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一部源远流长的思想史。中华文明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因其思想上的传承。历史是由事件书写的，而那些惊天动地的事件又无一不是由光辉卓著的思想引领的。先秦的百家争鸣、近代新旧思想交锋、革命的呼声都是思想在历史道路上的艰难探索。然而我们熟悉孔子，却并不熟知在西方文明的猛烈冲击下坚定地尊崇和捍卫孔子的人；我们讴歌革命却一度冷落了举步维艰的改革；我们享受新生的喜悦，却并未深深体味蜕变中的困惑和纠结。幸而历史的真金只是被时间的尘埃短暂地掩埋，它总是会对关注的目光闪现它不灭的光芒。

　　中国近代历史不仅是屈辱的低头和悲壮的抗争，更是艰难的求索和抉择。旧的、腐朽的体制该如何孕育希望的胚芽？新的惨烈的革命是否应该放慢浩荡的步伐？这是处在新旧交替时代有历史担当的思想家难以回避的重大课题。今天的我们虽然远离了那段历史，却不能简单地用激进或保守来评价诞生在历史夹缝中的思想，而是应该向在夹缝中仍然不失去判断力和定力的思想家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缅怀。林则徐、魏源等最早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中觉醒的思想家以及随后倡导洋务运动的李鸿章、张之洞等人，虽然也面临着中西新旧的问题，但他们有着封建士大夫的身份，朝廷的利益就是他们的立场。孙中山、李大钊等接受了西方文明，并从西方寻找中国的希望，他们也面临中西新旧的问题，但他们选择了坚定的革命道路，共和政体是他们的目标。无论成败，他们都有自己清晰的阵营和寄托的土壤。最尴尬的却是康、梁，身无位而忧天下。康有为在封建仕途上的跋涉可谓是艰难曲折，这位年就才华横溢的神童直到三十六岁才中进士，后被授予一个小小的工部主事。面对这迟来的功

　　名，康有为没有像范进一样欣喜若狂，而是辞不就任。然而从１８８８年到１８９８年，这十年间他无时无刻不以国家社稷和苍生为己任，凭一介书生之力先后七次上书皇帝，极言国势之危，变法之亟，虽屡屡受挫而九死未悔。甲午战败割地赔款，特别是胶州湾事件后列强瓜分中国狂潮涌起，使中国面临亡国灭种之患，这时康有为的忧国之辞终于上达天听，与政治高层酝酿多时的改革思潮碰撞，并得到了光绪皇帝的赏识和重用。按理说康有为可以大

　　刀阔斧地实现自己的抱负了，但因为朝廷内部帝后两党的分歧，他陷入了倚圣主而权势空的另一重尴尬境地，新政每每有令不行。在与顽固势力的斗争中，他也因为变法心切以及书生傲气将自己置入困境。为了摆脱被动局面，使维新运动在光绪帝的主导下真正得以全面实施，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策划了一个废掉慈禧的“围园捕后”计划，遗憾的是计划尚未实施就已败露，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反而使西太后提前发动了政变，圣主被囚、志士喋血、领袖逃亡、新政废止。椎心泣血的变法诉求换来的是缉拿严办的通缉，康有为从维新大舞台上的主角一下子跌落成了四处流亡的政治重犯。面对朝廷这样绝情的追杀，康有为如果选择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势力联手，历史或许会是另外一番局面。但是他没有。康有为依然忠心于朝廷，从其对政治形势的分析来看，他始终认为变法败在西太后那个愚蠢的女人手上；从个人感情上来说，他认为自己参与变法是蒙受了皇上的知遇之恩，应该至死不渝地感戴圣恩；从学术渊源来看，他十分推崇《周礼》，他希望能有像周公一样有位有德的圣主来推行开明的政治主张，而非布衣自下而上的革命。所以，就在革命形势轰轰烈烈发展的时候，他依然在为保皇事业奔走。这样康有为又陷入了和革命派论战纷争的尴尬局面中。变法初期，面对朝廷中强

　　大的反对之声，他走的是激进的改革路线；后期流亡生涯中，重大的政治挫折不仅没有使他走上革命道路，反而成为一股阻碍革命的力量，让自己在后人对近代史的评说中一度沦为保守角色。在革命势力横扫神州、中国面临新的政治体制的抉择时，在民主共和的呼声中他异样地倡导君主立宪，甚至逆历史潮流而动，参与了张勋复辟事件，这使他在接受了新思想洗礼的国人眼中彻底沦为了封建遗老。康有为不仅在政治上多不合时宜，思想上也是如此。封建王朝奉行儒家经典，康有为托古言改制，是封建卫道士眼中蔑视圣人的狂徒；在打倒孔

　　家店的反封建呼声中，他却坚定地捍卫孔子、畅言孔教，成为新青年眼中的封建卫道士。他的选择从来没有踩在历史的节拍上，却是在成功地预见着历史，他的思想被时间逐渐地证明。

　　康有为对世界局势有着深刻的预见，早在第一次上书时就预言列强瓜分中国的图谋。所以在胶州湾事件爆发，中国即将被瓜分豆剖时，身为帝师的翁同騄追悔当年没有代为呈递康有为的上书，并在皇上面前竭力保荐这位政治新锐。又如康有很早就指出，和中国正面交战过的英国和日本比俄国更可靠，俄国是毗邻中国刚刚通过改革走向富强的大国，这本身就是一种

　　巨大的威胁。英国虽然势力广大，但是毕竟离中国路远迢迢，而且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积累了一定的近代资本主义文明。而日本，虽然通过改革已经走上了富强的道路，但毕竟是一个弹丸之地，在与列强的角逐中，它依然需要在亚洲寻找政治同盟，中国和日本在一定程度上是唇亡齿寒的关系。所以他一直反对亲俄政策，但是朝臣中大多数人还是依据最直接的战争经验而不是对局势的透彻分析，而轻信了俄国的政治许诺，直到俄国的背信弃义使中国陷入空前的外交危机、亲俄派触怒龙颜之时才追悔莫及。在对中国道路的选择上，他坚定地主张君主立宪而非民主共和，他认为没有君主的共和会使中国长期处于群龙无首、争权夺位的混战局面。事实上中国在走向共和的道路上确实经历了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以及后来的军阀混战局面。对现代人而言，这些预见可以在掌握了大量材料的基础上推断而出，但对于一个处在历史裂变中的人来说，作出这样史无前例的判断和抉择却是难能可贵的。

　　如果说政治上的大起大落、浮浮沉沉对康有为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造就的传奇经历，那么教育才是他成就的更久远的事业。他自幼深受家学濡染，又跟随大儒朱次琦学习儒家经世致用之学。饱读诗书、旧学功底深厚的他却不满足于以诗书求取功名，而是希望自己能够真正的悟道，所以他还带着很多困惑隐居西樵山白云洞参禅悟道，对释老之说深有心得。结识了翰林院编修张鼎华以后他开始大量接触西学，康有为是一个穷究物理的人，他用自己钻研经典的精神钻研西学。据说１８８２年他路过上海，一次从江南制造总局购买介绍西学的书三千余册，几乎相当于总局年售书量的四分之一。有着深厚的旧学功底的他很快就能汲取到西方学说中可以为我所用的精髓。广博深厚的知识体系和思想格局已完全可以使他成为一个独具魅力的师者。而１８８８年他不顾朝廷“布衣不得言政”的禁令，冒死谏言的举动更是赢得了有识之士的钦佩，才子陈千秋和梁启超拜在康有为门下，随后又有很多有才学有胆识的年轻人跟随他做学问、讲政治。康有为的弟子中很多人在日后都参与到了中国维新运动中，并且成为康有为政治道路上的追随者，一起谱写着中国近代史上与变革相关的篇章。由于处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也因康有为对这一历史时期有着自己深刻而独到的见解，所以他的教育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纵观他一生的活动，每每政治上受挫，就会回归到教学上。这使他的教学活动总是紧密地跟政治联系在一起。但他也有很多超越时代局限的教育思想，对后人有着深刻的启示，如在教学方法上他熔中国古代书院式教育和近代西方新式教育于一炉，重视教育体系的科学性，也非常重视通过心得笔记促使知识内化为学生个人思想和修为的一部分，这对我们今天的教育仍有着深刻的启示。晚年淡出政治舞台后康有为创办了天游学院以讲学作为自己最后的事业。康有为之所以满怀热忱，情愿为国为民奔走一生，源于他对人类未来的热切关注和美好企盼。他的《大同书》对人类未来的理想生活做了全面的具体构建，具有很高的价值。然而人类共同的理想需要很多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我们需要扪心自问，今天我们是要在前人洒满血泪的道路上继续开拓，还是心安理得地挥霍着他们为我们开创的功业。自由、平等、博爱的境界在一百多年以后物质文明逐渐发达的今天有没有真正的实现，离我们是近了一些还是更远？

　　我们离开那段大变革的历史已经一百多年了，那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那个时期的人物经历过的事件、思考过的问题有很多是我们到现在都绕不开的。作为新时期的青人，对历史尤其是近代史和曾经在近代史上引领风潮的人物、思想应该再多一些了解。

　　笔者才疏学浅，抱着学习的态度与广大读者共同探寻近代史上的珍宝。时间仓促，水平有限，恳请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