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2010年秋天，在互联网上搜索“已知的未知”会得到超过30万条结果，其中25万条左右都会链接到我的名字。维基百科上有一个相关条目，其参考链接转到了一首“诗歌”，那首诗歌还被谱了曲，你在搜索结果页面的首页就能看到。

　　这个短语看起来如此熟悉，但事实上，有些讽刺的是大部分人仍然不知道其来源及含义。

　　早在2002年初，这条短语就首次与我联系在一起。在一次新闻简报会临近结束时，一名记者告诉我说有“报道”称萨达姆侯赛因政权与恐怖分子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间缺乏必然联系。提问者认为这些未经鉴别的报道可以作为缺乏“直接联系”的证据。

　　抛开（至少此刻抛开）记者的问题本质不谈，我将问题上升到了关于人类认知的局限性这一更高层面上。我回答说：

　　我对那些针对没有发生的事的报道常常很感兴趣，因为我们都知道，有已知的已知，就是我们知道有些事是我们知道的。我们也知道有已知的未知，就是说我们知道有些事我们还不知道，但也有未知的未知——那就是我们不知道自己有不知道的。如果一个人看一看美国和其他自由国家的完整历史，就会明白：意识到后一类是很难的。

　　乍看之下，逻辑似乎含混不清。但是在这段谜一般的语言背后是关于认知的简单道理：有很多事情是我们完全不熟悉的，事实上，有些事情我们太不熟悉了，甚至都不知道我们不熟悉它们。

　　已知的已知是事实、规则和法律，我们肯定知道。例如，我们知道使物体落到地上的是重力。

　　已知的未知是我们在认知上的空白，不过我们知道存在这样的空白。例如，我们不知道伊朗核武器计划的确切内容。如果我们提出正确的问题，可以潜移默化地填补认知上的空白，最终使其成为已知的已知。

　　未知的未知一类是最难掌握的。它们是我们认识上的空白，但是我们却不知道有这样的空白存在。真正的意外往往从此类中产生。19名劫机者将商用飞机作为制导导弹，将3000男人、妇人和儿童焚为灰烬，也许是美国经历过的最恐怖的一次未知的未知。

　　20世纪90年代末期，我与前国家宇航局（NASA）局长威廉格雷厄姆当时都在弹道导弹威胁评估委员会工作，在一次会议中我首次听说了“已知的未知”这个短语。我们这个代表两党的委员会成员当时有一种担心，担心美国情报界的一些情报官在面对缺少情报的可能情况时会预设一种想法：事情没有发生，事情不会发生。换言之，如果某事不能证明是真实的，就可以假设是不真实的。这种想法会导致对其他国家弹道导弹能力的误判，在某些情况下，一些国家的技术要比之前预想的先进得多。

　　已知的未知和未知的未知这种思想说明，那些在政府中占据负责岗位的人，以及在其他行动的负责人手中可支配的情报几乎总是不完善的。它强调了在思想上保持谦逊的重要性，在决策或制定战略时，谦逊是极为宝贵的特质。我们很难认识到（知道）可能有很多重要的未知。最好的战略家会想象并考虑各种可能性，包括看上去不大可能的因素，然后就可以做更充分也更机动的准备，在出现新的或意外的情报时可以根据需要调整，那时，曾经明显是未知的事情就会成为已知。

　　从托马斯谢林给罗伯塔沃尔斯泰特的《珍珠港：预警和决策》一书写的序言中我也读到了这种理念，其中谢林用“预期不足”作为对美国未能预计到并阻止日本袭击夏威夷的主要解释。谢林所要表达的想法很明显，而且有先见之明：我们必须准备好，敌人可能会以我们想象不到的方式袭击我们。回想一下历史，19世纪非常有影响力的德国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曾强调处理不完整或有缺陷情报时的困难以及难以避免的意外。一个对哲学感兴趣的人可能会记得苏格拉底有这样一句话：“我从来不知道，也不认为我知道。”这句话解读起来就是说：要做智者，首先要意识到一个人真正知道的有多么少。

　　对我而言一个已知的未知就是如何去写一本书。我之前从来没有尝试过，我不知道是否需要或如何将个人存档的成百上千页原始资料编纂在一起。我仍保留着父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每天写给对方的信，还有写于20世纪60年代我在国会任职期间投票原因的笔记，以及我作为白宫办公厅主任时为确保福特总统的要求和指示得以执行而写的详尽备忘录。我还有近2万份备忘录—它们被幽默地称为“雪片”，这些备忘录是我在乔治沃克布什政府任国防部长期间记录的，有些是重大决策，也有些都是小事，甚至包括理发的时间安排。还有存放在国会、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图书馆里数以千计的加密档案。

　　虽然档案数量庞大增加了很多困难，但我还是认为这些档案能够唤起我的个人记忆。另一方面，文件能够给我的记忆补充细节和内容，也能更严格地验证我的记忆是否准确。伴随着这本回忆录同时推出的还有我的一部分档案文件，可以在我的个人网站找到电子版（www.rumsfeld.com）。我也发布了一些本书没有直接引用但具有历史价值的文件，我也还会继续发布下去。

　　我的岁数超过了美国这个国家岁数的三分之一，所以我很重视这本回忆录，尤其是书名，“已知与未知”看起来很贴切。这本书写的是我的人生，有些是人们觉得已经知道的，有些则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与很多人曾经读到的、听到的或假设的完全不同。这本书还写了我曾经经历过的很多事件，这些事件包括民权斗争期间在国会任职时、在越南战争期间、在冷战期间，以及在恐怖主义横行时代任国防部长时经历的。我想要在这本回忆录中呈现给读者的既有已知，也有未知，但都是我们伟大国家的历史片段。能够成为这些历史的一部分，我深感荣幸。

　　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

　　2010年12月?

　　第一部 反恐的教训

　　“山雨欲来风满楼。”

　　—“拉氏法则”

　　巴格达

　　1983年12月20日

　　“拉姆斯菲尔德大使先生，请容许我为您介绍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阁下。”

　　在侍从的介绍声中，这位声名狼藉的伊拉克领导人信心满怀地向我走来。和其他以人民革命为幌子的铁腕人物一样，萨达姆身着军服，腰间还别着一把手枪。当然，萨达姆所谓的“革命”其实就是一场政变，是对政敌的逮捕和血腥屠杀。

　　萨达姆身材高大健壮，头发和胡须漆黑，我真怀疑他是不是染过了。那一天是1983年12月20日，这也是我唯一一次与这个人称“巴格达屠夫”的人会面。

　　萨达姆走到我面前停住脚步，面带微笑。我伸出手，他紧紧握住。随即快门声不断。

　　那年冬天，我作为里根总统的特使前往巴格达，头衔是美国总统中东问题特使，我也是25年来与伊拉克领导人接触的最高级别的美国官员。里根政府中的高官们已经不再对萨达姆抱有任何幻想。他的经历和大多数暴君别无二致，无非是在暴力冲突中夺权，继而通过更为血腥的残杀巩固自己的统治。他在三年前发动的对伊朗的战争中，曾经使用生化武器。但是，在那时中东地区的现实环境下，美国常常不得不与“坏”得不那么厉害的统治者打交道。我们在衡量谁有可能是我们的朋友，谁又有可能是我们的敌人时，形势往往变化无常。就拿1983年来说，这一地区有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比萨达姆更令人倒胃口。

　　那个时候，叙利亚和伊朗两国威胁着美国的利益，而伊拉克复兴社会党恰恰是这两个国家最大的敌人。叙利亚在总统哈菲兹阿萨德的统治下曾经是国际恐怖主义的主要支持者，占领着黎巴嫩的部分领土。像黎巴嫩这样的国家，西方世界更乐于看到它的独立。1979年以前，伊朗还是美国的亲密朋友。自从1979年阿亚图拉霍梅尼这位激进的宗教领袖领导武装的伊斯兰教徒发动政变之后，一切都变了。同年发生在德黑兰的亲霍梅尼派势力冲击美国大使馆、扣押66名美国使馆人员的人质事件恶化了美伊关系，更为严重的是，进一步动摇了吉米卡特本已麻烦不断的总统地位。卡特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也确实不走运 。

　　伊拉克就夹在叙利亚和伊朗两国中间，腹背受敌。一定是达成了什么交易，或者说更像是犯了某种错误，美国竟然站到了所有这三个国家的对立面。1983年，汹涌而至的两伊战争开始朝不利于伊拉克的方向发展，尝试缓和与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的伊拉克的关系似乎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当时，伊朗发起了人海战术，连刚满12岁的孩子都被派上了伊拉克前线，负责用幼小的身体在雷区开辟出一条通道。那时无论我们对与萨达姆侯赛因接触有多少疑虑、多少抵触，都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在中东地区伊朗的霸权更可怕！里根政府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早在几个月前便开始与伊拉克进行低级别的外交接触。

　　我的这次不同寻常的访问前一天就开始了，气氛同样不同寻常。1983年12月19日深夜，我率领少数幕僚抵达巴格达的伊拉克外交部大楼，与萨达姆政权的副总理塔里克阿齐兹举行预备会议。我方小组成员中包括美国驻巴格达联络代表处经验丰富的负责人比尔伊格尔顿和助理国务卿罗伯特佩雷特里奥，他们负责此次访问的准备。

　　但是当我们走出电梯，一来到外交部总部楼上大厅，两名全副武装、面无表情的伊拉克卫兵便将我与整个小组隔开。我的幕僚团在震惊中被领到大厅，而我则向右拐，来到一条黑暗的走廊。在那一刹那，我不禁想象，有多少伊拉克人曾经在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押解下穿过这条昏暗的走廊，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

　　我被领进一间明亮却没有窗户的房间，墙上贴着类似白色皮革做的壁纸。屋中一个男人孤零零地站着，中等身材、花白头发，戴着厚重的角质架眼镜，身着军服，腰间别着一把手枪。

　　“欢迎，拉姆斯菲尔德大使，”他用一口标准的英语说道，“我是塔里克阿齐兹。”他示意卫兵退下。我和他面对面站着。

　　塔里克阿齐兹后来成了萨达姆政权响当当的人物，经常出现在电视里捍卫他的政府。但是阿齐兹当然不是典型的中东官员，他博学大度、举止优雅，曾就读于巴格达大学美术学院。看起来，他这个亚述基督徒 在这个穆斯林国家的生活还是相当惬意的。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之一（想想萨达姆一贯的多疑，能做到这点也是很难得的了），同时他也是少数能够长期伴随其左右的人。阿齐兹身兼副总理及外交部长二职，足以彰显他的才干。

　　没有人向我解释为什么伊方决定背离之前达成的协议并将我与幕僚们分开。在我看来，也许阿齐兹认为没有其他人在场，我们二人之间可以更坦率些。后来证实确实如此。

　　在随后的两个多小时里，我们紧张、坦诚并且快速地讨论了我此次巴格达之行的使命以及美伊两国之间的关系。阿齐兹看上去深谙里根政府以及我作为总统特使的任务。他知识渊博，对伊拉克之外的世界充满兴趣，我发现自己对他的印象颇为良好。

　　我们长时间的对话谈及了很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话题就是我们两国在抑制叙利亚和伊朗两国时的共同利益。阿齐兹对伊朗尤为感兴趣，理由可以理解：他几年前刚刚从伊朗特工发动的暗杀行动中幸免，而这次袭击也成为萨达姆发起两伊战争的借口之一。阿齐兹请求我们帮助劝说美国的朋友及盟友停止向伊朗提供武器。我对他说，里根政府的官员之前曾经努力帮助过伊拉克，但由于伊方使用化学武器并侵犯人权，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我对伊拉克究竟对我们有何帮助仍存有疑问，尽管如此，有一点是很明白的，伊朗的领导人对美国充满敌意，再加上曾经绑架美国人质，更是接近不得。

　　我指出，美国和伊拉克有一些共同利益。“这太不正常了，”我说，“整整一代伊拉克人从小到大对美国知之甚少，同样，整整一代美国人也完全不了解伊拉克。”阿齐兹点头称是。

　　我与萨达姆的会面是在第二天早晨。这次会晤在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里竟然成了非议、谣言和想入非非的阴谋传说，尤其是2003年我被牵连进推翻萨达姆政权的事件之后，这种质疑声就更响了。据传，我是奉里根总统之命去见萨达姆，或者与他谈判秘密石油交易、帮助武装伊拉克，或者是希望将伊拉克变成美国的附庸国。而事实是，我们的会面很直截了当，没有那么戏剧性。

　　会面时，我和这位伊拉克领导人坐在金赤相间、毛绒镶边的软垫沙发两端。房间很大，木门雕刻精致，墙上镶有大理石。在这个还没有完全解决人民用电、用水问题的国家，如此奢华就显得很刺眼了。

　　我们的会议比昨晚与阿齐兹的长谈正式了很多。这一次，我没有被单独隔离开。到会的有代表团的两名成员—比尔伊格尔顿和罗伯特佩雷特里奥，陪同的有阿齐兹和一名伊方翻译。

　　与伊朗的战争自然是萨达姆脑海中的头等大事。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距伊朗边境只有区区一百英里，经常遭受炮弹和火箭弹的袭击。就连我们举行会议的总统府也有沙袋和栅栏保护。萨达姆尽管处境艰难，但他没有直接请求美国提供军事援助。和阿齐兹一样，萨达姆表示他对其他国家向伊朗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极其担忧，显然是希望美国能够对这些国家施加影响。此外，应国务院要求，我还与萨达姆讨论了通过输油管道从伊拉克向外输送石油到约旦亚喀巴港的建议。萨达姆说会考虑这个建议，但要求美国保证以色列不会对其发动袭击。尽管多数阿拉伯国家官方都不承认以色列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都忌惮以方强大的军事力量。

　　萨达姆表现出惊人的开放态度，表示愿意与西方国家合作。“尤其是法国，”他说，“非常理解伊拉克的立场。”在随后的多年间，我不止一次地想起这段话，我没有理由怀疑。

　　会谈中，萨达姆示意我走到窗前，指给我看一座城市远处的高楼。

　　“看见那幢楼了吗？”他问道。我们一起望着巴格达街景，我点了点头。

　　“如果那楼里的电梯坏了，我们该找谁来修理？”他问。我等着他来回答。

　　“我向西方国家寻求帮助。”他继续说。他的观点很明确：他需要西方国家帮助伊拉克向现代化国家发展。现在回想起来，如果他那时的这种远见能够超越或压制住其他目的和欲望，不知道我们的近现代史会有怎样的巨大变化。

　　我和萨达姆开始讨论美伊关系的前景，他的一些说辞相当有意思。

　　“这太不正常了，”他说，“整整一代伊拉克人从小到大对美国知之甚少，同样，整整一代美国人也完全不了解伊拉克。”

　　我暗自发笑。不错，这些正是我前一个晚上说过的话，一字不差。当然，萨达姆重复这些话并非巧合。我不知道萨达姆是如何听到我的讲话的，是阿齐兹私底下告诉他的，还是我与阿齐兹见面的房间被窃听了，这也不是不可能的。无论哪种情况，他能如此直截了当地重复这段话还是令我高兴，精神也为之一振。我开始想，通过频繁接触我们也许能够说服伊拉克人倾向美国，最终改变他们的行为方式。

　　在萨达姆将我的话完完全全重复一遍之后，我点头称是。“我完全同意。”我回答道，装作自己是第一次听到这些见解。

　　在我数十年的公共服务生涯中，收到的外国领导人和国家元首赠送的不同寻常的礼物不胜枚举，但哪一件也不如萨达姆呈献给我的礼物怪异。这是一盘录像带，水平当然得不了奥斯卡奖，但确是专门为了我此次访问特别制作的。录像带是一段长度为两三分钟、制作相当业余的影片，展现的是叙利亚独裁者哈菲兹阿萨德检阅叙利亚军队并鼓掌欢呼的场面。之后影片中的一群人据说是叙利亚人，正在扼杀一群小狗。最后是一队年轻妇女正在咬掉蛇的头。从录像的剪辑方式看，是要说明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场合，阿萨德都在场并为这些行为叫好。我觉得萨达姆是希望我能认定叙利亚人，尤其是阿萨德是野蛮残酷之人。鉴于阿萨德政权过往的劣迹斑斑，要达到这个目的并不难。

　　近一个半小时之后，萨达姆感谢我的光临，我也表达了感谢。听起来也许很奇怪，他显得相当理智。对萨达姆来说，他对美国高级官员代表里根总统到访十分满意。他知道，这将会提高他在伊拉克国内及整个中东地区的形象。

　　我没有预料到的是，在今后的岁月里，萨达姆政权对美国的未来—以及对我的人生会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就在我访问后不久，美国与伊拉克在断交长达17年之后，于1984年重新建立外交关系。我们有着共同的利益：美国可以劝阻别国停止向伊朗销售武器，从而帮助伊拉克；而伊拉克则可以帮助美国坚定不移地去对抗伊朗国内不断壮大的伊斯兰激进分子和恐怖分子政权。当然，美国最终无法重修与伊拉克的关系，我的巴格达之行也就成了某种不可外传的事件了。那时美国在这一地区主要关注的不是伊拉克，而是麻烦不断的小国家黎巴嫩，恐怖主义和内战将这个国家撕扯得支离破碎。我在黎巴嫩危机中的经历，为多年以后在乔治沃克布什政府任国防部长时应对困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事实上，很多时候，我回忆起那一时期的希望与失望，感觉其影响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