸿章又用这笔钱去换取他本人的未来升职前途。在这个传说的故事中，很多细节都符合当时中国的情况，自然也没有什么情况不可能发生，因为这样的权钱交易往往都会成为玄奥莫测的战争学中的一部分。据称，就连程将军与李鸿章妹妹成婚也是这个协议中双方保证互相忠诚的重要组成部分。

　　倘若针对目前我们的写作内容来看，将笔墨过多地用于记述李鸿章在解决太平天国问题中扮演的重要而负有决定性的角色，实在没有太大的意义。关于他参与对抗太平天国战役中的主要时间（ 1853—1864 ），道格拉斯教授已经作了简明而精辟的记录。倘若读者需要得到更加准确而全面的信息，那么就可以到弗雷德里科?卜鲁斯爵士、斯特夫利将军和“中国人”戈登所发的公文和急电里去寻找。有一本蓝皮书收录了这一时期全部的公文和急电（ 也就是1855年，莫斯曼编纂的《 戈登将军在华日记 》）。也许我们还可以通过将这些资料进行比较，把它作为对于编造历史的一个实际而富有影响力的教训来学习。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把现代写作的曾国藩传记，以及由英国驻华领事馆的R. A. 詹美森选编和翻译的专用于搜集官方文件的帝国法令集与之进行比较。

　　在李鸿章和戈登之间确实发生了一次广为人知的争吵。这次争吵的起因就是李鸿章背弃之前的约定，在苏州将太平天国军队的首领斩杀。这是历史上的一个真实的事件，也说明李鸿章和戈登在关于道德的认识方面的确存在着分歧。戈登期望李鸿章对待战争始终保持仁义和礼貌的态度，并用这些内在的思想态度去约束自己的行为方式。但在李鸿章的内心深处，他仍对欧洲人对其宣誓的重视程度有着很大的疑问。在这一点上，戈登就缺乏敏锐的洞察力和精确的判断力。戈登对于总督如此伤害他感情的做法迅速作出了报复性的回应。这也就使得这次争吵更显戏剧化和纪念性。但是，因为这两个人身上东西方不可调和的理念冲突，使得同样的事情经常发生。倘若戈登认为李鸿章表现出的贪婪和虚伪令自己无法接受，同样的感觉也出现在那些达官显贵身上，在这些全身洋溢着难以揣摩的优越感的高官显贵看来，戈登那直率到近乎愚蠢的行为，以及坦诚而执著的坚持态度，同样令他们无法接受。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李鸿章在和华尔、白齐文和戈登开始交往的时候，他就怀揣着明确的目的，那就是通过与外国人的交往来获得先进的军事技术，与此同时还要倾尽全力阻止他们肆无忌惮地侵害中国官僚们世代享有的特权。在李鸿章的心中，对于欧洲人侵略的恐惧感远胜于他对于内部叛乱的担心，因为他比任何常年在北京的官员都更清楚地了解西方国家拥有的军事实力和他们进行军事远征的真正深层次的政治图谋。

　　1857年，英军的一小股部队将广州攻占并迫使清政府在北京签订《 埃尔金和平条约 》。这一事件将这种政治图谋清楚地表露出来。1862年，李鸿章用一种相当礼貌的方式对俄国提出的由其出兵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军的要求加以回绝。而就在此时，李鸿章已经在心中暗暗确定了要运用治国之道中刚柔并济之法去对抗西方世界中一贯坚信的野蛮且无礼的军事思想。在这种情况下，俄国军官指挥的俄国军队是无论如何都不会符合李鸿章对外国军队的策略的，理由就是这支军队根本就不在自己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不过，李鸿章却认为，此刻攻占北京的英法军队明显不同于俄国军队，他们是可以用来对付中国国内的那些反叛者的。斯特夫利将军和舰队司令普罗泰特表示愿意和李鸿章的军队为保护帝国的安全共同竭尽全力。在他们看来，李鸿章就代表了中国。于是，李鸿章为他们如此的做法感到无法抑制的开心和满意。如果自己能始终将给皇上的信息奏报权握在手中，那么他对于请戈登和他的军队去剿灭太平军的行为表示欢迎之至。在他给皇帝的奏报之中，他再次运用了如同上一次他记述程将军的精彩文笔，并在报告中将戈登在这次平叛战争发挥的作用压缩到了几不可见的地步。尽管如此，戈登还是同样领受到了皇帝赐予的黄马褂和顶戴花翎的奖赏。同时，为了表彰戈登的卓越贡献，清政府还奖励戈登一些金钱，不过被其拒绝。然而，李鸿章始终紧握手中那杆蓄势待发的笔，目的就是可以随时维护“历史的准确性”。此时此刻，他已经意识到倘若可以将加之于“常胜军”身上的荣誉和光荣拿来表彰自己的远见和胆识，那实在是再合适不过的事情。

　　李鸿章对戈登的态度由最初的亲近变得粗暴无礼，原因就在于他对于这位仅凭勇敢和冲动行事的军事指挥官的依赖程度降低了，为此，他们之间的关系时常变得异常紧张，而这种紧张大多是由于李鸿章克扣这支军队军饷的行为而引起的。与之相同的情况也发生在美国的冒险家白齐文的身上。身为戈登所率领的这支“常胜军”的前任司令，他就因为曾经与李鸿章闹出不愉快甚至直接倒戈到太平军的一方。事实上，李鸿章对于战役的态度始终未变，他只从是否会影响他的金钱收益的角度来考虑和看待问题。在此时期，他军事思想的主要特征仍旧集中在报酬问题上，他多次向朝廷暗示，他的军队借助于获取战利品的方式来为自身提供补给。之前所记述的“传记”也表明李鸿章相当坦诚地对此事作出承认。下面这几段话就是这种思想的例证。

　　1863年2月25日是第一段记载的日期，而戈登是在3月份就任“常胜军”司令一职的：

　　戈登上校在信中说，有一点必须予以声明，他目前只会在做最高军事指挥和什么都不做之间作出选择。这一点也代表了所有帮我做过事的外国人的共同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不会在他们寻找这一岗位或在作出几个星期的等待就会减弱。诚然，我并非在此指责这位英国的军官，因为他既没有想在帝国担任统帅的野心，也不想向帝国索要报酬。从始至终他都不曾看重报酬，但是他的上级却将此事挑明，这对我来说问题已经足够明晰。可是，倘若他真的有本事，那么他就能够为自己的军队取得足够多的所需武器，以便能够剿灭太平天国的乱党分子，而在此后的一个月时间之内，他将获得他应得的荣誉。

　　从行为举止方面来看，戈登无疑是我所接触的那一层面的外国人中表现最好的一位。在他的身上，我并不曾觉察出大多数外国人身上表现出的让人作呕的字符。除此之外，他那坦白爽快的个性和理性的思维也表明他身上具备优秀的军人素质。

　　戈登在刚刚到达军队的两个小时时间里，始终在视察部队，发号施令。让我感到欣慰的是部队能够听从他的指挥。

　　在时间为4月7日的记录下，我们能够找到另一件可以更为准确地反映李鸿章军事财政手段的事例：

　　眼下，戈登将军正带领着他的三千名“常胜军”下属和一万五千至一万六千名由帝国正规军和各省的非正规军组成的部队对福山一带的叛军展开艰难的进攻。在此之前，我就已将一部分粮饷送往作战前线，同时也向他们传达了如果可以夺回福山，他们就可以得到更为丰厚的报酬的意思。同时也告诉他们，如果能够乘胜追击，一举夺回整个苏州，那么这支部队里的每一名士兵都将得到全部的饷金和额外的奖赏。

　　在5月份的时候，李鸿章对于此时仍是一名军人的戈登将军抱有极大的好感，并亲切地与之称兄道弟，而且还亲自向皇上上书陈情书，请求授予戈登将军在来华期间“作为一个总兵（ 即旅长 ）所应得的官衔和职位”。当然，通过帝国法令的形式授予其官衔和荣誉，这是对这个来华将军最好的表彰。

　　“敦促戈登采用更为严厉的军令来维持‘常胜军’的军纪，原因是这样一支部队现在的状态就是一盘散沙。采取这种措施的目的就是要杜绝以往所有的悲剧再次重演”，李鸿章相信，这样的一份敕令一旦发出，所有有问题的官员都会俯首听命。

　　但就在此之后的两个月，两人的关系一度变得相当紧张：

　　在这段时间里，戈登唯一想要的就是钱，而且不遗余力，不落分毫，在他的眼中，我似乎就是财神爷。他说倘若清政府不能给予全额的军饷，他的“常胜军”就不会再为清政府卖命。但是我告诉他，如果一旦他们控制苏州城，那么他们就可以得到足够的薪金去补发欠款和发放奖金。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此前白齐文将军统领部队的时期，不过他采取了武力手段解决问题，那就是抢夺了上海军需官的金库。也正因为如此，李鸿章解除了和白齐文之间的合作关系。在接下来的外交控辩中，英美两国驻北京的公使对白齐文予以极大的同情和支持，不过李鸿章对这样的讨论表达了断然拒绝的态度。因为在他眼中，这样既敢违法又敢中饱私囊的家伙是无论如何都不可以被接受的。但就在戈登上任的五个月之后，白齐文又头脑发热地投靠了太平天国的叛军，和他一同叛逃的还有一百多名对帝国待遇不满的欧洲士兵。戈登也因为李鸿章对待白齐文的态度受到了影响，他觉得自己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情况下，重新组建一支有纪律有战斗力的部队是非常让人觉得痛心和失意的，于是戈登就辞去了司令的职务。但随后他就听闻了白齐文的偷盗行为，内心中的武士性格驱使他重新接受了原来的职位。这些事情的发生时间就是1863年。对于李鸿章来说，白齐文事件的影响相当严重。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所发布的文告中窥见一斑。文告中声称，只要能抓获白齐文，不管是活人还是死人，他就赏赐那个人白银三千两；而后他又以得意、蔑视、勇敢的姿态来对待那些英美领事馆中的强势当权者，这件事情中表现出的品质就是李鸿章外交风格的典型代表。

　　在白齐文叛逃之后，戈登又重新回到了那个让他并不情愿的位置上。然而，李鸿章并没有因为他如此宽宏大度的胸怀而心生感激，相反，他依旧固执地坚持着小气吝啬的态度对待“常胜军”，而在戈登的心目中，他也始终坚持对正规军的军饷进行索要，鄙视那种在得不到的情况下就用武力方式进行劫掠的做法，原因也是这样的制度存在已久并在前任的时候颇受欢迎。在部队占领昆山之后，他修书一封给李鸿章，其中的措辞相当强硬，以“不想因为每个月在索要粮饷的事情上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为由，提出辞职，以此进行要挟。此外，他还声称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依旧出任这个职位，简直就是他身为英国官员的一种侮辱。不过，倘若问题一旦涉及金钱，李鸿章就变得相当顽固了，他之所以不愿放弃这个原则拒绝暂时性的屈服的唯一原因就是害怕自掏腰包。

　　1863年12月，戈登攻陷苏州城。在此之后，李鸿章公然背弃此前双方的约定，斩杀了太平天国的头领。如果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种做法完全符合李鸿章的处世之道和他内心的道德哲学。而且就是这件事让我们对李鸿章的个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那就是无论任何事情，只要阻拦了自己的政治图谋和政治野心，那就要对他甚至是他的生命采取果断的消灭态度，而此前的欧洲人却对这方面知之甚少。李鸿章从他视为榜样的慈禧太后身上学到了一种东方式的残忍哲学，那就是对待那些阻拦其实现心目中的国家义务或是阻止其获得个人利益的人，必须除之而后快。

　　“常胜军”攻占苏州一段时间以后，在李鸿章看来，很多事情的状况已经变得日益明朗，那就是太平天国已经失去其心腹命脉，距离它的生命终结的时间已经不远了。1853年秋，就在白齐文叛逃到太平天国那里后不久，因为李鸿章对待“常胜军”过于吝啬的态度，这支部队中有很多人好像要学白齐文的做法。然而，面对这些被财富所困的士兵，倘若想让他们幡然醒悟去对抗太平军，政府所能做的好像又太少、太迟了。在白齐文归顺太平天国之后，他一心希望组织一支可以与帝国军队抗衡的部队，以此报复李鸿章所给予他的无礼且不公正的待遇。同时，白齐文还修书一封给戈登，劝说他和自己一起加入这一不平凡的冒险事业。不过，很快白齐文就发现他在苏州城中完全无用武之地，于是迅速觉醒，理由是这里没多长时间就会因为意见不合而出现分崩离析的结局。在太平天国被封的八个王里，只有一个人目标坚定而且决心死战到底，这个人就是慕王谭绍光。而其余的几个王则在其三万名追随者的怂恿之下，已经私下里和帝国的程将军进行接触，希望能够用投降换取大赦。没多久，白齐文和他的追随者就看破了太平天国背后的虚弱和无助，他们开始去向戈登言明自己目前所处的困境，希望能够再次为帝国效力。而戈登还是很乐于接受他们此时的求援的。在这个处理告一段落之后，太平天国的一次针对慕王的秘密刺杀行动已经在一次议事大会上悄然展开。太平天国中的叛乱分子希望剪除掉这个起义队伍中的最后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希望死战到底的王爷，当然这样的刺杀在他们眼中可以为他们的投降向帝国换取更为优厚和宽松的条件。在这样的秘密行动之前，程将军和戈登将军已经同太平天国中希望叛逃的将军见了一面，作为对帝国免其一死的特赦的报答，王爷们同意秘密撤换掉城中一个岗哨，放帝国的军队进城。程将军参与了这个秘密协定的制定过程，而且他清楚地知道协定的一项就包括苏州城被占领之后不能够被劫掠。协议达成之后，戈登命令程将军回营着手布置相关的事宜，而自己则到李鸿章处报告此事，他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换回他攻陷这座城池的应得奖赏。为了让自己的手下将内心中对侵夺劫掠的欲望消除，戈登特意命令部队撤退到距离苏州城一天的行进路程之处。然而此时李鸿章的脑海中只存留下苏州已经攻下的结果，却忘记了自己当日对戈登的慷慨许诺，也拒绝了戈登之前提出的为“常胜军”发放两个月军饷的请求。此举严重伤害了戈登在部队中的威信，还险些引发兵变。因为此前戈登就已经当着程将军和各位军士的面庄严许诺，倘若太平军首领按时投降，那么就可以免其一死。纵然没有李鸿章的许可，戈登也完全有权力保证让这些被征服者享受到人道的待遇。

　　就在几个月之前，帝国军队攻陷太仓之后，抓捕到了七名太平天国的首领，并对其进行残酷的拷打。而这件事就发生在戈登向太平天国的投降者作出保证之后，随之这七名俘虏就被凌迟处死。此事令欧洲人感到极度的震惊，并对凌迟的行刑过程感到强烈的震撼。这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在上海的英国军师统帅布朗对李鸿章发出严正警告，声称倘若这样的事件再出现，那么英国军队将撤出帝国的战斗编制。就在这种严正的警告之中，李鸿章被迫承诺遵守人性的方法处理反叛人员。不过，所有的承诺都是发生在太平天国还并不是十分空虚或是即将出现崩溃之前，现在李鸿章已经摸清了太平天国的底，所以他能轻松应对戈登以及其他英国官员的态度转变，并对此持淡定的态度。或者可以说在不久的将来，李鸿章发自内心地希望英国官兵撤出，戈登也离开他现在的职位，这样一来，任何人都不会再阻挠李鸿章对太平天国进行残忍报复的行为。当外界环境已经不能给李鸿章带来重大压力的情况下，李鸿章就毫不犹豫地向那些太平军的首领伸出了双手，下令将他们处死。

　　关于这次屠杀流传着各种版本的说法，其中当然也是众说纷纭。第一种说法声称是依据戈登在他最为恼火的时候写下的记述，在其中，他详细地列述了李鸿章亲手签署的处死各王的命令，还把苏州城交给他随意劫掠。而程将军此时也以李鸿章的直接代表身份现身，对这份记述作出了证明。毋庸置疑，关于劫掠一事，确信无疑是李鸿章有意为之，因为这种做法不但可以给太平军造成威慑，同时还可以借别人的力量减轻发放军饷给自己带来的财政负担。而关于杀害太平天国的投降王的事情，李鸿章对于这种背信弃义的做法必定会给戈登思想上带来严重的影响这一结果，自然是心中清楚得很，这从李鸿章在这个时件发生后出去躲了一段时间就可以看出在内心深处，他对英国人采取报复手段还是心存恐惧的。事实上，李鸿章的这种恐惧心理一直持续到戈登带着怨愤离开部队。但是他宁愿选择让戈登满怀怨愤，也不愿意选择让英国的这支小部队继续属于帝国的编制。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针对他的一切过错，帝国都会毫不犹豫地加以赦免，甚至还会给予他重重的奖赏，奖赏他用最为保险的方式让帝国摆脱了再次遭受太平军首领复辟的危险。他也清楚这种背信弃义的杀人方式一定会让自己在整个事件中作出的成就显得不那么辉煌耀眼。后来的事实证明李鸿章的头脑完全清醒，判断也完全正确。因为战争的胜利，李鸿章获得了帝国给予的赏赐，其数额要远胜他冒险惹怒戈登所付出的代价，而这一切都为他日后的事业顺利发展奠定了基础。

　　我们可以从英国的权威人士在现场搜集的证据看出，李鸿章对那些投降的首领实行招安之后，就已经确定了对他们的杀戮计划。在此之前，李鸿章和他们在军营中见面时的气氛还相当融洽，李鸿章称赞他们是“弃暗投明”，甚至许诺将会推荐他们出任朝廷之上的高级领导职务。李鸿章在表达完自己的友善态度之后就抽身而去，把程将军留在了营帐。就在他们与程将军安静地谈话的时候，事先埋伏好的行刑者突然出击，并把他们碎尸万段。我们不必怀疑，事实情况正是如此。而就在两个月之后，戈登在赫德的巧妙斡旋之后，终于平息怒气，同意重新赴任的时候，李鸿章却又对这件事情狡猾地篡改了一番。这种篡改写在一份特别的文告里。在文告中，李鸿章声称自己使用的是完全公正的官僚方法，不仅说自己的方法适宜得当，而且还处处表现仁慈和善意。对这个文告的发布，戈登持有自己的看法，他要求文告的发布必须以让公众知晓真相为目的，也就是让公众都知道戈登本人在李鸿章背信弃义地杀害叛党的过程中没有参与任何环节。文告就这一点进行了完整的说明，与此同时，此举并不曾影响它对李鸿章的行为进行无辜的辩白，从而令这份文告能够达到李鸿章要求的“总督的意图看似与戈登不一致，但事实上，二者却并无矛盾甚或是完全相同的”。

　　此外，为了表明屠杀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李鸿章还声称太平军首领在进入他的营帐之前，出现了拒绝剃发和解除武器的要求等种种无礼的行为。“纳王（ 郜永宽 ）的讲话意思模糊，而且举止粗鲁无礼甚至十分凶猛”，“因此总督对于已经达成的条件作出修改也只是为了保证自身的安全。在开始的时候，总督接受戈登转述的这些人的投降请求之后，总督自己也没有预料到这些人在最后竟然企图修改投降的条件。总督面对眼前表露出的危险迹象，出于对事情发展的长远考量，倘若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恐怕事情的发展发生变数，那么好不容易成就的眼前的有利局面将推倒重来，那个时候一切悔之晚矣。而倘若总督严格地遵照协议，这些人将会在暂时性的投降之后再次走上反叛的道路，而千万军民也将因此而饱受残害。此例一开，原有的伟大计划就很难取得最终的实现。所幸总督在关键时刻作出了正确的决断，剿杀这些叛徒，让他们的追随者也树倒猢狲散，所有人的安全也得到了有效保证，而这就是总督之所以如此为之的主要考虑”。

　　李鸿章在颠倒是非，至少是弄虚作假方面一定是一位高手，而戈登在这方面就显得相形见绌。戈登的英国官员背景，让他对于中国的官僚方法和政治传统知之甚少，而这也使得李鸿章的屠杀行为在他的眼中变得不可饶恕。而经过赫德和其他斡旋者的积极劝说，他最终还是认识到所有的有关对于这个城市投降的敦促、原有对于大赦的许诺、调解的酒宴甚至是预先设下的谋杀陷阱都与这个古老国度的政治传统和治国之术暗暗符合，而且这种传统由来已久。戈登是一位具有武士精神的意志坚定的人，而在这样的环境中他的所作所为却变得不合时宜起来。以李鸿章的观点来审视戈登，他无法理解戈登对这些叛乱分子的生命关怀，更无法理解当事实和他曾经许诺的大赦相违背时，戈登表现出来的愤怒，他们甚至认为戈登的言行举止就是虚假和荒诞不经的。在这些问题上，戈登与李鸿章针锋相对，产生这种对抗的根本原因是中西方不可逾越的鸿沟，而他们二人却都不幸地将此割裂开来。

　　在占领苏州城两个月的时间里，戈登的情绪相当低落，表现得异常愤怒，他懒得活动，萦绕其心间的依旧是那些问题。而这种情绪也在“常胜军”中蔓延开来。从苏州城中撤出来的时候，这支队伍变得不再像以前那样忠诚，而且心怀不满。李鸿章敏锐地感知到了这些问题，而他的这种敏锐的感知能力来源于他一生中多次经历这种情况而获得的丰富经验。于是，李鸿章开始在金钱的支出方面变得慷慨起来，而由此带来的也是戈登在劝说之下同意和李鸿章言归于好。1864年2月，“常胜军”又进入战备状态，这只是戈登在冷静下来之后，经过慎重考虑，认识到自己能为这个帝国带来的最好礼物就是趁早解决这场大混乱以减轻其造成的破坏，即便所采用的方法是自己为之鄙夷的，当然，他的这种改变并不是出于对李鸿章的欣赏或是信任。而就在5月份太平天国行将步入末路的时候，李鸿章的工作重心就转移到了戈登军队裁撤和解散的问题上。因为学者们对于由于散兵游勇造成叛乱持有本能的厌恶心态（ 并非无缘无故 ）由来已久，所以“常胜军”一旦完成他的使命，李鸿章便变得慷慨甚至倾囊相赠，为的是尽快让这支欧洲军队打道回府。而戈登拒绝朝廷封赏的行为，让李鸿章感到的更多是气愤而不是悲伤，因为这种拒绝直接表现出的是对朝廷的轻蔑，以及对李鸿章的不尊重。而此时这位李大人正成为这个王朝的中流砥柱和捍卫者，摆在他前面的是通往金钱和权力的阳光大路。

　　毋庸置疑，和戈登的交往对李鸿章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的持续时间是那么久，而这种影响给他带来的远见卓识较于其他的影响也更有助于李鸿章建立自己的事业，同时也更为深远的鼓舞了他日后的外交行动，让他和同时代的人相比显得更为突出和优秀。而两个人在战争最为激烈或是在对于追求结果的时候表现出的暴躁和缺乏耐心却极为相似。李鸿章是一个急脾气，做事时常显得过分甚至暴躁，但这并不是他的心胸狭窄——这也来自戈登这位英国的勇敢绅士的影响。而戈登本人给李鸿章带来的情感创痛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抚平、愈合，在李鸿章的记忆中，留存下的只有美好的事情而非那些不愉快的经历。对于戈登本人来说，对于李鸿章的忌恨和咒怨也未能持续很长时间，两个人在相隔亚欧大陆的遥远距离彼此原谅了对方，对对方既往不咎。这也是为何李鸿章能在戈登离开中国三年之后，还亲口就戈登作战的英勇加以称赞，而那本著名的传记对这件事情进行的记述也是相当真实而详尽的。

　　而就在此事发生六年之后，中俄战争即将爆发的时候，李鸿章干脆利落地采纳了赫德提出的向戈登将军请求帮助的建议。在戈登呈给中国政府的书面意见中，他用相当严厉的语气指出了中国政府的软弱。从另一个角度看来，这份意见也让他们之间的敌意向更坏方向发展的可能就此打住。李鸿章既没有因为这份意见改变，也不曾对于自己购买军用物资来进行个人获利的愚蠢行为加以纠正。但所幸的是这份意见与李鸿章的和解政策不谋而合。因为当时李鸿章正在极力反对醇亲王和左宗棠等主战派的主张，他建议采取和解的政策来平息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而戈登提供的这份意见恰好成为李鸿章劝说太后支持他的政见的有力依据，从而确保可以将因为在彼得堡谈判中割让了新疆伊犁而被判死刑的崇厚的死刑得以免除。针对这件事情，戈登在给李鸿章的备忘录中，相当坦率地指出了造成中国衰弱的财政根源，而这种观点也带着戈登本人在华的不愉快经历的影子。这也使得某些心胸狭隘之人会怀疑戈登出具的这份意见的目的是想和中国政府算旧账。不过，李鸿章并不是一般人物，他对戈登足够了解。

　　戈登不同于常人的性格留给李鸿章的印象不仅仅让他对欧洲人军事力量的强大深信不疑，还使他试图站在相对的位置上去对伦理道德进行思考。尽管这样的思考对于李鸿章来说是痛苦的，但毕竟对他有所助益。戈登对于李鸿章的助益除了他的胜利给李鸿章的事业打下了成功基石外，从这种意义上讲，李鸿章的许多观念都形成于这个时期，而这种观念给他日后代表中国进行外交行动带来激励。而在观念形成的过程中，戈登的影响无疑是决定性的因素。然而，这个影响连同他对欧洲道德的标榜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在李鸿章身上的作用逐渐减弱了，因为后者在同形形色色的外交官以及资本家的交往中，使得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言语之间常常带有痛苦和觉醒地谈及欧洲人和基督教。然而，这位饱受儒学熏陶的学士，从未对戈登给他展示的西方文明中精神力量的强大存在产生过丝毫的怀疑，也正因为如此，这样的精神力量在李鸿章后来的人生岁月里留下了深刻烙印。

　　伴随着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被成功镇压，曾经是江苏巡抚的李鸿章也得以凭着外交官、政治家和管理者的角色开始自己新的事业。直到他在1870年成为直隶总督之前，他仍然承担着镇压捻军和回民叛乱的连续不断的军事战役中的指挥性工作。然而此时的他已经与过去截然不同，俨然已经成为一位权贵，他手中的权力比以往任何时候的刀和剑都更有力量。1867年，他被调到湖广总督的任上，而后的几年接替成为南洋通商大臣，也正是在这个职位上，他与欧洲的官员和商人取得了更为紧密的联系，而且这样的关系范围急剧增大。当然他偶尔也回安徽老家探望母亲，这也仅仅限于战事结束以后和履行完官任职责的空闲时间。同时在这样的时间里，他也能抽身去处理一些家庭琐事和进行自身品德的培养。在1868年去武昌接任总督之前，他在安徽老家一直待了三个月之久，而就在第一任妻子惨死在太平军之手后，他在此时选择了续弦。在这件事情上，他更为看重父亲处事的谨慎和想法，因此他选择了一个拥有不凡性格的女子，这个女子聪敏乖巧、优雅贤惠，拥有开阔的心胸。总之，她在各个方面都有很好的表现。从李鸿章平日的记载来看，这第二任妻子对他平静谦和的克己哲学、逆境之中的坚忍不拔和开阔视野都大有助益。当然，这当中还包括他的母亲对他的影响，在此之前我们已经提过。自然，李鸿章也对这两位女子抱有深厚的热爱；李鸿章的孝心也深为人知，特别是在母亲葬礼的问题上。对于那些一味把葬礼的奢华看作是他爱慕虚荣、好大喜功和贪婪个性的证据的人来说，李鸿章在孝道方面绝对是他们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