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宓吉先生或许可以称之为中国近代历史上最称职的观察家和最精确的记录者了。他在以个人观点来探讨李鸿章为之毕生奋斗的事业的时候，曾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疑问：像李鸿章这样一位求真务实的人，要将毕生事业投入到要将如此巨大的任务完全压到一个人的肩上的原因是什么？他经过分析认为，中国人“相当聪明，不过一旦涉及他们在处理国家大事的能力时，他们就如同筑造沙丘城堡的孩童一样天真，自然而然地，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可能是他们一方也可能是我们一方，对其所面对的问题产生了一些基本的误解。不过倘若我们考虑到中国人生活在道德力量支配的世界，由此，我们就可以解释通物质世界对于他们所谓的误解了，但误解仍不可避免会发生，因为在这两个世界之间不存在任何共同的甚至可以互相妥协的部分，一个世界注定不可能理解另一个”。

　　为了寻找无法达到的此二者之间的妥协模式，李鸿章白白浪费了不少时间。倘若他如今还在世，那么他会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发现，在如今让人心生恐惧的欧洲物质文明的结果中，中国坚持自己的古代信仰，正因为坚持自己的家族式统治体系，才有了新的且正当理由的自信。在同欧洲人长时间的耗费心神的打交道过程中，李鸿章经常扪心自问，也经常询问这些欧洲人：倘若一个国家获得的世界充满了杀人的制度，同时它也失去了自己的灵魂，那么这个国家会为此捞到怎样的好处呢？

　　1896年，他在对欧洲和美国进行巡游时，面对那些令人惊讶的辉煌成就，他凭借着自己那成熟的判断力，甚至得出了一个无比诚挚的最终观点，那就是尽管中国在物质上远远不如“蛮夷”并且因此而遭到羞辱，但是中国文明构建的生活科学比任何“蛮夷”的社会都要更加合理化，都要更加人性化。正是通过比较性的观察，他才形成了这个判断，这一判断和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那本能的、坚定不移的信仰相一致。我们会受到无论何种关于李鸿章生活的记载的误导，并错误地认为他的这个判断不足以解释这样的一个事实，即他对道德哲学的无比忠诚，一直隐藏在他坦言对西方机械科学的热情的背后，隐瞒在他所承认的这个热情推动着他所接受的这些科学的最强动力的背后。这个道德哲学体系比希腊和罗马的哲学体系更稳固，不是建立在军事化手段下的文明，它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而且从来不曾被征服，也不可能被征服。在为了寻找不可能出现的妥协的道路中，他也曾勤勤恳恳地购置过轮船和枪炮；不过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他仍然让自己的信仰最终坚定地根植于中国的故土上，而且坚定地毫不动摇。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那更详尽的著作里找到证据。

　　倘若欧洲传记作者想要仔细地研究这位中国著名的政务活动家终生从事的事业，那么他或许会遇到相当棘手的问题，理由是直到现在为止，尚无任何对于此人的生平的精确的叙述出现在中国。那些关于他的情况的资料都散佚在他的奏折、帝国的法令以及国家的文件里，而且中国官方的修饰者已经对这些资料进行了或多或少的破坏，因为他们想戴着有色眼镜去“改造历史”，这种改造不是基于事实，而是要按照统治者的意愿和将来的需要来记录历史。作为朝代的编年史，这些资料和现实世界或许很少甚至根本没有关系，其作用只是为官员们描绘出了心目中所谓的世界，那些只会在讨论国家大事时装模作样但手上根本没有可供参考的正规材料的文人骚客最终组成了它们的出版部门。太后出于“历史准确性的目的”，依据王朝编纂议事录的先例，下令对义和团的记录进行删除。同样的道理，尽管从1904年开始，学者们和史学家们就已经开始着手编写李鸿章的传记，但是我们仍要考虑到李鸿章的官方传记是不是已经因为同样的理由遭到删改。尽管我们可以凭借李鸿章和学者们私人交往的日记以及记述中获得一些资料，这些资料是相当有趣的，也是相当精确的，不过这些资料因为很难找到，因此被美国编辑称为“众人瞩目”的珍贵资料。1901年，上海某份报纸曾刊登过一篇李鸿章传记，不过，该传记并没有对他治国之术的重要动机进行分析，更不曾对其事业成功的秘密予以探究，而且对于李鸿章的家庭以及其社会交往，更是丝毫不曾予以解说。

　　总体来说，那些发现于欧洲观察家的著作里的大部分资料皆立足于批判李鸿章的事业，而且语言犀利异常。因为受这个国家的语言和风俗方面的表象上的影响以及对官方文件的过分重视，导致这些观察家中的一部分人已经受到误导，从而无法得出事实的真相和正确的结论。然而，那些曾经近距离接触他，并描述了众多有关重要事件的秘密历史的欧洲人是最为了解他的，遗憾的是，这些人都已辞别人世，而且不曾留下关于他的任何相关言论。

　　毕德格先生是李鸿章的美国秘书，他曾经保存过李鸿章的一本日记，据说这本日记竟然是得自李鸿章去世前所睡的床上，而且是偷着拿走的，而且一直被小心地收藏着，从不示于外人；德璀琳先生是李鸿章的心腹顾问，他和赫德爵士曾经在北京和天津分别保存了他们与李鸿章往来的大量信件和记录，不过这些信件和记录均毁于后来的义和团动乱；所以，从1870年到1900年，对于李鸿章在此期间众多对外事务上的秘密外交，后人只能靠着无尽的猜测和遐想来填充，并且现存的证据里还有一些地方存在着自相矛盾之处。亚历山大?宓吉先生虽然已经去世，但在所有现代记录里，他的著作可以说是最珍贵的资料，不过这些资料也只是涉及了李鸿章生活中一段相对简略的时期；而且，由于宓吉先生与李鸿章是私交，加之他对这位大总督心存钦佩之情，所以导致某种平衡的缺乏，因此这些资料的可信度就在不同程度上遭受着质疑。《 英国人在中国 》是宓吉先生的另一著作，在这部作品中，他也表现出了同样的感情倾向。

　　李鸿章自己所写的大量著作，也是探究这位19世纪中国开创者的品性和终生事业的一个源头。毋庸置疑，李鸿章终其一生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奏折编写者，也是一位现实运动的评说者，不过，其影响只要存在于现存的人士中间，那么我们就无法得到更多、更准确的信息，以增加我们进行研究的资料。因此，我们有时候要对这些资料的占有者进行分析，有时候也要对这位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领导者和代言人所扮演的角色进行分析。1913年，一本名为《 李鸿章总督传记 》的书出版，该书的导言部分是由科士达撰写的，据说这本书是由一本来自李鸿章大量手稿的翻译集编纂而成的，全书内容包含了李鸿章曾经任职的各个衙门。据那位小心谨慎不愿透露姓名的编辑宣称，这本出自李鸿章传记的选集，是由那位已故的政治家的家人及朋友经中国政府的允许后向世人公开的。

　　不过这本书一定是一本冒名之作，在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他们只是强调对李鸿章日常生活的琐事的记载，却一直不曾提及这本书的面世在国际上产生的重要性。这表明这位总督的公文不是已经被卑劣的新闻业为了获取利益而拿来炒作，就是已经被用来服务于那些出于索取政治目的的人。由于这本书是被曾在中国政府担任过重要职务的美国外交官和政务家向公众首次推荐的，所以该书赢得了众多人的关注。可是，正直的评论家对这本书的真实性从一开始就提出质疑。理由就是此书在实际上并没有谈及这位重要的总督在30年的国家事务中所扮演的杰出角色，相反却只是一些娱乐性的流言飞语和奇异的哲学观念。此外，在此书刚出版的时候，就如同那几位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尽管该书包含了一些相当有益的回忆，也经过了选择性的编辑，这都说明其内容是不会弄错的证据，不过令人感到诧异的是，书中不曾出现对这些文件真实性予以肯定的声明，而在该书第一次出版的时候，英国和美国的出版社也对这些文件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实际上，早在这一欺诈行为被揭露之前，有人已经对其产生了质疑，不过一方面，那些心存疑惑的人不能据此断定这一传记的作者曼尼克斯先生，是否具备这方面的知识，因为他最早是在纽约《 太阳报 》和伦敦《 观察家 》上刊登这一传记的，而且是一位富有事业心的美国记者，他们也不清楚在做这项工作的时候，他是否已经具备这方面的知识，或者他是否已经征得了这位总督的亲人或朋友的许可。另一方面，真相已经很明显，有人针对在此之前声称中国政府已经授权以及李鸿章的家庭成员发布此传闻予以否定。如今，李鸿章的一位家人已经正式对外宣称，无论是在世界各地游历期间，还是驻留天津期间，这位总督从来不曾保存过任何日记。与此同时，事情的真相已经被查清，曼尼克斯先生事实上只是美国第九步兵部队的一名二等兵，1900年，他所在的部队恰好就在包括北京在内的华北地区驻扎。

　　不过，考虑到他身为新闻工作者的能力，我们可以断定他可能接触到李家的一些家庭成员或者接触到心甘情愿且具备向他提供一些传记素材的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找到众多对新生中国的建议性思考的痕迹，好像它将某些启示和灵感赋予了中国，所以，称其为天才的谎言真是一点儿都不过分。诚然，公众愿意付出真诚来接受书中的内容，仅仅因为它在丰富人们的知识方面是有一定的益处的，尤其对增加人们深入了解远东历史上的人物和事务的知识，更是大有裨益。

　　我们姑且将维新派的知识分子是不是真正参加到这些传记的编写工作这一问题放在一边不谈，平心而论，无论如何，这些传记都将一个看起来似乎相当合理的想法向我们传达出来，那就是李鸿章以书面的形式指认的继承人或继任者也许认为在他死后编写一些感想奉献给他是比较妥当的方式。对提供给中国官方的种族思想方面，他们也具备一些独特的参考价值，倘若不曾亲身钻研当地知识，不曾有相关专家的帮助，或许作者根本不可能实现自己的写作目的。比如说，对于那些不属于天朝的东西，众多中国官员都持有不屑一顾的态度，这些官员稀奇古怪的处事方式以及愚昧无知的行为在传记里均有所反映。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比较叙述国内官员思想的著作和反映这位总督事业中重大事件的欧洲观察家的观点，以便于在不经意间加以引用；不过，读者应该在自己的头脑里有一个清晰的观点，那就是事实上，李鸿章很少记载自己的感情，他绝少就此方面的情况在自己的日记中书写。李鸿章辞别人世不久，他的兼职幕僚，也是最顺从他的谦逊的办公人员盛宣怀就将自己编写的李鸿章的官方公文在上海出版。

　　实际上，就这些文件的用处来说，与其说它们对历史有用处，还不如说它们对帝国法令和清朝编年史的编撰更有实际的价值。整体来说，这些公文以异乎寻常的方式，将传统官员乱说一气以及作者粉饰官员门面或挽回官员面子的无与伦比的能力揭示出来，而且根本不顾及事件的准确性和真实的过程。从那些声称颇具权威性的中国历史记载，以及记载着李鸿章在其中发挥重大作用的那段历史来看，意即从太平天国起义那个时代一直延续到义和团运动，那种明显的“装模作样”的氛围笼罩在李鸿章的这些公文中，由此可见，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大环境下，中国的官僚们生活着、行动着，以其独特的方式存在着；对于作者对他的政治和道德环境的本能的服从，公文中也有所表露。但是，平心而论，它们的主要价值有两点，其一是在偶然中表明了这位儒学家用淡然处之的姿态对待现实世界，其二就是表明了他之所以具有这种高姿态，总体上是出于他对中国出神入化的治国思想的信仰。因此，对李鸿章的生活和时代的研究，我们必须更多地建立在独立思考的前提下，建立在能够承担起相应的责任的欧洲观察家的记录上，而不是那些存留下来的中国官方记录，或者依据李鸿章去世后所存留下来的自己的文件。所以，被称为证据的，应该是那些可以起到促进作用的东西，不过，这些东西并不是结论性的东西。但无论对我们予以指导的最高领导是谁，也无论他们在指导我们的时候，依据自己的观点能够得出怎样的结论。

　　总之，一句话，我们在对李鸿章本人以及他作为19世纪开创者的地位作出终结性的历史评判时，我们就应该怀着一颗客观之心去看待此人及其著作，对于他出生时的社会和政治状况必须牢牢地记在心中。当我们以一个客观的态度分析他的成就和他的错误及失败时，我们不应忘记那些非同寻常的不断增加的困难：对内来说，在“神圣的遗产”中，清政府的权力逐渐衰落；对外来说，欧洲人不但将危险信号发出，而且他们的一只脚已经踏进了中国的国门，但是这个时候，李鸿章冷静从容地应对当前的局面，而且差不多是孤军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