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亨：与祖国命运相联

　　陈亨,1931年出生于台湾省基隆,1947年迁往日本神户市。1956年日本近畿大学化学系毕业。曾任中国留日神户同学会主席。1957年3月回国，在天津市染料厂任技术员、工程师、总工程师、副厂长。1959年至1963年连续被评为天津市劳动模范；1973年至1978年连续被评为天津市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1979年、1980年荣获天津市特等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6年调任天津市台联会任会长，1988年起兼任全国台联副会长。是中共十二大台籍代表，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每次采访过定居祖国大陆的老台胞们,我都对台湾同胞深具爱国传统这句话的涵义有了更多的理解。每一位老阿公、老阿婆讲述的往事，都一次次感动着我，这感动中不仅包含着对他们过往人生经历的羡慕与触动，也包含着对他们把个人命运同祖国命运紧密相联的崇敬。
　　
　　再次见到陈老是在全国台联举行的老台胞来京参访的活动上。眼前的他尽管骨股头数次手术行动不便，但精神依旧硬朗。

　　台湾我乡

　　陈老的故乡在台湾岛的最北端——基隆,一个临海、多雨、满是历史烙印的城市。在陈老的记忆中，少年时代的他同所有台湾乡亲一样，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下受尽屈辱，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生活十分艰辛。而当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他也同全岛乡亲欢欣鼓舞，憧憬着回归祖国后的美好生活。尽管当时的他少不更事，但心里却明白回归祖国后，再不会受尽欺压。然而国民党接管台湾后的贪腐无能、残暴统治也激起台湾乡亲的强烈不满。而这种不满终于在1947年，台湾光复后的第三年爆发了。
　　
　　陈老的父亲当时是基隆市的参议员，曾经求学东瀛，后回乡在当地的煤炭行业工作。台湾光复后，国民党政府接管了日本殖民者在台湾的一切权利和财产。接管过程中，陈老的父亲因看不惯接收官员利用职权变卖资产据为己有，愤然向当局揭发。“二·二八”起义时，正担任煤矿工人管理职务并兼任“学生管理委员会”委员，起义被镇压后，成为了当局追责的人选。陈老说，那段时候，全岛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父亲不少同窗好友纷纷被害，父亲则另外一些因好友的帮助而幸免遇难。尽管躲过了两次国民党宪兵的搜查，但终究不是办法。为了家中妻小，最终父亲决定离开台湾。父亲离别时非常匆忙，尽管舍不得幼子、舍不等故土，却终究登上了离别的渔船，先到汕头，后经琉球辗转到了日本。然而令人未曾想到的是，父亲走后不久，国民党宪兵因找不到老子，则要抓儿子去顶替。正在台湾工业学校读书的陈亨，为了生存，不得不踏上了离别之路赴日求学。尽管离别是哀伤的，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别竟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
　　
　　求学东瀛
　　
 　　来到东瀛后不久，陈亨的一家终于在神户团聚。他也进入了神户的一所工业学校，学习化学专业。身在异乡为异客。尽管一家团聚在日本，却缺少了一份台湾光复时的喜悦。当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消息传到华侨聚集的神户。陈老说，他同所有海外游子一样从心里感到鼓舞和振奋。从此，新中国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华侨在海外也越来越受到尊重。1952年正在大学学习的陈亨加入了中国留日神户同学会。陈老说那段紧张、认真、开心的时光是他人生中最难以忘怀的。在同学会的那段日子里，他和其他同学一起阅读了大量来自新中国的刊物和书籍，这些读物也让他们这一代青年学子。看到了新中国的每一点进步和变化，也看到过贫穷落后、处处遭受歧视的祖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建成了一个欣欣向荣的新中国。
　
　　上世纪50年代初，《大公报》刊登了周恩来总理代表新中国政府号召海外知识分子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消息，引起旅日华侨的积极响应。陈老回忆说，祖国的信任与重视，让他们这些年轻的海外学子从内心感到热乎乎的。那时大家经常聚集在一起，议论的话题总离不开是否回国和什么时候回国。
　　
　　从1953年到1958年的5年时间中，先后有8批旅日华侨集体回国。尽管看着一批批华侨回国，陈亨尽管还未完成学业，但心早已回到了祖国。在家人与恩师桧山八郎教授的劝说下，他安心完成了学业。毕业时，陈亨放弃了在大阪一家染料厂的邀请，决心将所学奉献祖国而踏上归国之路。
　　
　　1957年，陈亨只身一人从神户港搭乘挪威货轮“海兴号”回国，那一年他2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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