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在它与世隔绝的那段悠久的岁月里，来自西方的声音已经将沉睡中的它惊扰。在发生于印度遥远边境的侵略行为，以及印度一塞西亚在中亚的征服行为中，它都已经予以尽管微弱却可以辨析的回音；这一微弱的声音传到了西方贸易线路的最远边境上的观望塔，传到了佛教寺庙，并且被记录下来。在欧洲的整个中世纪，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和商业冒险家们争相来到中国的南方海岸，与他们同来的不但有香料、乳香、象牙和奇珍异石，还有众多关于外面的“野蛮人”的言行举止和离奇的风俗故事，在这些故事中，我们可以了解处于中央王国的最边远地区而且还不曾被人们发现的广袤无垠的海域世界。借助于弗朗西斯科的教士，以及来自地中海东部的商人们，中国的统治者已经知晓了关于13世纪和14世纪的一些知识，这些知识是关于欧洲天主教的一些散碎的二手知识。这些向他们传播二手知识的教士和商人之所以远渡印度洋到达中国南方，为的就是开展自己的探险之旅；不过那些中国的文人学士仍然是一副相当骄傲的自负嘴脸，对于外面的世界，以及外面的世界发生的事情，他们持着冷漠而毫不关心的态度，更不用说什么好奇心了。马可?波罗和他的亲戚们曾经对忽必烈大汗的朝廷的威严和影响予以高度赞扬，不过在这个朝代，可谓雁过无痕，甚至可能是没过多长时间就会被人完全遗忘了。然而，就在他向西方世界描述的13世纪中国几乎要完全消失在西方人的记忆中时，它却由于葡萄牙航海家的举动而在200年后再度流行开来。随后，北京就以傲慢的姿态冷眼看着这些商人，看着这些来自荒蛮地带的有求于己的商人。此后，这些商人在接受了令人难堪的条件后，最终获得在广州进行贸易的权利。

　　1834年，继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被解除后，第一批英国商人来到了中国，他们是来从事自由贸易的。然而，那些目光敏锐的清廷官员仍然从这当中隐隐感觉到来自这些人背后的军事力量，与此同时，一种危险即将到来的不祥之感笼罩在他们的心头。

　　在律劳卑勋爵之前，中国并没有因为和欧洲的交往，就将自己的统治者坚持并沿袭了300多年的信条废除。那个信条就是坚持认为自己的国家是宇宙中心的信条。对于海外蛮夷，中国政府一贯持有的态度就是：“对他们进行统治的真正而唯一的方法就是专制的暴政。”早在英国发动对中国的第一次战争（ 1839—1842 ）前，中国的统治者明显比中国的老百姓对自己所坚守的这项英明政策更有自信。1838年，雷夫查尔斯?古茨拉夫在其著作中对那个时代的中央帝国做出了精确的描述：“完全处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以无可比拟的骄傲蔑视着除她之外的任何一个国家。”她将所有其他国家一律视为野蛮人，“上天注定他们只能生活在方形地球的角落里，抑或是居住在中央王国四海周围的某些小岛上”。“领略着她的强大，”作者说，“她自认为自己处于整个世界的巅峰，是借用罗盘操纵世界的霸主，她的一举一动牵连着整个世界。不过，倘若有哪些愚蠢的蛮夷人对于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文明国家的至高无上都一无所知，那么虽然她对四方采取怀柔的态度，但她还是会将这些蛮夷人赶回属于他们的角落。”

　　正因为如此，当作为英国最早派往清政府的两个使节，马戛尔尼伯爵在1793年和阿默斯特伯爵受到中国的统治者接待时，清廷的统治者才会兴奋莫名。西藏和尼泊尔曾经受西方人的委托，上呈给清政府一份报告，这份报告中提到了大莫卧儿帝国的灭亡，还提到了白人已经在印度布置了占有绝对优势的军队，然而，对此报告所述的内容，中国统治者仍旧不为所动。最能体现当时中国统治者的无知表现是：乾隆时期，马戛尔尼伯爵在热河觐见了中国的统治者，然而，直到1816年，乔治四世才接到嘉庆皇帝的问候信。

　　1842年，英国对中国发动的第一次战争在《 南京条约 》签订之后，宣告结束。此后，李鸿章为和太平天国运动相对抗，于是组织了欧洲雇佣军。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借助西方的影响，某些先进的中国人可能已经认识到，没有强大的军队却盲目地骄傲自大，其下场将会十分悲惨。然而，北京政府及其在各省省会代表们的自负心理依旧没有任何改观。这样的国家精神是如此根深蒂固，一脉传承，它坚固到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也不能撼动它丝毫。中国道德至上的信念是指重视所有百姓的思想观念，而不是任何所谓的事实或者政治信仰，它来源于中国统治阶级的骨髓，传承千年，外来者的物质成就是不能轻易击垮它的。中国的官僚们始终坚信，这些胜利是西方列强在偶然中取得的，他们希望时间最终会证明这些胜利仅仅是暂时的。在1900年前的各个不同时期里，对于诸如“将蛮夷赶到大海中”这样的想法的坚持，令中国官员的思想得以显露出来。中国政府在同强国陆陆续续的交往中，并没有在大量的条约压迫下实施真正的政治改革，也从来没有采取任何手段去创设新机构以消除某些条约的效力。1860年，朝廷从热河迁回北京，并且取得联军对镇压太平军的支持。当官员们知晓，列强许诺会在不损害中国利益的前提下帮助清政府维持中国领土完整时，来自第一次战争和早期条约的对列强的道德谴责迅速退去，并由此而满心欢喜。1860年之后，中国的外交政策渐渐被大胆冒进的思想充斥着。原因在于，中国在此时认识到一个颇为矛盾的事实，那就是要想在政治上变得强大起来，国家就得撕去道德的外衣。于是在此后将近5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周旋于列强之间，利用一个列强成功地对付另一个列强，然而官僚对外国人智慧的鄙视不但没有减少，反而与日俱增。

　　无论是站在外交官还是行政管理人员的角度，李鸿章对欧洲人从不心存轻视，当然，他对欧洲人的讨厌程度和那种不信任感并不亚于其他官员。在这一点上，他的表现和他同一时代的大多数著名人士不一样，其眼光显然明显比别的官员和大学士们看得长远。只要我们把他和那些总督，也就是他的同僚们的奏折和公文相比较，就可以轻易地发现这一点。就拿总督张之洞和刘坤一来说，他们最著名的奏章一直是正统官员们思想的坚定不移的忠实代表。他们始终认为，中国就是宇宙的中心，孔孟之道在这广袤的中心播撒芬芳。在对外政策上，同李鸿章观点明确、求真务实的提议相比，他们的言论绝不涉及任何切实可行方案，他们所写的东西不但充满了荒谬不堪的虚妄的想法，还流露出单纯到令人发笑的气息。把双方的言论进行比较之后，我们得以清楚地了解李鸿章的深谋远虑及其主要同僚和对手的无用，他们之间的差距由此可见一斑。经过如此分析，此时我们能够断言，那些固执地坚持对外国人保持着蔑视态度的文人学士以及官僚阶层，其心理和道德状态以及其世袭的传统为他们构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无法撼动的心理防线。这群人士认为维持现有的利害关系是非常有利的，而且他们本身的原则目标十分明确，因此，单靠个别领导人的榜样或布道者的箴言，是不会动摇他们的观念的。

　　正因为如此，尽管李鸿章功绩卓越且手握重权，但他宣扬政治改革的声音仍旧那么微弱，如同发自荒野上一样，起不到丝毫的作用。对此，李鸿章本人也是相当明白的。他知道，在很多层面上，他只是这个社会上普通的一个个体，如果让他对这个延续了几千年的社会重新规划，那纯粹是天方夜谭。1900年，慈禧太后狼狈地逃离北京。此后，李鸿章将一份奏折呈递给她。在这份奏折中，他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严重威胁着中国的不仅仅是外来的侵略，还有来自国人的那种懒惰的心理。这份奏折内容的清晰和深刻程度，一点都不亚于他在40年前所呈递的奏折内容。由此观之，李鸿章的毕生事业不仅仅在于保护中国主权免遭欧洲和日本的侵犯，同时还在于努力唤醒他的国民，让他们知晓世界上存在着新生的力量，也让他们意识到这些新生力量必将摧毁他们传承已久的高傲。我们在对李鸿章的事业成功与否进行判断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这点。

　　然而，在对李鸿章的事业进行探究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这样一种现象：在对国内贪污腐败以及裙带关系这类事情的处理上，李鸿章的思想仍然深受中国古老传统的影响。故而在处理对外事务时，他原本敏锐而深远的见识和一往无前的勇气经常会被这种国内事务所牵绊。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活跃的政务活动的长期记录清楚地了解到，贯穿他长期的政治活动中的如影随形的腐败这条毒蛇的身影。40年间，他孜孜不倦地为中国和外界世界的交往出谋划策，无所畏惧地向执迷不悟的反对派宣讲中国之所以疲于防御的原因及可能导致的结果；然而，在那些年代里，他却决不尝试，也不通过既定的模式去调查官场上固有的欺下瞒上以及中国衰落的主要根源。恰恰相反，他所兴办的进步性的教育，他所提倡的行政改革措施，他所制订的改善国家防务的众多计划，甚至他举办的众多商业和工业企业，都因涉及挪用公款或不劳而获而声名狼藉。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公共服务上的贪污受贿是相当正常的。因此他的国民不但从来没有因为这些事情声色俱厉地指责他，反而羡慕他事业的飞黄腾达和权力的一手遮天。他的这些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他聚集和增加财富手段的熟练灵巧。作为李鸿章在政治上的两个主要对手——左宗棠和刘坤一，前者是久经沙场的军人，后者是南京总督，此二人都是罕见的行事光明磊落之人，虽然他们官居高位却廉洁奉公；但是，没有人会否认李鸿章之所以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眼中的杰出人物是因为他在事业上成功的“攫取”行为。所有的这些，李鸿章自己心怀坦荡地表达的、牵扯到中国政治中收受贿赂的道德品质问题，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了解李鸿章作为19世纪的开创者这一身份，对于读者在开始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还是有着相当大的帮助的，即无论是对同时代的人，还是对其后继者，李鸿章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巨大影响，这个影响和当今中国的官员自身所携带的某些社会和道德弊端的影响是一样的。但就李鸿章个人而言，只要他坦承自己具有官僚阶层传统上的自私自利以及虚伪的特点，只要他在官场上不强调一个较高的标准，那么他就一定会受到谴责，他对周围造成的影响就是相当恶劣的。从1860年到1896年，李鸿章的官场生涯记录证明在他和俄国人的关系这一点上，国人的看法是相当正确的。从甲午战争开始，直至1901年李鸿章去世，他一直同俄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通过与俄国的合作，他不仅将自己在政治上深远有效的治国之策展现出来，并且达到了自己那明显不合法的个人目的。在担任直隶总督那段漫长的时间里，因为超出他人的能力，以及对王朝的耿耿忠心，他得到了太后的恩宠，双方保持着相当密切的关系，甚至当他陷入财产上的不光彩泥潭中时，他也得到了太后那坚强而有力的支持；毋庸置疑，李鸿章之所以能同太后保持那么密切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还要感谢那个声名狼藉的大太监李莲英。正是他让双方的这种关系得以加强和维持的。也正是由于李鸿章和李莲英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从而令他从彻底而仔细的搜查中逃离开。

　　回顾逝去的30年，正是由于中国政体机构的腐败导致中国承受了太多的屈辱与侵害，而唆使这种情况发生的人，以及从这些事情中得益的就是大太监李莲英。李鸿章同这个太监的暗中来往、他的脾性以及他在公开场合所谴责的那些通过不当的默许纵容积累财富从而导致国家衰弱的做法，是当时社会固有的本性，正是这样的一个社会孕育了他，也是这样的一个社会对他的这些行为予以了宽恕。然而，欧洲观察家认为，倘若一个人出于目标和智慧的优势在某些方面远远超越他同时代的人，但在另一方面这个人却失败得一塌糊涂，那将是一件多么悲哀的事情。

　　1894年，由于日本对中国人的羞辱举动，最终导致排满运动的爆发。也就是从这次运动开始，直到1911年，孤立无援的清王朝灭亡，中华民国对欧洲发表宣言，欧洲人自此确信，黑暗的腐败将会随着被驱逐的清王朝统治者在新兴的中国内迅速得以扫除干净。孙中山是满怀热忱的理想主义者，伍廷芳是机会主义者，这些人干脆利落地在自己的宣言里郑重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之所以处于屈辱的地位，完全是由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清王朝愚昧无知的思想所导致的，也是这个王朝的野蛮的倾向所导致的。”然而，从仍旧随处可见的腐败中，中华民国肯定完全明白，官僚贪污这一现象不仅仅是满洲人的传统，同时也是中国封建专制的官僚政治难以祛除的弊病，早在满洲人从籍籍无名的部落中出现的时候，这一传统就已经广泛流行起来。此外，假如说光绪皇帝那充满信心的国家改革计划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太不符合实际，那么这项计划在实施中面对的无法攀越的障碍并不是来自满洲人的保守主义，也不是满洲人手握的特权，而是来自李鸿章此类的汉族官员的阶级利益及其身上固有的本性。

　　对我们来说，认识到这样的事实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目前中国事务的实际情况，还可以帮助我们通过那昙花一现般的共和国议会和袁世凯的统治，了解到造成官僚传统猖獗蔓延的根本原因。清朝统治者已经走下了历史的舞台；但官僚阶级仍然存在着；袁世凯及协助他登上皇位的那些人所施行的治国原则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李鸿章的治国理论。事实上，在袁世凯以及许多共和国高级官员的心目中，李鸿章是他们的仰慕对象，他们把他看作自己的支持者、保护者和榜样。而且，从李鸿章那里，他们还学到了许多削减官僚财政的有效措施以应对后来中国那贫穷的局面以及外债。实际上客观地说，当时北京那令人无奈的局面在很多方面正是李鸿章没有解决的遗留问题。

　　1913年，袁世凯在国民党和中华民国遭到重创后，倾尽全力致力于推行中央集权化政策，同时利用这一政策重组和加强因时局动荡而处于混乱不堪状态中的财政机构，当然，此举收到了一定的成效。当我们分析这个政策的性质及结果时，我们就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出，以上说法是正确的，绝对不是空穴来风，是的的确确存在的。或许，李鸿章在政治方面比他处理对外事务更具才能。他清醒地看到，在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财政是进行充足的军事防御的必要而最基本的准备，只有具备中央权威，财政改组才能得以施行。我们谈到在其事业的某些时期，他曾经无奈地偶尔对诸如阿思本舰队事件此类坚持地方自治的主张予以支持，可是实际上，这只不过是表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倘若他想要挣脱其所在阶级的既得利益，摆脱政府的保守主义施加到他身上的沉重负担，其难度比让无论一个多么强大的人躲过不期而至的当头袭击要难得多。因为他知道哪些事情必须争取，哪些事情只能作为权宜之计暂且接受，因此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就如同他处理其他方面的事务那样，他精明地采取了“乐观的中庸”这一策略。

　　为了实现这个外交目的，同时也为了逃避外国大臣的要求并令他们的思维混乱，他思路清晰地维护和使用着中央授权和地方职责；与此同时，他充分认识到中国必须通过行政改革从内部改组并且加强自身的建设，而改革的前提条件就是提高政府在财政方面的权威，并使之形成集权化。无论他的目的是不是和这些相关，为了欺骗欧洲人，同手握大权的慈禧一样，他在庄严的条约里宣称中央政府有计划、有能力消灭所有抱怨并启动所有改革；不过在他偶尔展现出坦白和诚实的一面时，他曾经多次对这些外国人坦言，如果每个省仍旧是这样各自为政，行政、财政以及国家防务改革就不能收到任何实质性成果。同对教育和其他改革的观点相同，就中国的国内统治来说，他确信在以后的生活里，在面对来自外部的分裂威胁时，只有经过锤炼的集权化专制统治才能维护国家统一。实际上，集权化可以使中国人适应已经改变的或正在发生改变的环境，因此，集权化已经是十分必要的手段。1895年，他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 马关条约 》回国后，也就是在他的老年时期，他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事实，随后在发生于1898年的快速发展的广州革命运动，以及发生于1900年的义和团起义，都进一步证明了这一事实。尽管他认识到这个教训的时候有些太迟了，然而，作为他的门生、继承者，同时也是总督和篡夺帝位者的袁世凯来说，他的这些观点却为自己带来了极大的影响。袁世凯坚持不懈地在财政集权化方面努力地奋斗，而且总的来说结果还可以称得上成功。

　　不过，在这两个超越了同代人的人的身上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试图通过劝诫的方式，或者通过自身的榜样力量，去尝试着在极短的时间内改变民族根深蒂固的性格或习惯。此二人自己的事业及其行为，表明了他们和祖先在众多方面都十分相似。他们凭借着聪明与智慧觉察到了地方自治的危险，不过受社会本能和与生俱来的阶级偏向的驱动，他们仍旧走上了相同的一条道路。当我们以旁观者的角度来对中国人的政治经济进行观察时，我们就会考虑到这些根深蒂固的本性，因为它和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准则鲜有共同之处，和我们的观念相去甚远。但在评估李鸿章的成功与失败的时候，我们则应尽可能地把他视为特定的不易改变的社会制度的产物并以此对其进行评判。举例来说，我们之所以要谴责他那些来自阶级偏见的顽固本能，其原因就在于这些本能有时候会让他违背自己对集权化必要性的认识，而国家要改革，必须实行中央集权化，这是基础。

　　在此时，我们应该注意到，在经历了长期的时间考验之后，地方自治这一政策的成功性已经突出地表现出来，因为它对于这个以自给自足经济为主的民族来说，对于这个热爱和平的民族来说，是一种必然的需求和与生俱来的需要，同时也要注意到倘若不是西方国家用激烈的手段来改变这个民族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平衡，并对这一政策产生巨大的影响，地方自治仍旧会很好地为他们的目的服务。当傲然独立的中国猝不及防地遭到西方的商业和军事力量入侵时，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被卷入了阴暗之中。李鸿章自己认为，他的生活就如同一场尽管勇敢奋斗却徒劳无功的斗争。在社会和政治制度方面，他那道德至上的信仰坚如磐石，可是他又知道这个社会和政治制度因为无力防御一定会遭受灾难，这更注定了他的奋斗只能是徒劳无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