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魄空为梁父吟———上清帝第一书未达天听

　　到19世纪80年代初，康有为驳杂的思想体系中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很多源头，既有家传的理学知识的陶冶，又有非儒家的中国古典哲学、大乘佛教和西方思想的影响。一个人的世界总是被他的思想照亮的，康有为以这些思想去烛照满目疮痍的现实生活时不免心生感慨。到处充斥着的混乱、痛苦和不公正的世界让熟谙佛典的他产生一种悲悯情怀以及“普度众生”的宏愿。宗教的美丽源于在它的体系内有一个较之现实更为美好的世界。此时的康有为也开始致力于对人类的生活进行一种更美好的构筑。

　　1884年春夏之交，康有为居住在城南的板箱巷。不久，中法战争爆发，广州城戒严，他回到家乡，居住在澹如楼。经过中法战争刺激之后的康有为除了有精神上普济众生的宏愿之外，又多了一种因民族危机加重而产生的更加具体的政治紧迫感。所以这一年他除了广泛地阅读宋元明学案、《朱子语类》和一些佛家经典以外，还进一步潜心考察西方学说。

　　秋冬时节康有为独自居住在一座楼里，心思澄澈，俯读仰思。到腊月他已经从所学的东西中渐渐悟出了很深的道理。通过显微镜可以将虱虫和蚂蚁看上去像大象一样大这一现象，他悟出了大小齐同的道理，通过电机光线一秒数十万里，他悟到时间上的久暂也是齐同的。大小久暂种种，各种范畴都是没有边界的，至大之外还有更大的，至小之内也还有更小的，以这样的道理来推知未来太平之世，我们是难以看到它的来路和去路的，这样就只能把握现在。既然知道人的精神是无所谓生死的，也就不以肉体为苦，能超脱而达观地对待人生。

　　康有为做学问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具有非常鲜明的政治色彩，这在各个时期都有体现。青少年求学时代他就非常重视经世致用，经过中法战争的刺激，参悟新旧中西各方面学说，他形成了一套自己看待世界的观念。这时形成的观念为他后来写《大同书》奠定了基础。自此以后，尽破藩篱而彻悟诸天的他抱着一颗“不忍人之心，日日以救世为心，刻刻以救世为事”。

　　他给自己的定位是救世，这种先哲般主动担当的使命感是他探索救国道路的最初动力。从这时开始，他对西方知识的学习开始系统化。有着惊人的学习能力和理解能力，又有深厚旧学功底的他，很快就参悟到了各国政治的得失，以及形成目前这种世界格局的原因。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将所学的西方知识与中国政坛的历史和现实相结合，探索适合中国走向自强的道路。在后来向朝廷进呈的《日本变政考》序言中，康有为曾经向光绪皇帝叙述自己在中法战争前后注意从日本接受变法图强的信息的情形：“昔在琉球被灭之际，臣有乡人，商于日本，携示书目。臣托购求，且读且骇，知其变政之勇猛，而成效之已著也。臣在民间，募开书局以译之；人皆不信，事不克成。及马江败后，臣告长吏，开局译日本书，亦不见信……”

　　“山河尺寸堪伤痛”，中法战争，列强启衅，是中国的一大耻辱，也正是这样不败而败的耻辱加深了康有为忧国忧民的紧迫感，促使他进行更为热切的救国探索。他较早地从日本的经历中看到了中国谋求自强的道路，并逐渐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把中国传统的哲学跟西方的自然科学结合起来，形成了“以元为体，以阴阳为用”的哲学体系，还把《公羊传》上“三统”、“三世”的变易观点发展成“以三统论诸圣，以三世推将来”的历史进化观。在此基础上，他还认为人类社会是由“据乱世”向“开平世”再向“大同世”发展的，这可以说是他后来整个资产阶级改良思想体系的雏形和基础。难怪乎他坚定地说：“吾既闻道，既定‘大同’，可以死矣！”

　　然而，大凡先知总有几分悲怆，他的所思所想往往因为超过大多数人的认识范围而不被理解和接受。康有为的主张不能在乡民中间得到重视，1886年他向当时驻广州的总督张之洞上书，提议翻译西方有关政治书籍，也始终没有受到相应的重视。

　　1888年对康有为来说可谓是非同寻常的一年，他以布衣身份写成了痛言国危、力陈变法的上清帝第一书，希望自己维新变革的政治主张能够引起政治高层的重视并被采纳。

　　时年久居乡里的康有为在旧友张延秋的频频召唤下，5月启程赴京参加乡试。可是当时交通不便，道路阻隔，等康有为到达京师时，张延秋已经重病在身，不久便永隔人世。康有为想及昔日的知遇之恩，痛哭失声，带着无限的遗憾和悲痛为其治丧。

　　8月他趁着参加科考的机会游历北方，登长城，游汤山，览万里山河，发千载幽思，洋洋洒洒挥诗数十章，痛感山河人民之艰哀。“曾游绝塞归来者，胸有深山与大河”。如果说，饱读诗书早已使康有为成为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的话，那么这次壮游则给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的他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自中法战争失败之后，康有为更加热切地探索救国之路，变法的新思想已酝酿多时。正如一个手有良方的医生看到哀哀忍痛的病人难以无动于衷一样，他迫切地感到自己救国救民的责任，康有为深深感到国势日蹙，可容中国发愤图强的时间并不多，如果能抓住这个机会，及时变法，或许还可以自保图强；如果错过时机的话，即便是再有变革之心，恐怕外患日迫，形势也不允许。因此他需要将自己的政治思想付诸实践，刻不容缓。

　　他所想到的第一个办法就是通过朝中有声望的人传达变法的声音。可是事情并不如他所期待的那样顺利。他先是拜见与康家有世交关系的汉族大臣潘祖荫，向潘陈述自己的变法主张，可是非但没有说服他，反而被久经宦海的潘祖荫告诫道“不要轻言国事、妄谈变法”。这次不成功的面谈并没有使康有为马上放弃，他又言辞恳切地给潘祖荫写了一封信，可是这封信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至此，康有为不得不另寻高官，兜售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希望能从学问深厚、地位显赫的大学士徐桐那里得到支持，但是情况更糟，徐桐对康有为在京城的活动已有耳闻，觉得他实在是胆大妄为，所以康有为几次登门拜访均遭拒绝。后来徐桐派人来问康有为究竟有什么要紧的话要说，性情乖张的康有为写了一封信，明赞其位高权重，暗责其身为帝师尸位素餐。徐桐因此被激怒，斥责康有为是“狂生”，将其书信掷还。这算是康有为和大学士徐桐交恶的开始。

　　可是能成大事者一定有坚强的神经。康有为屡屡受挫之后，依然坚持不懈，他又给兵部侍郎曾纪泽写信。这次算是得到了局部的同情。曾纪泽受其父曾国藩的影响，是一个有远见卓识并能礼贤下士的人物，他热情地到南海会馆与康有为会面。但是因为改革的舆论尚不充分，很多条件都不成熟，而且曾纪泽在朝中的地位和一些位高权重的老臣不能相提并论，所以这次见面仅仅是停留在交流的层面，亦不可能获得实质性的效果。康有为的这些活动可以说是并没有什么结果，可他却因为自己的才能和个性在京师名声渐震，但事实很快证明，这种张扬的个性给康有为带来的是不利的影响。

　　康有为这次顺天府乡试的成绩本是第三名，但是他的文章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桀骜之风，考官大多能够识辨，得知是康有为的卷子后，主考官大学士徐桐因前嫌难释便以“此生太狂，难堪大用”为由将他抑置副榜，考官王锡蕃为康有为争辩又惹怒了徐桐，于是康有为这次乡试最终还是落榜了。走仕途救国救命对他来说似乎遥遥无期，让他感到非常的沮丧，而当年又恰巧发生了祖陵崩塌之事，这实在是一个不祥之兆，康有为于是不顾个人安危，冒死发愤写成了五六千字的《为国势危蹙祖陵奇变请下诏罪己及时图治折》，即后来通常所说的《上清帝第一书》。

　　康有为在他的《上清帝第一书》分析道“方今外夷交迫，自琉球灭、安南失、缅甸亡，羽翼尽翦，将及腹心。比者日谋高丽，而伺吉林于东；英启藏卫，而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粤”，清楚地揭露了各国瓜分中国的图谋，同时还指出“教民、会党遍江楚河陇间”，“金田之役，将复起矣”的内在危机。清楚地看到这些危机的康有为痛心不已，他还尖锐地指出造成目前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清朝政治体制的腐朽。如果清政府此时不能改弦更张，变法图强，数年之后，外有四面夷狄，内有会党乱民，内忧外患，想要有所补救都为时晚矣。

　　他不仅对形势有着深刻独到的分析，而且在多年的学习和探索中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变法主张。基于自己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他向朝廷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项建议。

　　其所言“变成法”是指当今局势日变之时，要打破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守旧观念，根据现实情况，除旧布新，参酌古今中外之法，行切于时事的政策。同时要精选一些通达时务的维新人才，以东邻日本为学习的榜样，主持新务“次第行之”，以中国大地物产丰富、人民慧秀，不久则可“精神一变”，“岁月之间，纪纲已振，十年之内，富强可致，至二十年，久道化成，以恢属地而雪仇耻不难矣。”

　　“通下情”是指朝廷应该以民为本，倾听百姓的呼声，畅通言事的渠道，使全国上下民众的才智和声音得到最大限度的集中。当时他还向政府提出了增设“训议之官”的建议，类似于现在的信访局，召置德才兼备、体察民情的人来做疏导传达的工作，收上通下达的效果。

　　“慎左右”是请求朝廷明察善恶忠佞，革除以承平无事欺瞒皇上的人，而拔擢修身忠君、骨鲠直亮的人。中国古代历史上不乏佞臣误国的事，在世界局势变幻莫测、危机接踵而来之时，朝廷中难免会有不同的声音，而不同的声音可能就会将国家引向不同的道路。这对皇上的辨别能力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所以这一条也尤为重要。

　　最后，他还建议皇上“特下明诏，引咎罪己，誓戒群下，恐惧修省，求言图治”，以使中国崛起，御辱自强。

　　康有为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可以说是相当的到位，而且忧国忧民、一腔热血也非常感人，建议也很合理，可是这封极言时危、请求及时变法的上书却没有人愿意代为上奏。有的是觉得康有为的言论过激，怕因此获罪而不敢冒险代奏。有的是因为康有为礼数不周，对人多有得罪而被仇视。据说当时康有为的两位同乡高官许应!、李文田因为康有为到京不前往拜会而颇有不满。可康有为得知后不仅没有及时补过，反而狂言：我只是区区一介布衣，布衣到京师不拜客的人那么多，为什么只对我有所怪罪呢？如果他们觉得我是贤能之人，为什么不能先屈尊来看望我呢？最终还是没有去拜见，这种不招人待见的脾气后人读来可能觉得颇有名士之风，但是在活生生、血淋淋的官场中怕是会八方树敌、四面碰壁。10月，生性耿介、慷慨豪爽的国子监祭酒盛昱本来已经被康有为的一片赤诚所打动，同意帮他想办法呈送奏章。只是当时国子监由帝师翁同騄掌管，翁同騄一面因为康有为的上书中提到朝廷颇为敏感的用人问题，张佩纶就曾因此获罪，前事不远，不可不引以为鉴以图自保，遂不许呈送。另一方面，翁同騄与许应!、李文田共同主持天坛祭祀，许、李对康有为的不满溢于言表，翁同騄就更加不愿意通过国子监替康有为上书。最后，他以“语太旰直，徒生衅耳”婉言拒绝了盛昱的请求。

　　无奈盛昱只好另想办法，他将这份上书交给了都御使祁世长，祁世长感其忠义，同意在农历十一月初八递送到都察院。他们事先约好，当日会由御史屠仁守派人迎候。到了这一天，居住在米市胡同南海会馆的康有为整理好衣冠，即将出门却有仆人来报告，说离家不远的菜市口正在行刑，车马不能通过，听到这样的消息康有为心中一震。本来布衣上书就是不合朝廷礼制的，何况书中所言都很尖锐，政治风险原是最大的风险，今天又遇上这样的凶兆，康有为不禁忐忑，念及老母，忧戚难忍，觉得自己不能就这样去冒死。这是人之常情，康有为在他的记载中并没有标榜自己，而是如实地记录了当时内心的挣扎。最后他还是觉得既然以苍生为己任，那么有些事情就必须置之度外，生死自有天命，不能中途畏缩。于是坦然地上了车，从南边绕道而行。康有为没有改变自己的主意，可是事情还是没能按原计划进行。屠御史派来的人告诉康有为祁大人身体不舒服，需要改期，康有为只好返回南海会馆。接下来的日子，祁大人称病请假，康有为苦苦等待，直到深冬渡口已经结了冰，不能离京南归。

　　祁大人的病假继续请，一直到正月也未见音讯。盛昱已因病辞官，他在给盛昱的信中写道“事虽不成，公行事已昭昭扬于日月。仆虽不为其私乎，此意岂能一日忘也？”他感怀中正之人的帮扶，但是对国内的政治形势却备感寒凉。

　　在经历了上书受阻这一系列事情之后，康有为颇为感慨：昔者谓中国之势如病痿然，卧不能起，以今观之，乃是咽痰之症，上下不通，而心窍皆迷，一日可毙命矣！

　　1988年适逢光绪帝大婚，朝中大喜，即便再是忠肝热胆也不适合在这个时候大谈国事艰哀。好友沈子培劝他勿言国事，应该做一些远离政治、陶冶性情的事情。在一些京官那里屡屡碰壁的康有为也自觉人微言轻，所以就暂时居住在南海会馆的汗漫舫。当时京师有很多会馆供各地前来参加科考的人食宿，让他们可以不必为衣食琐事劳神。在京师逗留的康有为开始钻研金石碑帖。他不仅在老树蔽天的汗漫舫专以读碑为事，还尽观京师藏家珍品。由于他见多识广，颇有心得，很快写就了一本在中国书法研究史上占重要地位的《广艺舟双楫》。此外，他还钻研经说，可是一心积极用事的康有为并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在那段看似远离政治的日子里，他和御史屠仁守过从甚密，还曾多次替屠仁守草拟奏章。在这些奏折中颇多触怒朝廷的言论，比如请求禁止修建劳民伤财的颐和园，禁止宦官李莲英干政，甚至言及罢免宰相孙毓汶。这些都是满朝文武无人敢言的事情，屠仁守的革职当然是受康有为这些奏章的牵连，但是康有为的这些主张大概也是屠仁守心悦诚服接受的，所以被革职时他保持了相当的淡定。康有为没有因为这件事受到直接的牵连，但是出于良心，他还是希望能为屠仁守奔走讨个说法。可是就连向来耿介正直且与屠私交甚厚的洪良品大人也惧怕朝廷威严不敢轻举妄动。屠仁守成了康有为救国主张的第一个政治牺牲品。这一次在京师淹留甚久，康有为看到了清廷腐朽黑暗的一面，再加上科考遭遇不公正待遇和屠御史因言事被革职，康有为一度非常绝望。大厦将倾，独木难为！他决心从此不问政事，专心做学问，延续家族的书香传统。可是身为一个封建社会有良知的读书人，他又一度陷入了救之不得、坐视不忍的纠结中。这时他大发浮海居夷的感慨，想要到美洲教学，或者到巴西经营殖民地。在他的设想中，这样或许还可以为将来的新中国积蓄一些力量。然而，设想总是很容易，而事情要真正实现起来就会有很多现实的问题。势单力薄又无资财是其一，老母尚在、不可远游是其二，最终康有为只好还是离京南返，回到老家，打算以教学著书了此一生。

　　康有为的这次上书没能上达天听，但是却广为流传，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此后的十余年中，康有为先后七次向皇帝上书，但是所言的主要内容基本已经都涵盖在这篇上书中了。梁启超后来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转述过康有为的一段自我评价：“我的学问在三十岁（1887年）的时候已经大成，此后不再有进步，也不必再有进步。”在一封给好友沈曾植的书信里，康有为也曾说道：“到乙酉年（1885年）的时候，我的学问已经大成，从此不再有进步。”康有为在三十岁时实现了他从学朱次琦时所发的“三十岁之前尽读群书”的宏愿，虽然抱负一时未能伸展，但是属于他自己的一套政治学说已经初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