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老佛爷的红人

　　在英国公使馆内，保存着1902年“中央与各省高级官员名单”，在这份名单上，遵循时间的先后顺序，我们可以对李鸿章的仕途生涯进行相当精确的总结，其内容梗概如下：

　　1853年，他率军大战太平天国军队；1859年，他就任福建道台一职；1862年，他担任江苏巡抚一职；1868年2月，他成为南洋通商大臣；1869年，他官至湖广总督；1870年，他出任直隶总督；1875年，他获得圣上亲赐的资深大学士的称号；1882年，由于恰好赶到为母服丧，所以他暂时代理直隶总督一职；1884年，他再次担任身兼总督与大学士的职务；1885年，他出任协办海军大臣一职；1894年2月，圣上亲赐他三眼顶戴花翎，荣耀加身，同年8月，圣上亲赐黄马褂，同年12月，赐封官阶，但官职保持不动；1895年2月，他以和谈大使的身份东渡日本，同年8月回到京城；1896年，他遵上谕出席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同年10月至1898年9月在总理衙门担任职务；1898年11月，他受命全权处理黄河事务；1899年11月担任了帝国通商大臣一职，同年12月，他出任代理广州总督一职；1900年5月，他的职位由代理广州总督一职转为广州总督，次月担任直隶总督，同年8月，受上命作为代表，全权处理和谈事务；1901年4月，他担任设立之初的督办政务处督办大臣一职。1901年11月辞别人世。在其去世之后，蒙上谕获封侯爵，谥号为“文忠”，以此表彰他“博学、忠诚”之品性。

　　我们可以相当容易地注意到，这个关于李鸿章事业的摘要并没有包括从1885年到1894年间的任何重要事件或他的职位上的变化。而这几年则正为李鸿章鸿运当头、中饱私囊的时期。在这九年之间，李鸿章以万事如意的状态度过了自己的六十大寿，并且放心大胆地聚敛着金钱、地位与权势的果实。1894年2月，圣上亲赐其三眼顶戴花翎，这是无上荣耀的象征，是帝国官至极品的标志，象征着李鸿章达到了事业顶峰时期。评述这个前所未有的荣誉的赞颂者将这位大总督同中国历史长河中最为著名的五侯九伯作比，异口同声地对他大加赞誉。李鸿章因其富有程度而被中国文人拿来和历史上有名的贪官和珅的家产相提并论。和珅在乾隆皇帝统治后期位居大学士一职，他将“谋求私财”的微妙艺术发挥到淋漓尽致、无人匹敌的完美境界。

　　时至1885年，他已担任直隶总督一职长达15年。由于得到“老佛爷慈禧”的恩宠，他的地位权势非常稳固。不仅如此，当他的政敌在朝堂之上弹劾他伙同大太监及紫禁城中其他奉命行事之人狼狈为奸，谋求私利之时，此时的他已然令自己成为朝堂之上无可替代的人物，因此，他也得到了庇护。他处理外交事务的本领得到了一致好评，同样的，他借鉴西方的先进方法，加以自身的努力创新，创制了北洋军队，这一成果能够与他在外交方面的成就相提并论。截至这一时期，他所做的准备活动令人印象深刻，不过在实践价值方面却并未得到普遍认可。然而，幸运的是，这些准备活动所具备的高效能自然而然地获得了对他颇为艳羡的国人以及大部分外国人的认同。至于在外交方面，单纯从欧洲政府的代表这一角度来看，李鸿章的实际身份代表的就是中国政府：北京是商讨事务的地方，而天津则是实际解决事务的地方。海军衙门成立于1885年，当时的长官是皇帝的生父醇亲王，不过此人却手无实权，实际上的执行长官就是李鸿章，他在过去的十年中，在这个部门，一直大权在握。在接下来的十年之后，日本人发动猛烈的进攻，李鸿章金玉其外的“纸糊巨龙”被日军轻易地剥落了光鲜亮丽的外衣，但是李鸿章却借此机会不劳而获，聚敛了大量财富。

　　在李鸿章顺心如意、四处敛财的安逸充足的时期即将结束之前，就在老佛爷觉得应当以三眼顶戴花翎的荣誉来使他的虚荣心得到满足之前，李鸿章，这位坚信倘若不同日本作战则无法令中国作为朝鲜宗主国的状况继续存在下去的人，将一份奏折呈递给圣上，内容是请求告老还乡的。在奏折中，他声称自己年事已高，请朝廷允许自己告老还乡。当年，他已是71岁高龄，截至此时，相比于他所获得的成就，他所经受的失败与厄运根本不值得一提。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他均已达到功成身退、辞官回乡的时刻，而他的地位与事业已经达到顶峰，应当由其他人去继续面对那场已然在李鸿章预料之中的，势必会将其竭尽心力弄虚作假的防御体系打破的暴风雨。然而，对于是否允许自己的心腹大臣告老还乡一事，老佛爷慈禧太后却十分犹豫，此事的难度甚至比决定让她自己放权享受个人生活更甚。就在她还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一场暴风雨在1894年突然发生：时隔半年之后，三眼顶戴花翎的荣誉不再属于李鸿章了，连同成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赐予李鸿章的黄马褂、紫色马具以及其他作为帝国恩惠象征的物品都被一同褫夺了。奔涌而至的幸运的浪潮开始逆转，此刻出现了迅猛的退潮；李鸿章人生旅途的最后七年，完全被哀痛与羞耻的精疲力竭充斥了。

　　倘若李鸿章在1893年呈递的告老还乡的奏折得到了慈禧太后的允许，抑或是，他在1892年七十大寿之际，亲眼见到自己达到了荣誉的顶峰之时猝然死去，那么李鸿章则会被后人视为清政府当时最为杰出的政治家，他的生平事迹将永远被历史记载，流芳百世。后世之人就会自然而然地将中国继而受到的羞耻归因于此位领导者的逝世；他40年间持续不断的成功则能够作为证据以证明他拥有孤身一人就能扭转乾坤的能力。随着时间的流逝与事件的频繁发生，年高体弱的李鸿章逐渐将危险与缺点暴露于对他怀恨在心的敌人的面前，恼怒异常的国民觉得李鸿章应当遭受斥责，而外国人蔑视不屑的批驳也来势凶猛。倘若慈禧太后并未因为忠心耿耿的朋友关系对他加以保护的话，那么他绝对难逃1895年被判处极刑的命运。现在我们对李鸿章生平的事迹进行研究，我们了解到，既不应当对他过度赞美，又不可以对他完全否定，无论是处于最顺遂的时期还是处于最低迷的状态，李鸿章的一言一行在实质上均因为大的历史环境，从而作出相应的结果，要知道，这种环境不是单独一个人的力量可以驾驭甚至改变的。实质上，李鸿章正是中国一众官员的典型范例。要知道，此种外部环境是暂时的，由于它富有色彩与奇特的特点而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所以，它总是在某一段时间令观察者们忽略了这一事实。令他闻名遐迩、获得丰功伟绩的环境力量已经不在他的控制范围之内，甚至对于外部环境的很多方面，李鸿章已经无法理解。

　　倘若我们将李鸿章定位在更侧重是一位具备高度政治灵活性的聪慧睿智的政治家的话，我们不能忘记，除却儒家学说之外，李鸿章所拥有的人与事物的知识，和其他普通的官员一样，同样是浅显易错的。此外，我们脑海之中必然会有此种想法，觉得作为一名中国官僚，李鸿章的官场生涯之所以获得成功，就是因为他的真正基础在于他拥有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就类似于一位书法家使用技巧来掌控毛笔的能力。要知道，中国的书法艺术是历久弥新的文化，是经过积淀，通过持续的创新发展而来的，实际上并非经由创造而来。在中国，对书法文字的尊崇已经形成一种潮流，更是一种风气，同样是用来获取美名，笔的力量一度远远大于剑的力量。所有读书的中国男子都树立了要官居九卿的理想和抱负，而他们思考模仿所使用的临摹本就是出自书法艺术家的手笔。德高望重、颇具盛名的书法家所书写的范本被做成卷轴，供他人以宗教式的热情世代珍藏品鉴。李鸿章早年在翰林院做官之际，他的书法也一度为人所夸耀，他因此的确得意了一番。有本“传记”中有如此一段记载，所注的日期为1846年1月，记载的此段轶事似乎的确是真实的，介绍的是李鸿章的一位同窗让他赏鉴几幅原作之时，李鸿章所说之话：

　　将此事明白地告知于他，对他而言则实为极大之伤害，我无法这样做。他所使用的形象的虚构好像非常有趣，不过他的言辞过于平淡，仿佛市井百姓的俚语。不过，我最后仍旧批评了他的原作。他所作的为草书，字体不仅不美观而且颇为低俗。在我为他展示了部分出自我的手笔的行书作品之后，我认为他应当受到了些许的打击，我的行书字体优美流畅，在空白之处还有精雕细琢的美丽的色彩作为装饰。

　　这绝对是一种过于天真的自满情绪，甚至在李鸿章奄奄一息之际，他仍然在拿此种自满的眼光来对自己的成就进行审视。不过他的确有资格自满，长期以来兢兢业业，并凭借自己对毛笔与生俱来的运用技巧不断攀登到这门悠久而古典的艺术殿堂的顶峰，他怀着非常伟大的奉献精神对那些一成不变的、固执死板的中国诗歌艺术进行培养，他的超乎寻常的记忆令他可以从经书与其注释里引用数不胜数的、丰富的材料。李鸿章首次在曾国藩的军队中担任职务，毋庸置疑就是他聪慧睿智的结果，亦是其辛勤劳作的合适的回报。至此为止，他才由单纯的能力与意志力方面的声名远播正式踏上了成功大道。与此同时，李鸿章对传统教育的巨大热情令他在全部的方面均可以成为并持续作为一名正统的中国官员。他了解部分的数学知识与天文学的部分基础性概念，不过他所了解的知识大部分都源自儒学文化领域，详细的内容大部分均为史前的陈词滥调，这当中包括关于治理国家的妙语良言，亦有被古人当作社会经济和礼仪规范的名言警句。作为文学家，李鸿章并非如他的同僚兼政敌张之洞一般是一位笔锋尖刻的散文家；他笔下的奏折与公文多因笔触清澈透亮，语言非但没有公文史上一贯的晦涩委婉，反而直白简要而独具特色。然而，正是由于他的睿智与精力，他才如当时全部的官僚一般踏上了自己的宦海生涯，却丝毫不曾稍微察觉某些重要的事情与力量已然降临在古老的中国身上，即将颠覆中国洋洋得意、自视颇高的古老传统。他较其他官僚更迅速地察觉出中国的统治者用来与西方的机械发明对抗的武器既非高雅的书法也非玄妙的传统知识。不过，意义深重的是，尽管他察觉了这个问题，在他年富力强之际却并未如同伊藤博文一般对蛮夷强大的奥秘亲身钻研。

　　李鸿章初登政治舞台的主要事迹与行动在上文中已进行列举。由于相关的大部分资料在对1900年义和团运动进行报复时已经被毁损灭失，因此，在官方的权威文件证据不足的条件下，李鸿章踏上公共舞台的确切时间与地点还存在着一些无法确定的因素。对于以下说法，英国作家普遍予以认同：李鸿章以一名平民的身份，组建了一支军队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从而向朝廷表现了自己的忠诚。然而事实却向我们证明，我们应该对此说法予以拒绝，这才是正确的态度。此种说法只是一则谣言，这则谣传之所以产生，其根源大概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1854年至1855年间，李鸿章在合肥团练担任官职，而大部分资金是在此募集的，随后因为军事目的，合肥团练交由曾国藩领导。李鸿章充当曾国藩的幕僚并非像记载中所说的那样发生在1853年，准确的时间应该是1855年。尽管李鸿章之后仕途颇顺，擢升速度异常，然而直至四年之后，当曾国藩领导的军队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初显眉目之时，作为一名军事指挥官的李鸿章才开始在地方上名气小露。他在军事上就如同平时在政府公务上一样多次获得奖励。1856年，他被擢升为道台，次年加封为按察使的头衔。直到1866年，当他和华尔、白齐文以及戈登建立合作关系之后，换句话说，当他以江苏巡抚的名义同上海的外国团体建立合作关系之后，他才开始在普通的官僚中光华初绽。

　　此外，部分资料涉及戈登对李鸿章的影响问题，比如说，在戈登的引领下，李鸿章的思想开始贴近于欧洲文明的道德价值，这就为李鸿章注入了与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价值迥异的西方思想。实际上，这些西方的思想萌芽在今后几年的时间里被李鸿章肆无忌惮的锋芒所扼杀，这种肆无忌惮源自他同那些不擅长阿谀奉承的欧洲人的往来交际，不过在19世纪60年代的确极大地影响了他的思想。1867年，他在担任湖广总督一职时，此种影响之大可以通过他所呈奏的著名奏折的大意以及表层含义明显地流露出来。此篇文章作为此段时期他坚定信念的流露方式，时至今日依旧可以作为对李鸿章治国之术的永远的纪念之物。

　　政府立刻下达密令组织各省高级官僚齐聚一地，暗中商讨抵挡外国人狼子野心的企图的最优方案，这是由于，此时《 天津条约 》的修订时间紧迫。清廷已然醒悟到，欧洲奉行扩张主义的军事与经济政策，因此构成的巨大的威胁使新的危险正对天朝步步紧逼。然而，无论是总理衙门还是皇帝在各省的主要代表人物均未彻底清醒，他们固守着盲目自大的态度已经难以契合中国目前山穷水尽的状况。作为年纪最轻的总督，44岁的李鸿章对此时的基本状况不仅了解，而且更能勇敢地予以面对。倘若先将历史记录里与外交、经济以及当时的政局相关的文字搁置一旁不理，那么，我们应该对如下的摘录加以注意：

　　在同外国人进行商业贸易往来时，切忌令他们对我们滋生蔑视的想法；倘若他们对我们产生蔑视的想法，那么他们会在任何一次活动中不遗余力地阻拦与抵制你，更甚者，即使是合理有据的事情，他们也会想方设法地在行动过程中推三阻四。然而倘若他们对中国产生尊崇之情，那么一切事情则会迎刃而解，甚至困难的问题亦可以以退让或者协商的方式得到完美的解决。

　　不过，并非仅仅是外国人会被此种情感所干扰，实质上，这是所有人类的通病。

　　我们总是形容外国人狡猾善变、居心叵测，而且满腹阴谋诡计，倘若以此来形容中国人难道就不恰当了吗？更确切地说，中国人在使用阴谋诡计与出言不逊方面是否比外国人更甚？事实上，在当前的情况下，外国人处于强势地位，而中国人则处于弱势地位。那么外国人的强势又是由何而来的呢？他们绝对不是天生如此，而是由于他们掌握了侵略扩张必不可少的事物，也就是充足的食品供给与充足的战略物资，以及人民对自身统治者的信赖。那么如何解释中国的力衰势弱呢？此种现象自然也并非天生所致，这是由于并未深入领悟上述道理所导致的恶果。外国此时的状况和四分五裂、尚未统一的中国的境况大体类似，甚至较之更难以应对。

　　伴随着外国人的势力在中国的扩张，数不胜数的市场被强迫打开，西方的商品蜂拥而至。外国人在五个通商口岸进行商业往来，其目的均为在中国掠夺巨额的财富，为自己的国家服务。自某些方面可以看出，这些冒险抵达中国的外国人绝对有着某种倚仗，从而令他们对未知的一切毫无畏惧之感，所以，他们是有所依仗毫无畏惧的；为什么他们的信赖未能成为他们对中国信任的源泉？

　　然而，倘若当我们处于势微力薄的境地下，他们倚仗强势占领我们的领土，褫夺属于我们的肥沃土壤，一旦遭遇此种巨大的危机，我们就务必怀着极大的胆量勇敢地面对它。不过，对于此类并非经常性的事件，我们没有必要过于担忧，理由很浅显，这是由于除俄国外，这些国家与中国的距离均十分遥远，此种情况之下，新的领土的占领对它们而言仅仅是自找麻烦。

　　事实上，外国的富强同中国的平民百姓的稳定生活息息相关，因此他们怎么会竭泽而渔，将中国百姓吃干抹净，而不为长远打算呢？

　　此刻同英国修订条约一事尤为紧急。倘若处理好同英国的条约修订问题，那么同别的列强处理条约问题则不会有更大的困难。唯一令人担心的事情则为他们是否会在下一年条约修订时以暴力方式攫取特权。这个问题在之前或许仅仅是听说而已，然而倘若一旦发生类似的事情，则务必挑选经验丰富的军人与年富力强的官僚对此事进行处理，只有如此，才会避免类似于以暴力方式攫取特权的事情发生，商讨才能够顺利进行。

　　简单地说，如果我们的军事力量壮大，而且军需供给充足，如果我们国内区域不再有叛乱以及回民暴动之类的内战的发生，如果我们资金充足，那么氤氲在我们心里的复仇的情绪以及将外国列强驱逐出境的计划则能够无所顾忌地拿来与之对抗了，我们就能够与之势均力敌了；但是倘若并非如此，或许我们发动的则是一场草率鲁莽、无的放矢的战争。就算我们没在每个方面都作好战争的准备，我们依旧应当保持高度的认真仔细，依旧应该潜心等待，待到我们斗志昂扬，待到我们的表面状况亦能够震撼敌军。彼时，战争则无法爆发，纠纷也将予以合理解决；就算战争的爆发无可规避，我们也绝对能够取得胜利。

　　不管怎样，这个奏折的呈递者已经和外国人保持了多年的联系，非常熟悉这些外国人的脾气秉性。他了解到：“无论这些外国人做怎样的事情，他们均十分循规守矩。虽然我们能够由他们处理的某些事务上，对他们的行为方式有初步的认识，然而却不能对他们行为的细枝末节以及真实目的有深入的了解。不过，他们在军事方面的行为举动的确颇为诚实坦诚。日后在苏州担任军队指挥官一职的英国军官戈登则为一个典型的例子，他领导了名为‘常胜军’的三千人大军同太平天国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之后，在围击苏州城时，奏折的呈递者亦察觉出，这位英国人戈登常常以身作则，对敌勇敢，常为士卒先。因此，这位英国军官随后就获得了朝廷的称颂与封赏。

　　李鸿章与时任代理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同外国人一起合作整编接受过西方兵法训练的步兵与骑兵，谋划制造汽轮的相关事务。他自己对此深信不疑，认为外国人的行为举止均出于正直诚实的规矩与和平友善的原则，认为外国人对中国并未居心叵测。明白了上述铺陈于我们面前的事实之后，我们才能够在别的事情上作出正确的论断。

　　因此，在此种想法的指导下，李鸿章认为：

　　在同外国人接触之时应当采取适宜的政策。某些事务的处理则无须过于迫切而匆忙，居于皇城的外国大臣很明显也并未有要求即刻得以处理的打算。

　　倘若皇帝成年之后可以采取所提议的政策则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这样，难以解决的局面则不会出现了。

　　李鸿章终其一生均坚信此政策的可行性。距他对此政策进行细致阐述三年之后，他取代曾国藩担任直隶总督一职。在此职位，即为大清帝国最为紧要的省城与都城的外交前哨的职位上，他马不停蹄为清王朝奉献了大约有25年之久，在此期间几乎从未间断。根据大清王朝的法典，长时间担任相同官职是违反惯例的，不过老佛爷慈禧太后自己就是王法，她总是在这些事情上标新立异，开历史之先河。慈禧太后知人善任，判断与鉴别力极强，所以，依据自己的鉴别力，她绝对有理由认定李鸿章在此事中是无可非议的。尽管总是有因为妒忌或者蔑视外国的大臣对李鸿章进行口诛笔伐，驳斥他奉行投降政策，不过太后很快就倚仗经验了解到，在同欧洲人的战争里，官僚之中并无一人可以如同李鸿章一般拯救中国的形象与尊严，也并无一人可以如同李鸿章一般与兵临城下的敌人镇定地进行商谈。

　　在处理同外国人的关系上，李鸿章极力主张的原则以及采用的方法在之后被广泛地学习与利用。然而，单纯就它们和李鸿章所担任官职的地位之间的关系而言，我们则会明显地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只要是在李鸿章活动的区域之中，但凡是他所处理的任何事件，李鸿章均会深信不疑地施行着和平调解的政策，这一政策在上文所提及的奏折中以及很多别的场合下均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奉行这样的政策，李鸿章因此令自身成为对外国人卑躬屈膝的批判对象，他对此非常明白；所以，他总是被批驳为懦弱无耻与崇洋媚外，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一方面遭到了御史的斥责与弹劾，而另一方面，张之洞与别的碌碌无为的空想家亦对其的和解原则极尽嘲讽之能事。李鸿章生性平和，这是毋庸置疑的；不过他的毁损者却忘记了这样一件事情：李鸿章的政策主张与外交手段是因为他对清政府无力阻止西方列强的扩张的肯定，这是绝对正确的看法。他并未沉迷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洋洋自得，反而以巧妙的方式与西方列强斡旋；与此同时，他倾个人之力进行了一系列努力，试图令自己的国家如日本明治维新一般摆脱财力贫乏、国势衰微的处境。重组华北的防御体系亦是他的计划之一，但是地方自治制度却令他的这一目标难以推进。但是，倘若其他人反过来控诉他，他完全能够对这些批驳自己的人指出，他们当中并无一人可以给出更完善的建议或连贯可行的政策。他亦可以怀着理所应当的骄傲的情绪指出，因为他在自己的辖区之中严禁任何对外国人的攻击行为，所以，他在抵御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攻击的理由与成功的概率上较别的总督而言做得最好。中国所有阶层的人民都一致认为，倘若1900年时李鸿章依旧在天津任职，那么义和团运动绝不可能持续壮大甚至超出山东省的范围之外。

　　虽然李鸿章驾鹤西归之后，时人修建了数目众多的祠堂以悼念其功勋卓著，而且他在死后仍然被追加了众多荣誉，甚至袁世凯以及众多正统儒家学派的官员在他西归之后仍旧时刻对他的名号怀着无比尊敬的情绪，然而我们能够在外国发现这样一种情况，那就是李鸿章在治国之策以及外交斡旋方面的声誉较其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威望要高得多。西方媒体以及周游世界之人形容说，李鸿章武装并改革中国的初步打算和相关准备事项在声势以及聪慧方面实施得颇为顺利，所以，这些媒体与游历之人锲而不舍地千方百计想要同李鸿章的府衙取得联系。在同外国人的接触中，此位总督迅速明白了获取媒体一致好评的意义所在。在热情激动的新闻媒体的协助之下，他可以顺利施行国内的军事事务，而当这些军事事务获取世界范围内的一致好评之时，那么它将不单单是李鸿章个人取得的伟大业绩，此外，因为中国所拥有的不容小觑而又持续壮大的力量，中国也因此受到了世界上别的国家的尊敬。一切同西方的外交行动有所联系的中国官僚，特别是位于国外的中国公使馆的官僚共同行动起来，向世界宣布中国已经真正而迅速地“觉醒”起来；如此一来，“黄祸”的想法在欧洲与美洲则会广泛蔓延，直至达到颇为严重的地步。此时期在国外出版的提及中国国情的书籍几乎全部都涉及“中国军备”以及“巨人的觉醒”等内容，德国的皇帝以及赫德的理论均被信手拈来用作支持此念头的依据，此类新思想的支持者共同炒作令此种声音不断加强，鼓吹李鸿章是重新划分世界利益结构的杰出人才。

　　我们应当及时思考李鸿章有何资格担负如此沉重的责任，他苦心经营了20年之久的陆军与海军机构究竟取得怎样的结果。此时，仅仅提及下面这一点就能够将问题解释明白，李鸿章在国外依靠新闻记者的宣传，夸大了中国的军事能力以及能源资源，这些内容给西方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国内，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民众从不曾对英美国家以及俄国给予他与他的行为的高度赞扬，甚至持赞同态度。别的总督一方面对他可以拯救中国尊严的行为十分赞同，另一方面却十分清楚，李鸿章在西方国家里的新的声名威望所依靠的基础，从实质上来看与中国别的行政事务同样十分脆弱。他们明白，在金玉其外的舰队以及配备现代化设备的国防要地的背后，那个徇情枉法、违法乱纪的官僚体系亦会在新的时机的鼓动之下再次猖狂起来，甚至进一步扩张它的操作内容。他们也明白，在李鸿章的亲朋好友所从事的各式各样的营利活动中，存在着充足的证据可以证明，他的陆军与海军建设体制依旧禁锢在古老守旧的裙带关系与中饱私囊之下；也就是说，李鸿章同样是其中的成员之一，作为一名地地道道的中国官僚，所以在他经营领导下得到的结果和大清其他官僚经营管理的结果不会有天壤之别。但凡对局势略知一二的官僚，亦不会对这些军事官僚的效能拥有过高的期待，更不会相信他们可以清正廉洁地为国家作贡献。此类军事官僚之所以得到任命，毫无疑义是由于家族的影响力以及地方上的家族利益。在全部的事务上，中国人对此点问题的认识是不可能有错的。西方文明世界日益将李鸿章视为对朝廷忠心耿耿的人物，将其视作是高瞻远瞩、聪慧睿智的象征与化身，日本对中国发动甲午战争的前段时间能够有力地证明这一点，但是李鸿章的本国国民们却拿艳羡的目光盯着他为自己的亲朋好友持续开发探索新的敛财途径的能力。

　　李鸿章长时间承担着护卫北京门户的重要责任，而且假公济私，横征暴敛，大发横财，此外他组织领导的总督的军队为他营造了强大的家族势力。除上述众多优势之外，多年以来，老佛爷慈禧太后对其亦赞誉有加。综上所述，毫无疑问，李鸿章绝对会得到其他官员万分尊敬，即便退一步讲，也是万分欣羡。他们不仅对他的聪明睿智，对他的旺盛精力，对他身处险境时可用资源无穷无竭等羡慕不已，毋庸置疑，他们也对他横征暴敛的恶习羡慕不已，对那些勤政廉洁、坦率公正然而身无长物、两袖清风的官员，比如左宗棠与张之洞此类人则视若无睹。与此同时，虽然李鸿章在外交事务上贡献卓著，然而他并非因此而受到国民的称颂，除此之外，他还拥有数目众多的身居高位的政敌。与中国其他成功的官僚相比较而言，李鸿章开始逐渐察觉到了此种不应遭受的羞耻与苦难，而且并非仅仅一次。甚至追溯到同日本作战之前，这些正义凛然的批驳就如同一把锐利的匕首被自己的敌人紧紧地握于股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