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轻举却非妄动

　　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每当需要做出重大决定的时候都会表现得慎而又慎。我这个人遇事总要权衡利弊，从不同的视角看问题，然后做出谨慎选择。一个女人却改变了这一切。

　　大学一毕业，我就准备去海军服役了。我从小时候就一直很向往飞行，我请求前往位于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的海军飞行学校，并被获准。由于在普林斯顿时同学中没有女性，大多数时间里我都在学习和工作，又是个穷小子，实际上我没有约会过，所以我想我能够无牵无挂地去海军服役也是一件好事。但就在这时，乔伊斯出现了。

　　我们从高中起就保持着联系，放假时如果我们两个人都碰巧在家，我也会匆匆去与她见上一面。她上的是科罗拉多大学，社会生活丰富多彩，有很多朋友，也不乏追求者。我原来的设想是，我去海军服役，希望她能够等我，可是听说她在西部传出恋情，看来我的如意算盘要落空了。于是，我邀请她在春假时到普林斯顿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

　　毕业典礼后我返回伊利诺伊的家。到家后第二天早晨，我一边和父母用早餐，一边在想我不久的将来。一方面，可以在海军做一个快乐的单身汉，年轻又无忧无虑，毫无羁绊。但是一切在转瞬间似乎就变得明朗起来。没有和任何人商量，我起身离桌。“我马上就回来。”我对父母说。

　　我去找乔伊斯了，请求她嫁给我。没有铺垫、没有悬念，一大早十点钟，不算浪漫，但却是最正确的事。我的求婚令谁最吃惊？乔伊斯、我还是她的父母，我也说不清。当乔伊斯告诉父母这个消息时，她爸爸的心情代表了当时大家的一致看法。“真想不到。”他说，然后摇了摇头。

　　20世纪50年代，社会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不过从大学毕业回到家的第二天就订婚现在听起来还是不可思议。《我爱露西》这部电视剧长达六季，从1951年首季播出之时起，每一季在尼尔森收视率排行榜上都名列榜首，但是在露西和里基快乐的家庭生活表象下是暗流涌动。回想当年，他们那种超越种族的关系非比寻常，露西尔鲍尔表演时正有孕在身，而“怀孕”一词被认为不适合用在电视上。表演结束后两位演员也离婚了。摇滚乐在当局眼中也是值得怀疑的事物。埃尔维斯普雷斯利 收到圣地亚哥警方的警告，若再在表演中扭动身体，将会以淫秽罪逮捕他。玛丽莲梦露是新型现代电影明星，她性感、率真的戏剧性表演也面临被封杀的威胁。现在社会虽然有了变化，但是要惠及我和乔伊斯仍需时日。我们的经历和辉煌、耀眼的流行音乐及电影相去甚远。

　　不过，我还是遇到一次在聚光灯下表现自己的机会。在等待彭萨科拉飞行训练课程开课期间，我被派往新泽西大西洋城的海军航空基地，此时我已经21岁，而且刚刚订婚。我抵达后不久，恰逢大西洋城主办1954年的“美国小姐选美比赛”。美丽迷人的佳丽们需要有护卫者护送到选美舞台，选美主办方便到美国海军寻求帮助。当征召48名年轻军官担任美国小姐选美比赛护卫人员的要求一发出，我认为自愿参加可以体现我的爱国精神。于是，我奉命前往，担任那一年印第安纳小姐的护卫。

　　事有凑巧，1954年美国小姐选美比赛是第一届由电视转播的比赛，所以在全国曝光率颇高。最大的新闻是女演员格蕾丝凯利将出席这次盛会。乔伊斯的朋友们当晚都在观看电视转播，他们不止一个人惊问：“与那位选美选手共舞的不是唐拉姆斯菲尔德吗？”可想而知，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乔伊斯的耳朵里。谢天谢地，她完全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她在那之后的几十年里已经能够做到不把很多事情放在心上了。

　　马里恩乔伊斯皮尔逊和我于1954年12月27日结婚。自此，我整个人生80%以上的时间都是和我14岁那年就认识的这位迷人的、明眸善睐的姑娘携手共度的。新婚燕尔，我和乔伊斯便要共同面对海军生活了。我们在很多地方住过，第一幢房子在怀汀菲尔德海军航空基地跑道的尽头，是常见的那种煤渣砖房，地方很小，一边是厨房、浴室，另一边是小小的客厅和卧室。

　　飞行训练期间，我驾驶的是SNJ教练机，这种单引擎螺旋桨飞机如今只能在航空博物馆中看到了。父亲在战争中看到过太多起飞机坠毁事故，对我的飞行很是担忧。他的担忧不无道理，这几年里我们不幸地失去了多位好友。不过，我还是热爱关于飞行的一切：它的自由、它的速度、它的刺激。“最重要的是飞行的感觉，”据称威尔伯莱特曾说，“就是完美的平静中夹杂着刺激，将每根神经完全绷紧，想象一下这种感觉吧。”我明白他的意思。我真想一辈子当一名海军飞行员。

　　我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希望能够被派上单引擎飞机，最好能成为航空母舰战斗机飞行中队的一员。但是在我获得舰载机飞行员资格并开始高级训练的那个月，海军多引擎水上飞机飞行员名额未招满，于是便把我招去了。真是不走运。我尝试改变对我的指派，但是海军需要多引擎水上飞机飞行员，只能这样定了。这是早年与大型官僚机构打交道得到的一次教训。

　　我后来又请求调回彭萨科拉担任飞行教官，这是我能够重返单引擎飞机的唯一途径，尽管这里只是训练中心。我的请求得到批准，但就在我和乔伊斯准备动身的时候，我的命令又变了。我被派往弗吉尼亚的诺福克，其中一项任务是练习摔跤，备战1956年奥运会。但是，在获得全海军摔跤冠军并获得奥运会决赛资格之后，我在海军军官学校摔跤时不慎肩膀脱臼，我的奥林匹克梦想破灭了。

　　我的失望很快被另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冲淡了。1956年3月3日，我们的第一个孩子瓦莱丽珍妮在朴茨茅斯海军医院降生，很快，我们的小家搬到了佛罗里达，我也开始履行飞行教官之职，后来又做了专门培训飞行教官的教官。那一年我24岁，在教官队伍中是年纪最轻、官阶最低的人。这是一份好工作，也是一份荣誉，但却不是我想做的飞行员。

　　三年半的承诺期一晃而过，我请求从正规海军调往海军预备役，在那里，我不但可以继续飞行，做一个“周末战士”，还可以在私营机构谋一份差事。我热爱飞行，哪怕让我到阿拉斯加做一名喷药飞机驾驶员或者在无人区飞行的飞行员，我都会很高兴。但是我的肩上还担负着责任，尤其是乔伊斯患肝炎病倒之后，我更感到了肩上担子的分量。那时候还没有一次性针具，乔伊斯就是在注射流感疫苗时因针头不干净而感染肝炎的，她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才好起来。妻子病得很重，还有一个幼小的孩子，我们返回芝加哥与乔伊斯的父母同住，随后又与我的父母同住，同时我还在找工作。

　　在普林斯顿校友工作安置办公室的帮助下，我开始接受面试。在芝加哥有多家公司给我提供了工作机会。然后，我听说一位首次当选的美国众议员、来自俄亥俄州东北部的戴维丹尼森正在寻觅行政助理的人选。

　　一开始，我对华盛顿特区的印象并不好。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乔伊斯曾到华盛顿参加过一场婚礼，在那里我们还参加了美国参议院的一次会议。我们两个人都对政治和政府话题感兴趣，期待着能够见证国家大事的辩论。结果却是，美国参议院议事厅中几乎空无一人。主持会议的是参议员卡尔海登，他曾是亚利桑那成为一个州 之前的最后一任郡长，年事已高，时不时会打起盹儿来。其他参议员到场的就只有俄勒冈的韦恩莫尔斯，在聊音乐。亨利克莱和丹尼尔韦伯斯特那天没有到场。

　　我在遇到戴夫丹尼森之前从来没见过众议员，而戴夫就是我心目中众议员应有的形象。他是一个体面的人—可敬、睿智、真诚而且勤奋。虽然我没有立法方面的经验，但我想他认可我了。我们都曾是摔跤队员，他的哥哥也曾担任过海军飞行教官的教官。面试后，我兴奋地告诉乔伊斯：“倒贴钱我都愿意为这个男人工作。”

　　从一开始，丹尼森和我就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我按要求组织并跟进与选民的会议、撰写立法会参考摘要、新闻稿和广播节目稿。虽然他看上去对我的表现还满意，但我却感觉工作很难做。从大学起，除了偶尔给家里写写信，我就没写过什么东西。之前的三年半时间我都花在了飞行上，实际上根本没在办公室工作过。我最近的一个室内工作是在高中时每周给一家女装店拖地板。在最初充满挑战的日子里，我每一天都过得混乱而没有规律，几乎每晚回家胃都疼得很 。

　　1958年，丹尼森在考虑他的首次连任竞选，并要我将家搬到俄亥俄去帮助他。那一年对于共和党来说是艰难的一年。经济衰退，以白宫艾森豪威尔总统为首的共和党人成了众矢之的。更严重的是，丹尼森的对手指责他存在不道德的行为，对手指责他曾将自己的妻子暂时列在国会的工资单上（只有很短的一段时间，为的是履行责任，而且她表现得非常称职），还曾将他法律办公室的一部分出租用作选举区办公室。其实每一件事都是合法的，可是经丹尼森对手的口中传出就成了腐败。丹尼森一一驳斥指控，但在最不走运的那年，这些指控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计票的那一夜，我们整晚都在痛苦中观看进入倒计时的竞选。最终，议员以967票败选，基本上每个选区跑一票。看着一位有能力、可敬的众议员就这样因为不公正的批评以如此微弱的差距败北，真是令人唏嘘。

　　丹尼森败选之后，我转而为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罗伯特格里芬工作。我还在乔治敦大学法学院报了名，但是戴夫丹尼森要我回到俄亥俄帮助他赢回他在国会的席位。那时恰逢乔伊斯二度怀孕，幸好她也是一个会为了事业和她所信任的人努力奋斗的斗士，我征求她对于重返俄亥俄再次投入另一场政治竞选的态度时，她反应很快：“我们干吧。”1960年3月我们在俄亥俄的沃伦县进行竞选造势活动的时候，我们的第二个女儿玛西出生了。

　　这次丹尼森同样未能力挽狂澜，仍以微弱劣势败选，同时，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战胜理查德尼克松当选总统。我两次参加政治运动都以失败告终。眼下，我受够了政治，于是我们返回伊利诺伊的家，准备重新开始做点儿别的事，至少我是这么想的。

　　我在总部位于芝加哥的A.G.贝克尔投资银行工作了一年，这时，一个难得的机会自己送上门了。1961年底，我们选区的现任共和党女参议员玛格丽特斯蒂特丘奇宣布她将不再寻求连任。她的丈夫拉尔夫1934年首次当选时我才两岁，1950年他去世之后，他的妻子当选并连任至今。

　　近30年以来，这个席位第一次出现空缺，对于两党而言，在可见的未来中这都是不可错失的良机。共和党候选人占有主动，因为这个选区多样性强，长久以来一直是共和党的天下。有12或13个候选人宣布将竞选争取共和党提名，他们当中颇有几位重磅人物，获胜的几率很高。

　　我时不时地会冒出竞选众议员席位的想法，却并未当真。最终鼓动我将这一想法付诸实施的人之一是新泽西众议员彼得弗里林海森，他代表普林斯顿选区。当我在国会山工作的时候，他曾请我吃过午餐。聊天时他问我何时回家，并说他不认为我会安于做一名国会幕僚，而是建议我可以有一天以当选官员的身份返回华盛顿。一位国会资深人物会如此积极地关心一个年轻幕僚的事业，真的不同寻常。他的建议深深印入我的脑海。

　　如果我要在家乡选区参加竞选，那将可能是我几十年中唯一的机会。我已经29岁了，从来没有主持过选举事务处。我自1950年离开家乡去上大学已经有10年了，根本就没有什么政治基础。

　　我父母认为竞选众议员这个想法太令人难以置信了。父亲一辈子几乎都住在芝加哥，在他的眼中政客都是善于耍花招的人。母亲则认为像我这个年纪的人绝不可能战胜年长40岁的丘奇夫人。我希望渺茫，而精明的《芝加哥太阳时报》时事记者预测我会是七名候选人中的第七名。

　　不过我还是有一些优势的，最重要的是在这一地区我有很多学校时期的朋友。我们组成的竞选班子就像是在聚会。的确，在任何意义上这都不是一次经过精心策划的行动。我们第一次开会是在我家的厨房里围着桌子进行的，我们长篇大论地讨论了竞选攻略和政治论点。然后，就要散会时有人若有所思地问了一句：“难道我们不需要钱吗？”大家哄堂大笑，真是没经验啊！于是，我们每个人拿出50美元，整整凑出400美元之多。

　　内德詹诺塔是我在新特里尔中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时的朋友，如今成了竞选活动负责人。他也离开多年去上大学，参加海军和商学院，甚至还没有参加选民登记。布拉德格拉斯也是高中和大学时的朋友，现在是我们的竞选会计。他曾是全美国杰出的普林斯顿橄榄球队截锋、全国校际重量级摔跤比赛冠军，这个人很善于游说。

　　高中时代的另一个朋友霍尔亚当斯同意负责广告。他为我设计打印了口袋大小的竞选卡，便于我递给选民。我仔细思考我的恰当定位，并将我29岁时的信仰，当然也是我现在仍然坚信的信条浓缩成24个字，印到卡片上。卡上的政治部分是这样写的：“强硬外交、重视国防、自由贸易、有效民权、减免税赋、促进经济。”

　　我父母一开始虽然深表怀疑，但很快就成了热情的支持者。父亲将一座正在修缮的房子给我们作为临时竞选总部。母亲甚至成了我的代言人。“我听到很多关于您代表您的任性儿子发言的评论，我敢肯定这不是一项令人愉快的工作，但是您多时的心血换来胜利也值得了。我很高兴您能坚持下来。”母亲在新特里尔镇区女共和党人俱乐部发表讲话以表达对我的支持，因此我给母亲写了以上这封信。

　　乔伊斯和我们的朋友则负责包装候选人。我不是一个好的演说家，这个问题很早就暴露出来了。内德詹诺塔和乔伊斯有一天晚上安排了一间无人的礼堂让我练习演讲，他们来指点。我走上讲台，对着空旷的礼堂进行我的政治演说，一遍又一遍，他们时不时还会喊：“站直！”“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不要再弹麦克风！”终于我可以做得比较好了。我发现公开演讲和其他任何事情没什么两样，除非你开始时便拥有与生俱来的某种天赋（我就没有），否则很难做好。但如果你坚持不懈，一次次努力，还是会有很大改进。我常说这就像在训练猴子，你做得正确，就可以得到香蕉；如果做不好，就得不到香蕉。在这样的训练下你很快就能做得很好。

　　人们总认为我在29岁这个年龄就当众议员太年轻了，我不得不面对人们的这种印象。由于现任的丘奇夫人年龄要老很多，所以这尤其成问题。因此，我尽最大可能与乔伊斯一起在选区内旅行，这样选民就可以看到我已经结婚了。碰巧，年轻的肯尼迪总统两年前当选也恰好助了我一臂之力。肯尼迪成功地克服了对他的年龄和经验不足的质疑，他及他的家庭所展现出来的年轻有为的形象成了取胜的法宝。

　　为了将我的名字推出去，詹诺塔和我决定去拜访杰出的地方领导人请求他们的公开支持。我们的想法是他们的支持能够产生连锁反应，他们的朋友和同事就会知道他们支持我，也许会鼓舞他们至少听完我的演讲。我们决心大干一场，在选区内找一个最有名望的企业领导人。桂格燕麦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唐纳德劳里成为我们的首选目标。母亲再一次帮了大忙，她和劳里的母亲多年前就认识。另一件意外的好运是劳里还曾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全美橄榄球明星。这次会面将对我的竞选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我也准备充分利用一切可能的优势。内德詹诺塔、布拉德格拉斯和吉姆奥蒂斯都是我的朋友，都曾是普林斯顿大学体育代表队的橄榄球队的队员。我把他们招集在一起，一同前往。

　　劳里非常高兴见到普林斯顿橄榄球队的校友，也许太高兴了，他滔滔不绝地谈论的都是普林斯顿橄榄球。但是我仍设法提出了希望他帮忙的想法。劳里亲切地表示他会考虑。我想即便我表现出了紧迫感，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好损失的。“请允许我说说我们现在的形势，”我说，“初选将在四月的第二个星期二进行。我现在就需要您的支持，这样我就能够凭借您的支持带动其他人站出来。”

　　我告诉他我需要将他的姓名与其他支持我的有名望的大人物的姓名一起公布在一个地方报纸的广告上。然后我说，如果人们问他为什么支持拉姆斯菲尔德，他必须准备好按我说的回答。向一位刚刚见面未超过半个小时的生意巨头提出这些要求稍嫌有些过分，但是我们需要他的帮助，现在就需要，一刻也不能等。

　　我一再催促、施压，也许真催出了我的好运，劳里再次表示他会和我联系。不久，他真的联系了我们，说他愿意签名。我如愿以偿，这确实起到了重大作用——选区最有名望的居民之一，竟然去支持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而且这个人并非共和党在此选区所青睐的候选人。这引起了其他人的好奇，都想知道为什么，都要看一看。很快，选区中的社会活动家纷纷表示支持我。他们中就有西尔制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丹西尔。他成为我们的财务主席并帮助我们敲开了捐助人和社会活动家的大门。贝尔—豪威尔公司负责人查克珀西加入了我们，并带我去见小阿瑟查尔斯尼尔森，他签名成为拉姆斯菲尔德竞选委员会主席。到四月初竞选开始时，我们已经征召了1500名以上的志愿者，做好了一切准备，从“支持拉姆斯菲尔德进入国会”耳环到车顶和车挡贴纸广告一应俱全。

　　在那个年代，报纸的支持十分重要。选区内最大的报纸是《芝加哥论坛报》，不过他们已经有了支持的对象了。他们支持的是在共和党初选中遥遥领先的、有名望的州立法委员马里恩伯克斯。但是《论坛报》最大的竞争对手《芝加哥太阳时报》还没有支持的人选。我们知道《太阳时报》不太可能与《论坛报》支持同一个人，所以我想赌一把，希望能够说服《太阳时报》支持我。

　　报纸的老板是富有传奇色彩的芝加哥人马歇尔菲尔德。碰巧的是，乔伊斯和我在高中时代的一位密友卡罗林安得森的父亲与菲尔德有业务上的往来，他安排我去见了菲尔德。只用了两三分钟的时间，菲尔德就同意帮忙。他正在出城的路上，但他说他会要求他属下的报纸《太阳时报》和《每日新闻》的主编与我见面，之后能否说服他们支持我就全凭我的一己之力了。《太阳时报》的主编是著名的顽固守旧派新闻记者米尔本皮特埃克斯。他同意那天早晨见我，至少听听我怎么说。

　　我来到埃克斯的办公室，面对着堆满报纸的书桌后坐着的一个粗犷、稍微有些邋遢的男人。埃克斯开始连珠炮似的提问：我是谁？我都做过什么？在国会选区都见过谁？造访过哪些地方？还有谁支持我？为什么我要参选？等等。提问的方式彬彬有礼，却咄咄逼人。我尽最大可能完美地回答每一个问题，但这之前我从来没有做过类似的事情，被这次碰面搞得晕头转向了。离开时我简直不知道埃克斯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事实上，我一离开他立即拿起电话，开始查证我的回答。毫无疑问，埃克斯需要和他的一些联系人谈一谈，了解一下他们对我的看法。《太阳时报》的那位时事编辑，就是当初预测我将是共和党初选七人中的第七名的那位，一个月之后不得不改变他的预测了，他的报纸由于埃克斯的一个决定就转而支持我参选国会议员，他一定吃惊到合不上嘴了。芝加哥两份晨报《太阳时报》和《论坛报》开战了。

　　从这以后，《太阳时报》只要在社论中提到我，都说我已经30岁了，其实事实并非如此。

　　“埃克斯先生，感谢您提到我，”我在电话里对他说，“但是有一个问题，你坚持写我已经30岁了，但是我只有29岁。”

　　“我知道，”埃克斯实事求是地回答，“但是你马上就要满30岁了，而且30岁听起来顺耳一些。”

　　在《太阳时报》支持我之后，共和党初选中的几位候选人退出了竞选。到三月底，竞选就成了四个人的竞选，其中两个人遥遥领先，有强大的报纸的支持，那就是伯克斯和我，另外还有两名候选人。伯克斯是受拥戴的候选人，很多大的共和党镇区组织都支持他。他在竞选中利用他自认为的强势对抗他认为的我的弱势，尤其注意收集我不是强硬右翼保守派的指责。在他的一个竞选广告中他一再自我标榜为保守派，并说明“论经验、论成熟性和政治哲学，他是唯一有资格代表第13个国会选区居民的候选人”。但是，伯克斯不得不面对未经证实的指控，指控他所领导的保险公司存在财务管理问题。

　　到了初选的那一天，看上去我已经获胜了。我们调动了一大批志愿者，最终筹集到了部分竞选资金，并获得了重要的支持 。一群年轻人，在厨房做出参选决定，启动资金只有区区的400美元，这真是奇景。由于我负责的戴夫丹尼森的两次竞选都以失败而告终，而且每次差距都很小，所以我们不敢想当然，一切都得等到选票统计结果出来之后。1962年4月10日，我以67%的得票率获胜。“政坛新秀以压倒性优势获胜。”《芝加哥每日新闻》这样报道。乔伊斯和我还没有从获胜的惊愕中缓过神来，我们知道允许我们庆祝的时间不多，很快我们就将注意力转向了11月的大选。

　　由于这个选区是倾向共和党的，在我看来我们得遇良机。我们的竞选班子都摩拳擦掌，热情高涨，进入秋天，我感觉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历史大事。10月末，时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阿德莱史蒂文森向联全国安理会出示了惊人的证据，他利用新拍的航空照片为肯尼迪政府作证，断言苏联已经秘密计划在古巴安装核武器。古巴距美国只有90英里，多日以来，美国部队对古巴实施封锁，禁止苏联船只驶往古巴，冷战期间核战争到了一触即发的边缘。人们不再关注政治，美国人不再专注于几周后的大选，古巴导弹危机成了焦点。

　　当危机结束，苏联船只撤走，肯尼迪总统的民意支持率大幅上升。我认为这会推动民主党在全国的竞选中获胜，甚至包括那些不喜欢民主党的选区也会倒向他们。同时，1962年那时，我还需要和一位有着好名字的民主党人竞选，他就是约翰A．肯尼迪 。他与总统没有任何关系，但如果有选民不这么想，他也不会感到有多么不安。

　　在1962年大选最后的日子，我对会发生什么心里没底，我们只是忧心忡忡地工作着。在大选之夜，当我以为双方得票率大概会势均力敌时，我再次大吃一惊。我们以相当大的优势获胜。我在30岁时进入美国国会。这一晚对于我们全家来说都是不同寻常的一个夜晚。但是我记忆最深的是我父母脸上那种惊愕的表情，他们儿子的生活以及他们的生活中发生了某件大事，某件完全超出他们想象的大事。

　　我刚当选共和党议员不足15分钟，就有人要我这个新人去做一件大事。我获胜后不久，众议员鲍勃格里芬给我打来电话。我以为我的这位前老板打电话是来表示祝贺的，其实不然。他告诉我说他在试图将众议院级别第三高的共和党众议员、来自衣阿华州的查尔斯霍文从众议院共和党主席的位子上拉下马，现在已经开始动作了。格里芬将一小群志同道合的人集合在一起，他们认为自己的党如果想要在未来反戈一击成为多数党，就必须引进新鲜血液和新思想。当然，霍文作为领导人员，支持其连任的呼声很高。但是格里芬和他的团队也推出了一名候选人，认为这个人可以击败霍文。这位候选人就是他在密歇根时的同事和朋友杰拉尔德鲁道夫福特。

　　当我在格里芬办公室任幕僚时曾偶遇福特，对他的印象很好。但是正如人们所预料的，要反对一位已确立其地位的政党领导人，不是一位新当选的甚至尚未宣誓就职的无名小辈应该嚷嚷着去做的事。更为冒险的是，格里芬承认福特尚未同意参选，他还在等待，想看自己能够获得多少支持率。如果我选择接受，我的任务将是争取所有新当选的议员对一位尚不确定是否参加竞选的人的支持。

　　这对于一个在新职位还根本没有立足的人而言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但是格里芬坚称这样的冒险是值得的。一位共和党领导人看上去安于永远做少数党的现状，或至少没有任何不安，想一想确实令人失望。共和党人在1962年的中期选举中面对在野党可能获胜的情况应对不力，有过两次为共和党国会议员工作的失败经历，我知道作为少数党的挫败感，尤其是当你的领导人缺乏反败为胜的勇气和决心时，这种挫败感就更强了。

　　于是我告诉格里芬我愿意加入，并将敦促其他新当选共和党议员支持杰拉尔德福特做党的大会主席。我们得到了想要的支持，福特也因此决定竞选该职位，并最终以86票对78票获胜。

　　正如所料，我们的反戈一击给其他共和党领导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我就像待宰的羔羊，”国会议员霍文败给福特后说，“其他党魁应该留心了，要出乱子了。”霍文的警告一语成谶。

　　“我们今天站在新边疆的边缘。这是60年代的边疆，充满吉凶难卜的机会和危险的边疆，充满希望而又遍布威胁的边疆。”

　　—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1960年接受总统提名时的演讲

　　第三部 美国国会：从胜境到绝境

　　白宫

　　1966年2月25日

　　足足90分钟，美国总统向我们接二连三地发表了一大堆充满自信的讲话。他从椅子上起来坐下，坐下起来，如此反反复复，就像一个超大尺寸、绕紧了线的溜溜球。

　　“现在我不想你们所有人离开这里时还说不了解情况！”他拖着南方长音大声强调说。

　　林登贝恩斯约翰逊在那个天寒地冻的二月的早上向国会议员的简报会是最后一刻才通知的。我的办公室在头一天下午很晚才收到去白宫的邀请，这一天是星期五，众议院没有安排投票计划，也就是说很多国会议员会出城去。由于主题意义重大，在约翰逊称为“Veet-NAMM”（指越南）的国家战争一触即发，我和100多名国会议员勇敢地踏雪而来，就是要听听总统会说些什么。

　　我们集中在东厅 ，表面上是听取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通报他此次东南亚之行的最新信息，但从一开始这会看上去就更像一次政治演讲。副总统是一位温和、活泼的人，他乐观向上，说的话符合他的性格。汉弗莱讲得热火朝天，但陈述缺乏新内容，多是盲目乐观的陈词滥调。“我们无需害怕谈论胜利，”汉弗莱告诉我们，而约翰逊看上去同意他的话，“潮流变了。”常看媒体报道的人都知道在越南的伤亡人数越来越多，看不到政府所坚持的胜利有即将到来的迹象。事实是，战争还有可能再打9年也完不了。

　　晨会上，除了副总统，约翰逊还叫上了他的高级国家安全事务官员，包括谦和的南方人国务卿迪安腊斯克、理智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以及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这是一次御前演出，毫无疑问，每一个人心里都在想究竟谁是指挥官。

　　尽管约翰逊应该将简报会交给副总统主持，但他却不肯放弃控制，汉弗莱的发言经常被总统打断。在整个会议期间，约翰逊给人的印象是：一个男人坐在一座持续喷发的火山口边缘。总而言之，这次会议不是一个自信政府应有的会议。

　　1962年在越南战争现场的只有少数美国军事顾问，所以我那年首次竞选国会议员的时候越南战争还没有构成问题。在约翰逊当上总统后，美军增加参战力量，我和其他国会议员一样愿意支持在越南打一场更强硬的战争，但是政府的政策越来越不明朗，支持政府因此变得困难。党内左翼要求向敌人让步，有些甚至开始谈论撤军，右翼则支持采取更果断的军事行动，而总统就在这两派之间举棋不定。约翰逊时而发表讲话，表示应该和北越政府进行谈判，一起克服困难。然后下个月又会发表另一番讲话，坚称和平的道路不是妥协或撤退，继而会批评那些反对者是“胆小鬼”。军方会宣布轰炸暂停数周，然后又会突然猛烈轰炸。甚至在此次会议上，约翰逊总统再次提出“胜利”一词，却没有给出他们对这一词的定义。

　　尽管会议本应该是行政和立法两部门之间的坦诚交流，但在问答会的前半部分我看着白宫的助手们在与会者中间穿行，看来是在安排友好的国会议员提问。那时我33岁，在国会已经是第二任了，但还远远谈不上是什么专家。但我脑中有疑问，于是决定提问。我首先提到了之前其他议员提出的一些我觉得回答不够充分的问题。我提到得克萨斯州众议员约翰扬曾经问过的问题：“综合考虑各种力量，飞机、轰炸、人力、花费的数十亿美元，为什么越共还不放弃？”汉弗莱的回答是越共认为我们可能会撤出。随即我指出国务卿腊斯克曾经说过同样的话：越共仍然认为他们会获得胜利，美国会像12年前的法国一样大败而归。

　　“所以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越共怀疑我们的国家意志？”我问道，“我们在哪些方面未能说服他们相信我们的决心，为了说服他们，我们做过什么，还能做些什么？”

　　由于应该由副总统汉弗莱主持简报会，所以我把问题提给了他。但是在他开口回答之前，约翰逊从椅子上跳起来用他粗壮的食指指着我。

　　“我来告诉你怎么去说服他们！”他几近咆哮了，“就像我们已经做的那样！”

　　“比如暂停轰炸？”我怀疑地问。

　　“在过去的30天里，我们已经加大了轰炸力度！”约翰逊暴怒了，“越共士兵已经伤亡两万人了！”

　　约翰逊对当时正在进行的轰炸细节其实了如指掌，媒体报道他在白宫西翼大楼 亲自选定的轰炸目标，看来传言非虚。我猜想他这样做是要体现出他身为最高统帅正在密切关注着战争，但是对我而言却是一次难忘的教训，让我看到了从数千英里之外过细地遥控一场战争有多么冒险。早在此次简报会之前，我就注意到约翰逊试图先发制人地回击对他越南政策的质疑，他援引时任众议院议长的萨姆雷伯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话，“如果马歇尔将军在这方面知道的还不如我多，”据传雷伯恩这样说，“那我们所有这些年以来花费在西点军校上的庞大巨资就都白费了。”换句话说，约翰逊的意思是军方最知情，其他人不应该过问军方事务。我清楚对于战争中发生的一切，我知道的远不如总统及其顾问知道的多，但是我认为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于是我继续刨根问底。

　　“那么，总统先生，如果我们在暂停之后一直在轰炸，”我继续说道，“是否有任何暗示或迹象表明我们实际上即将成功说服他们？是否有消息传来？”

　　约翰逊看着我，沉默了片刻。“不，”他终于承认了，“没有。”

　　总统变得比较克制了（他的情绪变化很快），他深邃的眼神黯淡了下去。

　　“看，没有人比我更希望结束这场战争了。”他说。他软化的语气也许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同情。然后，他很快又补充说：“我有很多事情还要仰仗它。”

　　这就是简报会最后一小时的基调：约翰逊总统费尽心机地推卸责任，还将当前的不利形势尽力嫁祸他人。首先是国会的过错，他不止一次地提及《东京湾决议案》，该决议案于1964年8月在众议院以416票对0票全票通过。约翰逊就像抓住了救命的稻草，他口袋里装着一份翻旧了的决议副本，随时准备拿出来读上一行。他尤其喜欢反复强调决议中的一个短语：“批准并支持。”

　　“这是两个词，”他说，“两个词都在这儿。”

　　当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当我为《东京湾决议案》投票时，我确实对其措辞有所担忧，并担心被约翰逊滥用，事后一想，我应该更谨慎地考虑措辞。即使这样，我也没有预料到这个词会成为总统做任何事情都会利用的一揽子正当理由。约翰逊显然认为投票赞成《东京湾决议案》的很多人现在都想要摆脱他，这是他不能允许的。他看来想说服民主党人如果继续支持他，他们会赢得即将到来的大选。他威胁共和党人如果公开反对他的政策，他将“狠狠地予以批评”。

　　但是，按约翰逊所说，国会一方并不应对越南的不利形势负责。约翰逊甚至还将战争与他的前任肯尼迪总统挂上了钩。20世纪60年代初期是肯尼迪总统向越南派遣军事顾问的，而约翰逊继承了肯尼迪的内阁。他尖锐地指出，国务卿腊斯克和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都是肯尼迪任命的人。我很想知道总统讲这番话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感到不自在。约翰逊随即又搬出艾森豪威尔总统，说艾森豪威尔支持他在越南的行动。约翰逊甚至提及曾就战争咨询过罗马教皇。我很怀疑，要是有办法的话，他还很可能将一部分责任推卸给他的妻子—第一夫人伯德 。我惊奇地看着总统，甚至觉得有些尴尬，但约翰逊还在继续“我真不幸”的长篇演说。

　　听着约翰逊将对战争的批评针对到个人，我自思自忖，越南问题不是约翰逊一个人的问题，这是美国的问题。一则约翰逊式的短语——“鬼哭狼嚎”忽然跃入我的脑海。

　　站在不同的环境下再次回顾这次对抗，我想我也许太急于给约翰逊下结论了。在冷战期间—苏联尝试在古巴布置核弹事件仅仅过去了几年——共产党开始在多个大洲考验起美国的决心来了。很难或者根本就不可能忽视共产党在东南亚地区带来的挑战，但是这一点很难向美国民众解释清楚，要说服他们，让他们相信在数千英里之外的一个小国打上一场耗时、费钱的战争是值得的，就更加难于登天。在任何情况下，总统很难得到对他的同情。

　　的确，1966年2月这次令人难忘的会议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在我看来预示着林登贝恩斯约翰逊和他的政府开始走下坡路了。这一刻让我开始清醒地看待越南。在东南亚的这场战争将慢慢毒害着60年代剩下的时日，战争爆发整整10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