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少壮派

　　在戈德华特落败之后，国会内一小帮志趣相投的共和党人开始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有些人认为我们在众议院的共和党领导层需要新方法。我们在1963年帮助众议员杰拉尔德福特当选共和党大会主席时便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现在，我们可以选择究竟是接受现状，还是继续变革。

　　选举后的第二天，我第一个电话打给了共和党的一位退伍老兵—密苏里州众议员汤姆柯蒂斯。柯蒂斯大致可以算是我刚入国会时的指导者，他是一个稳重、学者类型的人，如果他对一个重大问题产生兴趣，会就这个问题向全国杰出的专家咨询，坚定信念之后他会积极地以他的立场行事。我喜欢这样的方法。他固执，有时候会激怒对手，但他也具备一个议员应该具备的良好品质，他原则性强、勤奋、诚实，而且胆识过人。刚刚第八次当选的众议员柯蒂斯和我一样，对我们政党的形势有着共同的担忧。我们约定在华盛顿与几名其他成员会面，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

　　那些日子挥之不去的传言是我们这些在1964年选举之后聚会的人在一开始心心念念的就是叛变。但是根据我的回忆，我们开会之初并没有人谈及要罢黜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在与少数国会议员包括鲍勃格里芬、查尔斯古德尔和鲍勃埃尔斯沃斯讨论之后，我们决定采取改革进程，向民主党多数党势力发起更强有力的挑战，使共和党在下次国会选举时能够有焕然一新的表现。

　　共和党领袖查理哈勒克和他的二号人物维普阿伦兹都拒绝接受我们的看法。哈勒克是一个正派的人，坚定的保守派，也是民权的支持者。但是他1934年就当选进入国会，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时代的代表人物。阿伦兹仍然对他在做伊利诺伊代表团主席时我公然挑衅他的权威一事耿耿于怀。他们俩都还记得，格里芬、古德尔和我都曾参与过推翻另一位领导人物并支持杰拉尔德鲁道夫福特。

　　作为共和党大会主席，福特对于反对领导层的同僚一事表现得小心翼翼。但是随着普通共和党人对改革进程的支持呼声渐涨，福特终于签字了。共和党呼唤出台新的、有活力的蓝图的呼声并没有打动哈勒克，他没有认真对待我们建议的内容。他没有参与改革，却将时间花费在确保能够获得足够选票保住自己的工作上。在一次与福特共同出席新闻简报会时，一名记者注意到哈勒克“看上去紧张而且忧心忡忡，时常顺着福特，确切地说，是时刻提防着福特”。

　　人人都想改革，所以哈勒克的行为不会赢得很多支持。如果哈勒克热情地接受我们的建议并积极考虑“少壮派”的担忧，也许他的命运会截然不同。他的行为就像一名顽固守旧的保守派，这是我们绝对不需要的。

　　“哈勒克这次出错了牌。”专栏作家鲍勃诺瓦克和罗兰埃文斯这样写道。确实如此，我看不出他还能打出怎样的臭牌。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哈勒克近乎偏执地提防对他领导地位的挑战，可他的行为给他带来的只有无法避免的挑战。与其他几位众议员一起，我认为哈勒克是时候离开了。“少壮派”再一次选中了那个人，我们认为他最有希望在领导人竞选中击败查理哈勒克。又一次，我们的候选人不愿意竞选该席位。

　　杰拉尔德福特自己坦白说，他不是一个掷弹手，也不是大家搞政治改革的象征。我们不得不费尽心机地说服他，竞选共和党领袖，是出于共和党的最高利益考虑。由于福特明确地表明不愿参选，所以我们集团中有些人并不支持推福特为候选人的主张。汤姆柯蒂斯就是其中之一，他认为福特不够坚定。尽管内部有质疑声，但最终不得不接受一个难以否认的现实，即福特是唯一有机会击败哈勒克的人。所以我们几个人加紧向福特施压，直到他最终同意参选。

　　在宣布他参选的记者招待会上，福特清楚表明即将开始的战斗不是针对个人的。“这是事关拥立新的、有活力、大胆、善于创新的领导人的大事，”他解释说，“这是事关众议院中所有共和党人的聪明才智能够充分得以发挥的大事。”我完全有理由赞同福特的发言，因为他的发言是我起草的。

　　我在国会的首个任期内与福特的往来并不密切，但是激烈的政治对抗能够锤炼友谊。在福特对抗哈勒克的整个过程中，我渐渐地开始欣赏福特的意志力，人们有时会忽略这一点。一旦下定决心参选，福特就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是一名睿智、坚韧不拔的竞选人。他总是那么有人缘，甚至连对手都喜欢他。这也意味着当有议员要将共和党内的反叛归罪于什么人的话，他们不会去找和蔼可亲的福特，而是会找我们这些被认为是幕后策划的人。很快，注意力就转向了我，我被当成主要煽动者之一。一名民主党议员开玩笑地说：“这真是拉姆斯菲尔德拿着匕首，由福特从哈勒克背后插入。”

　　第二个月，福特和哈勒克两派力量开始决战了。哈勒克一直说我们需要坚持到底，他有经验，能够帮助我们重新成为多数党，戈德华特的灾难只是意外，还有其他一些话，他认为能够在共和党大会上讨好一些议员。相反，福特的告白既有效，又简短：是变革的时候了。

　　我为竞选团队制作了每日的列表，按我们的观察记录下140名共和党议员在福特-哈勒克的竞争中的立场。每天早晨，我们都派出“党纪律委员”与议员谈话，尝试确定他们此时此刻的想法和立场，以及他们认为其他人的立场，并修正和调整支持我们的最新总人数。每天结束的时候，我都会记录他们的报告，注明“赞成福特”、“倾向福特”、“立场未定”、“未知”、“倾向哈勒克”或“赞成哈勒克”。竞争如此激烈，很多议员还没有表明态度，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精确统计，两人似乎只有一两票的差距。

　　虽然我们这一群人都是改革派，但是福特的竞选班子仍然没有摆脱老一套的政治手腕。毕竟这里是美国国会。我们精心策划，力求争取选票最多的俄亥俄代表团，这会使查理哈勒克感到自豪。七叶树州 的共和党代表团中有多位老前辈，最初都是支持哈勒克的。但是我们有哈勒克不具备的优势。杰拉尔德福特是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少数党资深成员，对缴纳税款的花费方式和去处有极大的决定权。我们向俄亥俄代表团指明，如果福特成为共和党领袖，按传统，他需要从所有任职的委员会去职。一旦他在拨款委员会的高级席位空缺，按顺序下一个坐上该位子的人会是众议员弗兰克鲍尔，他来自俄亥俄州。这会鼓励俄亥俄议员把票投给福特。

　　随着一月大会的临近，我们认为也许我们还落后几票。那时，一个未承诺投票的集团是堪萨斯代表团。事情就那么凑巧，在众议院佳能大楼我的办公室隔壁是一名来自堪萨斯的朋友，叫罗伯特多尔。多尔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战争中他的右臂废了。他是一位勤奋的议员、诙谐幽默的男人。我和他经常在召集投票时一起从办公室走到众议院。如果我们没有返回所属国会选区的话，周六我们都会加班，有时还会带上各自的孩子。我和多尔在财政上都是保守派，对联邦政府中的浪费现象十分关注，偶尔会一起关心国会经费超支问题。当我找到多尔请他在领导人竞选中助一臂之力时，他邀请福特给堪萨斯代表团讲话，游说他们将宝贵的选票投向我们。

　　杰拉尔德福特眼看就可以实现逆转了，但是我们还不能庆祝。由于票数很接近，我开始担心有些议员过分小心，可能会导致双方认为他们会支持自己。于是投票的当天，我坚持坐在了俄亥俄代表团一位重磅人物的旁边，以确保我们能够得到他的代表团的支持。

　　投票开始，哈勒克和福特都在坐。我们每一个人在选票上写下自己的选择然后投出选票。计票时，我们发现结果有问题。只有140名共和党议员，却有141张选票。那一刻，好像我们又回到了芝加哥。很明显，需要第二次投票。这一次，每位议员将选票投到箱中时都会经过仔细观察。当一人一票的最终结果出来时，结果如我们所愿。福特以73比67票获胜。我们胜选了。福特也很高兴，但是正如他一贯的行事风格，他仍然很低调。他立即向哈勒克和他的支持者们伸出了手。

　　福特从第一次到华盛顿时起，他的目标就是成为众议院议长。当然，历史为他安排了不同的使命。如果福特没有与哈勒克竞选过，他就不会成为众议院共和党领袖，也不会在后来斯皮罗阿格纽不得不辞职时被尼克松总统选为副总统。的确，完全可以说，这个从未在美国人民选举中当上总统的人却由于在1965年1月4日以微弱优势当选众议院少数党领袖而成为了美国总统 。

　　我们这个非正式小组在帮助选举福特登上领袖席位之后继续推动各项急需的改革。令人感到无助的是我们在国会的人数远逊于民主党，他们更希望一切维持现状，而且有一些共和党人也不希望惹麻烦。我们有时候站在国会大厦前，举着大幅标语，上面写着众议院上次规则更改的时间：1909年。我们称之为“马车时代的规则”。久而久之，我们这群人就被冠以“拉姆斯菲尔德的突击队员”。我们的策略是在立法辩论过程中择机敦促国会通过我们某些改革政策的要点。我们的建议包括成立众议院道德委员会、向公众开放更多国会听证会和针对开支法案的投票更多采取公开记名投票方式，以取代现行的无记录、匿名的口头表决 。

　　到1966年，共和党开始转运了，其中部分要感谢共和党本身的复兴，另一部分则要归功于民众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到了越南问题上，而且约翰逊的民意支持率也随之下降。在那年11月的中期选举中，全国有多位共和党员当选，其中值得注意的有密歇根州州长乔治罗姆尼和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罗纳德里根。共和党在众议院赢得了47个席位，而且将一些前途无量的新人带到国会，威斯康星州的威廉斯泰格尔和宾夕法尼亚州的爱德华“皮特”比斯特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都是议员中的典范，都愿意深究问题的本质，并按照是非曲直考虑立法。他们对国会的看法与我不谋而合：与其作为通往参议院或白宫的进身之阶，不如脚踏实地做些重要的大事 。

　　另一个为我们的改革工作提供了支持的新议员是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参议员普雷斯科特布什的儿子。布什最大的成就是以新当选国会议员的身份在筹款委员会获得了一个令人垂涎的席位。我和布什在今后的岁月里还会经常在同一个圈子内。

　　我们这群人的反叛行动也引起了正在国会谋求职位的一名年轻共和党人的注意。1968年，迪克切尼赢得美国政治学会国会研究者奖，申请在我的国会办公室任实习生。到了今天迪克还说他在首次面试中不及格，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津津乐道地谈论我们的首次会面，很有意思，但完全不准确。他说那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一次面试。事实是，那时我并没有把他当成一名实习生，因为我办公室需要一名律师，而不是初露头角的学者。我认为他看来是个合适的人选，阳光、有才华。但是我承认，那天他离开我办公室的时候，我没有想到我能和他亲密合作长达数十年之久。

　　杰拉尔德福特1965年赢得共和党领袖的席位后不久，就接到了约翰逊总统的电话。约翰逊不兜圈子，直截了当地用约翰逊式的方法刺探新共和党领袖是否会支持他在越战上的政策。他用低沉地道了声“祝贺”之后，就表达了他的担忧，不过，这些完全是重复福特之前表达过的，一字不差，即共和党从白宫没有得到有关越南形势的有价值信息。

　　“我们知道的事情不会瞒你，我们没有什么不希望你知道的事情。”约翰逊向他保证说。之后总统试图说服福特，要想增加共和党在国会中的席位，就应该与政府的战争路线保持一致。“我认为如果你不那么无聊或者不那么好斗，可能会为共和党赢得更多席位。”他建议道。

　　他是“福特的人”，总统说，当然他不会在公开场合如此表达。

　　我发现，无论约翰逊的话有多真诚，很难相信他会去支持一个可能威胁到他在国会中的地位的人。

　　谈到越南战争问题，共和党陷入了左右为难之境，约翰逊对此心知肚明。面对共产主义的侵略行为，国会中的共和党人最不愿意轻言退兵。我在战争初期也和多数美国人一样也赞成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在越南问题上的主张，即抵制共产主义扩张。

　　但是在1965年5月，当一项越南战争拨款预算法案摆在众议院面前，约翰逊总统紧急请求为国防部追加7亿美元时，我开始担忧了。投票演化成为支持战争的一方与反对一方的竞争。我看不出约翰逊有什么理由需要急匆匆迫使拨款法案获得通过。在我看来这只不过是一种策略，让美国人看到国会支持这场战争。但是最终，我投票赞成拨款，我自己做出了这个决定，就像我当时写过的：“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我们无法知道总统在想什么，我们当然也不能一开始就假定他的动机有问题。”我最后说：“坦白地讲，我也不知道自己的投票是否适当。”

　　1966年2月那次难忘的白宫简报会后不久，很明显的一点是，这个国家现在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越南的这场战争。很多国会议员都在质疑约翰逊的可靠性，包括他利用《东京湾决议案》对自己所采取的行动进行辩护的可信性。虽然约翰逊和政府中的其他人可以用“形势正在发生逆转”和“曙光就在前方”这样的话语来安慰民众，但这是有史以来世人第一次可以通过电视观望一场战争，人们已经开始感到这些话与他们看到的不一样。政府的花言巧语说多了就成了陈词滥调，渐渐地开始不起作用了。

　　正如我亲眼所见，约翰逊总统刻意回避国会议员及媒体对这场战争的质疑。他认为媒体的报道是在为敌人提供帮助和安慰，他这样想，也这样说。我的结论是，如果我想更好地了解越南的现状，我应该亲自去战场，眼见为实。

　　1966年5月，众议院外交事务和政府信息小组委员会前往越南调查国际发展署（AID）提出的浪费及滥用纳税人税款的指控。我也将此行看成是一次机会，可以与部队谈一谈，而无需经过过滤，也可以第一时间听一听越南军方和外交领导人的说辞。

　　实际上我马上就观察到了我们在越南陷入困境的明显迹象。当我们抵达国际发展署在西贡（今胡志明市）的办公室时，电视机无法工作，有画面，却没有声音。国际发展署的工作人员试过修理电视机，却没修好。于是有人试图请当值的越方人员帮忙，但是周围的美国人没有一个能与越南人交流并告诉他们我们需要什么。只是想修理一台电视机，国际发展署在场的各位人员都无法与共事的越南人良好交流，我很怀疑他们怎么能够携手赢得战争。

　　存在语言障碍的绝不仅仅是国际发展署。我们得知，派驻越南的美方人员有26万人，只有近1500人能够讲越南语。在常规战争中虽然语言差异是可以克服的，但是在发生冲突时，美军要想取悦并寻求当地人帮助，语言障碍就会造成很大的困难。

　　还有更多惊人的真相即将揭示。当我们的代表团行至金兰湾港口时，我们注意到一个在建的巨大工程项目。我问一名工程师，新港口能够为多少美国士兵提供后勤补给，得到的答案是50万以上。由于当前只有不到30万人，这表明政府可能打算在未来大规模扩充在该国的美国军事力量。这则消息对于美国民众来说无疑是爆炸性新闻，因为在1964年的总统竞选期间，约翰逊还曾宣称，如果戈德华特（而不是他）当选总统将会扩大战争。

　　我们在南越从军方领导人，包括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处收到的简报令人沮丧。其中几乎没有信息能够表明我们在组建南越自己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力量方面做过什么有成效的工作。我想政府命令美国军队奔赴越南是很容易的，因为美国军队大多由被征召入伍的人组成，但是要动员外交或经济专家去帮助越南人发展自己的力量，则有相当的难度。

　　一切迹象表明，越南战争已经不是常规战争，美国军方和政府的其他部门无法妥善、充分地处理组织、训练、装备、资助或人员配置问题。与美国作战的敌人不必在直接交火中取胜就可以活命，他们也从来没有在直接交火中取胜。确实，他们完全可以不按我们的路数作战。他们可以星期一伏击美国军队，星期二就回家收割稻米。他们可以选择在有利于他们的时间与我们的部队交战，但一般来说，他们知道自己会输，因此会避免直接冲突。他们的策略就是拖，拖到美国及其盟军由于成本过于高昂而不得不决定停战。

　　更有甚者，我们在意识形态分歧上获胜的几率也很小。越共是为了理想而战。胡志明向他的追随者承诺的是经济进步，在他口中，美国只能带来更多的炸弹和流血冲突。毫无疑问，如果能够享有更自由的政治和经济体制，越南人民的生活会更美好。但是无论是我们，还是我们所支持的越南人都无法说服他们接受这个真相。我们在与思想狂热的革命者战斗，他们不会放弃马克思主义思想，也不会在谈判桌前坐下来讨价还价，他们希望建立一个胡志明领导下的统一的越南。

　　在这个国家进一步增加美国驻军人数，等于同时在增加靶子数，会导致更大的伤亡，也会进一步降低国内对战争的支持度。美国采用的做法看来给了敌人可乘之机，加大轰炸力度并增加美国部队人数，却并没有成功地使南越盟军承担更多作战任务。在给选民的报告中我说明美国未必“能够为南越‘赢得’这场战争”。

　　虽然美国用心良苦，但是我担心我们会造成南越的过度依赖。我在该国逗留期间曾访问过一个训练机构，美国飞行教官正在教南越飞行员如何飞行。依我看，更合理的做法是教会南越飞行员如何做飞行教官，这样他们才能去训练其他南越飞行员。只要由美国训练越南人，他们就会继续依赖我们提供飞行员。

　　国会中，尤其是在民主党中间一直有一种观点认为，他们认为反战的最好方法是拒绝提供资金。我不赞同。我的观点是，即使一个人不赞同现行政策——我和其他很多人就越来越不赞同——最好的表达方式是对政策提出修改建议。我希望国会能够更多参与，更实质性地投入，而不是在不满意时简单地捂紧钱包 。

　　1967年9月，我发起一项联合决议，将战争行为提到众议院进行辩论和讨论。第508号议案建议要确定“针对东南亚的政策问题，国会是否需要采取更多行动”。我认为没有人确切知道在这些事情上各部门之间的平衡点在何处。我没有建议具体的改革，而是建议国会对这一话题进行研究 。遗憾的是，在政府的要求下，民主党多数派反对第508号议案，不予考虑。

　　在许多场合，我与其他一些国会议员一起对白宫企图操纵战争新闻的做法表达了忧虑。政府方面有这种倾向可以理解，因为他们显然感到媒体对战争的报道不公正。但是政府似乎不愿意给国会议员提供更多资料（如果有的话）让他们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有更好的理解，则使事态进一步恶化。

　　此刻，加利福尼亚民主党约翰莫斯提出了《信息自由法》（FOIA），我成为了这项法案的联合发起人和积极拥护者。作为对约翰逊政府的行为的一种回应，该法案于1966年获得全票通过。作为一名民主党人，莫斯提出一项法案，反对总统表达出来的愿望，自己所处境地之尴尬可想而知。于是我帮助他推广法案并推动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对于我，支持这项法案是秉承我的一贯信念：正确的判断需要准确的信息。

　　我现在仍然支持《信息自由法》。但是自从我1969年加入政府的行政部门之后，我开始认识到我们出于善意制定的法律也可能造成损害。例如，依据《信息自由法》，需要信息的人究竟是合法理，还是那些希望政府陷于日常书面工作不能自拔，或是别有用心之徒在进行无根据的非法调查，常常很难区分。联邦官员为了根据《信息自由法》判断哪些信息可以发布，哪些信息不可以，不得不耗费大量的时间和财力。我们需要通过一项法律以解燃眉之急。事后回想起来，我真希望我们能够更全面地理解自己所捍卫的法案的长期影响。

　　看到越南的形势，加上国内反战和反征兵的游行示威，我更加坚定地支持向全志愿军队过渡。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起便开始征兵，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很多年轻的美国人在问，为什么他们要被迫去参加一场他们并不理解的战争，而且他们并不认为这已关乎国家的安全。由于各种免征情况——如大学学生、教师、已婚的人，或出于良心而拒绝参军——执行时更偏向富裕人群，因此征兵也使国内本已紧张的种族和社会关系更加恶化。1967年10月，华盛顿地区最大的一次反战示威在五角大楼前爆发，抗议征兵无正当理由、存在歧视行为和不公正。我赞同他们。

　　在我们自由的政府体系内，我认为只有在证明确有必要时征兵才是适当的。志愿兵役制有很多好处。首先，可以保护个人自主决定自己希望的生活方式。选择参军的志愿者更像是从事一番事业，而不是短期服役。这还能避免征兵制度中存在的各种超期服役和免服兵役所导致的隐性歧视和内在不公平待遇。

　　出于我在志愿兵役话题上的兴趣，我应邀参加芝加哥大学的一次大会，专门讨论此话题。在那儿，我遇到了一位志愿兵役制的积极拥护者，经济学家弥尔顿弗里德曼博士。日后多年中，我多次向他求教，征询他的建议和指导。弗里德曼的自由权力信念鼓舞人心，他完全赞同赋予人民服务美国军队的选择权，就像他赞同赋予学生教育的选择权一样。其他与会小组成员包括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和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他们都支持继续征兵。

　　双方针对此问题都提出很多论点。有人辩称如果不征兵我们可能无法招募到足够的士兵。我对此的看法是，在我们社会所有其他活动中，在公共和私营部门中，我们都有能力吸引并留住需要的人员，无需强迫。只要支付给他们有竞争力的市场工资，一切不在话下。批评的一方还担心要按私营部门的水平支付军队军人的工资，成本过于高昂。我的反应则是，政府支付给那些服役军人的工资为什么就该低于竞争性工资，换句话说，市场认为他们该值几何？特别是，为什么政府就应该心安理得地只在一部分人中征兵，然后再附加一句，我们将按你们价值的50%到60%支付工资？没有人能够很好地回答这些问题。

　　汤姆柯蒂斯和我作为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成员，针对军队征兵是否还有必要、志愿兵役制在经济上是否可行等问题提议并主持了一次听证会。五角大楼的一位官员证实说国防部已有目标，希望“通过志愿的方式征召尽可能多的或全部的必要人员”，但是在现实中还没有实现，他们也清楚这一点。我提出了一项不具有约束力的议案，想测试一下国会议员的意愿，以了解结束征兵是否可行。议案只是简单表明在“国会意识到”确为“保卫美国安全而必要时”才可强制征兵。由于遭到两党的反对，我无法考虑推行，后来到尼克松政府时该议案得以继续。

　　我现在认为联邦政府和我们的国家迟早会认真考虑全志愿兵役制的思路，这只是时间问题。我那时相信，而且现在仍然相信，如果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已有志愿兵役制度，在全国爆发的暴力和抗议活动就会减少很多。

　　由于反对越战的呼声日益高涨，因此林登约翰逊的政治生命在1968年初也走到了头，这是普遍看法。事实上，一开始事情还是朝有利于约翰逊总统的方向发展。约翰逊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上最主要的竞争对手罗伯特弗朗西斯肯尼迪已经宣布将不在民主党初选中挑战约翰逊的地位（后改变主意）。美国中部地区部分最激进的反战游行本来已经开始同情约翰逊，在民意测验中他的得票率也很稳定。和很多人一样，我惊奇地看到美国名流如简方达的照片，竟用来表示与北越人团结在一起。反对战争政策是一回事，可支持敌人就是另一回事了。确实，虽然我认为约翰逊总统在有些问题上是咎由自取，但我并不希望看到任何一任总统被如此纠缠，也不希望看到我们的部队遭到诽谤。

　　之后，1968年1月，北越人和越共部队在国家新年假期内破坏了停战协定，他们出其不意地袭击了南越100多座城市。新年攻势 中越共和北越人并为取胜，但是军事胜利并非他们的企图，他们是要厌战的美国人在电视屏幕上看到血流成河的场景，而且要把一则信息传达给美国人：“我们绝不放弃。”在约翰逊政府任期将满的时刻，我错误地相信了媒体的报道，他们言之凿凿地声称1968年的新年攻势以美国和南越的失败而告终。但是事实是，在最初的震惊之后，我们的部队进行了有效的反攻。新年攻势之猛烈，再加上强大的美国部队冷不防遭袭，都使人印象深刻。在国内，美国人对袭击的震撼场面心理准备不足，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为美国最终会在战争中战败。

　　几周之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间新闻”主播沃尔特克朗凯特到越南去了。返回美国后，于2月27日播出了一则特别评论，这是约翰逊政府在漫长的越南战争岁月中最灾难性的时刻。克朗凯特严肃地得出结论说我们“陷入了僵局”并且需要与越共谈判。节目播出之后，据称总统说：“如果我失去克朗凯特，我就失去了美国中部的支持。”这无疑是实情。

　　3月31日，总统在总统办公室透过电视镜头发表讲话。他谈到1968是“南越决定性的一年，这一年如果没有迎来最终胜利或失败，至少也将使战争进入一个转折点”。那时候，那么多转折点，那么多决定性时刻，那么多趋势逆转，想来民众都听腻了。约翰逊话锋一转，所说出的话显然故意没有写在提词器上，除了与他最亲近的人之外，所有人听了都大吃一惊。“在遥远的战场上美国的儿女们正在英勇作战；在国内，美国的未来面临挑战；我们和世界对于和平的祈盼每天都处在危急状态中，”他说，“我认为，我不应该浪费一天，哪怕一个小时的时间去从事任何个人的党派事务或承担任何其他职责，在这样的时刻，我只应该在这间办公室里做你们的总统，并履行总统应该履行的神圣职责。因此，我不会寻求连任，也不会接受我党将我作为你们下一届总统的提名。”

　　越南的战争是对政治意志的一次考验，但是被击垮的不是敌人的意志。这一年的动荡导致约翰逊政府的倒台，也显示出美国战争政策的摇摆不定，同时还吹响了一场最不可能的政治反攻的号角。

　　第四部 在尼克松的舞台上

　　法国，普罗旺斯

　　1974年8月8日

　　法国圣特罗佩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龙骑兵行动” 的登陆点，盟军从这里开始将法国南部从纳粹的魔爪下解放出来。十年以后，这个小镇成了一部电影的外景地，不仅使女演员碧姬芭铎一炮走红，也使圣特罗佩声名鹊起。清新原始的沙滩、清澈湛蓝的天空，就好像到了离此不远的地中海。这里很快就成为欧洲上层人士的享乐天堂。

　　如果说拉姆斯菲尔德有什么不是的话，他不是上层人士。我们开着一辆老掉牙跑得却还很好的粟色沃尔沃轿车穿过小镇狭窄、蜿蜒的小路。我们的三个小孩挤在后座上，后备箱中塞满了大大小小的旅行袋和提箱。我们的目的地是静寂的小村庄格里莫，安德烈德斯泰克大使同时也是北大西洋委员会的主任，在那里有个度假屋。这时多数美国人都被水门事件的丑闻惊呆了，而我们却在千里之外。作为常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的代表，我必须定期飞回华盛顿参加会议。但是那个春天和夏天，我和乔伊斯却不用理会水门事件的每日动态。我们的住在比利时，电视上的新闻不是法语的，就是佛兰芒语 的，这两种语言我都不会。我们的两个孩子在邻近的比利时学校上学，我甚至看不懂他们的成绩单。当然我能够收到英语报纸，《国际先驱论坛报》和其他一些英国报纸，但是我们无法跟上华盛顿事态的发展速度，那时可没有今天的互联网和有线电视。

　　于是，在那段时间，我更多地在帮助解决土耳其和希腊这两个北约盟友之间就塞浦路斯岛 的争端，平息他们之间一触即发的战争事态。间或我会打开当地的电视，看看尼克松总统的画面，有时会听到播音员带着浓浓的口音念出一些熟悉的名字，如“Hahl-dah-mann”（霍尔德曼）和“Err-leek-mann”（埃利希曼）。我不用会说佛兰芒语就能听出他们讲的不是什么好事。

　　但是，那是世界另一头的事。当塞浦路斯的紧张局势稍缓后，我和家人终于有了暂别公务的机会。在前往格里莫的路上，乔伊斯购买了一份《国际先驱论坛报》。她看得太过专注了，我发现她根本没有注意到法国沿海乡村的如画风光。

　　“唐，”她终于开口了，反常地带着强求的口吻，“我想你应该停车看看这个。”

　　我知道引起乔伊斯注意的一定与水门事件有关，但是我们没有在汽车中谈及这些问题，因为提及这个丑闻，会使我们七岁大的儿子尼克感到不安。尼克见过尼克松几次。我在前往比利时北约总部之前最后一次去总统办公室面见总统时带上了尼克。他对美国的最高统帅可是一心一意，总统曾经允许尼克坐在他的椅子上，使尼克印象深刻。所以我和乔伊斯都避免当着尼克的面谈论对总统的指控。

　　我不太想知道坏消息，所以我继续开着车，直到来到一片孩子可以游泳的海滩。我拉着尼克的手，与他一起踩着白色沙子漫步。当儿子第一次在地中海的海滨看到典型的女式泳衣时，他一脸惊讶，真是天真无邪。他在密歇根湖的岸边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情。这也提醒了我，拉姆斯菲尔德一家离家很远了。

　　终于，我坐在沙滩上，开始将注意力转向报纸。报道说，尼克松总统可能要辞职了。我知道他在政治和法律上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但我从来没想到居然不得不辞职。我想最坏的情况是他可能被迫接受缩短任期，减少影响。我认识的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有着坚韧的意志，很难想象他会放弃。但是，如果新闻是准确的，看来在国会时就与我是朋友的杰拉尔德鲁道夫福特将会成为美国总统。

　　那天傍晚，我们抵达了德斯泰克大使的家。德斯泰克特地请了一些折中派共进晚餐，包括比利时驻英国大使罗伯特罗特希尔德男爵，他也是碧姬芭铎的经纪人。乔伊斯和我已经渐渐明白了华盛顿形势的严重性，《先驱论坛报》认为现在的形势已经到了危急关头的观点让这些共餐的欧洲客人感到愕然。对于欧洲人来说，水门事件不算个大问题，就连尼克松在白宫的录音窃听也不值得大惊小怪。

　　我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的秘书利昂娜古德尔把电话打到了德斯泰克家，告诉我副总统福特办公室的一位助理正在找我，很快，他的电话就打进来了。格里莫还从来没有收到过白宫打来的电话，与我们共进晚餐的人这才开始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副总统的助理清楚地说明福特要求我马上飞回华盛顿。我们彻夜未眠，听着尼克松总统对全国发表的令人难忘的讲话。“我从来不是一个半途而废的人。”总统严肃地说道。随即理查德尼克松明明白白地宣布将于次日中午辞职。这个耗费了大半生精力终得入主白宫的人，忽然间，也相当意外，要重返他在加利福尼亚圣克利门蒂岛的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