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深陷泥潭

　　多年以来，贝鲁特一直被称为“中东的巴黎”—是西方和阿拉伯国家旅游者喜爱的胜地。滨海大道可尼基一线的高层旅馆以及宏伟的港口使贝鲁特成为现代化中东的象征。当然这是1975年内战爆发之前的事了。我以为我对八年后的贝鲁特之行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是实际的破坏程度远非我能想象。1983年底我到访之时，大范围的闹市区和港口的大部分都成了废墟。曾经的豪华旅馆经过火箭弹和子弹的洗礼已经满目疮痍，就连总统府也留下了火箭弹袭击的伤痕。我就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黎巴嫩已陷入困境的领导人，他正努力挣扎着，想将已经支离破碎的国家聚拢在一起。

　　阿明杰马耶勒本不是总统，在他弟弟巴希尔杰马耶勒遇害身亡之后才继任了总统职位。巴希尔杰马耶勒曾是中东地区激进的政治家，他是一个年轻有为的领导者，曾发誓要改革黎巴嫩的政治体制，甚至主张与以色列实现和平。持这种论调的人在阿拉伯联盟的统治者中间注定是不会有朋友的。巴希尔遭刺杀（线索指向一个叙利亚的恐怖组织），使他保守、严肃的哥哥得以在这个风雨飘摇的国家中掌权。

　　我第一次见到杰马耶勒总统时他执政刚刚一年有余。他穿着十分得体，像是要刻意提醒我们：他和他的家族完全有资本加入法国里维埃拉① 富贵移民的行列。

　　杰马耶勒一口气能说很久。他了解他的国家，也知道自己的前途朝不保夕。无论在自己的政府内部还是外部，他面对的都是敌对和竞争。我惊讶于他的真情流露。杰马耶勒开始相信，他的政府、他的国家生存的希望完全寄托于美国身上。只要美国和其他多国部队坚守在黎巴嫩，困住叙利亚，杰马耶勒认为或许他可以利用这一喘息时机组成联合政府，并且将政府的势力延伸到贝鲁特之外。

　　我也相信这一点，至少一开始是这样的。但是我同时感到，随着黎巴嫩安全局势的不断恶化，黎巴嫩人对美国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强。例如，美国在训练黎巴嫩军队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黎方军队在内战中损耗严重，然而我无法确定我们用心良苦的努力是不是足够。在一次访问黎巴嫩军事指挥部的行程中，我与他们的领军人物和我们美国的教练员曾有过会面。我们的人员看上去在训练黎巴嫩人与正规部队进行对抗的常规战法，而不是与小规模民兵或恐怖分子的小组作战。正如我给舒尔茨的信中提到的，我担心我们帮助黎巴嫩军队发起战斗的方法是否正确。

　　同时，我也不知道美国在黎巴嫩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不是过重了。我抵达现场的那一时刻起似乎就有一种期望，希望我们能够帮助选举出黎巴嫩内阁，如果全然无视这一点，那就是美国对黎巴嫩错综复杂的政治知之甚少。对于我，这种外交简直就是业余的脑外科手术，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是使一个政府看上去就像是美国的傀儡。随着他们依赖性越来越大，在美国国内，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会感到心里没底：对这样一个遥远小国究竟要花多少钱？

　　黎巴嫩总统感觉到了这一点。尽管里根政府对他的国家做出了承诺，但是杰马耶勒显然是没有被说服，这可以理解。他不敢肯定美国会履行承诺为黎巴嫩人提供保护，杰马耶勒害怕由此带来的后果是他不得不与以色列或叙利亚达成协议，以保护他的政府不受伤害。对于大多数黎巴嫩民众而言，这两个选择都是不可接受的。与以色列达成协议，会损害黎巴嫩与其他阿拉伯邻国的关系。杰马耶勒与他的多数同胞一样对以色列人和他们的企图深怀戒心，他担忧以色列会像“一口吞下一片面包”那样轻而易举地将他的国家吞并。乞求叙利亚怜悯结果可能更糟，因为叙利亚政权绝不会有丝毫的同情心。我指出，如果说以色列吞并黎巴嫩就像吃一口面包，那么叙利亚吞并黎巴嫩就像嚼一口薯片。

　　我在上任之初的12天里，为了让美国介入黎巴嫩事务的理由能够得到充分理解，我在九个国家召开了26次正式会议，行程达到了2.5万英里。第12天的傍晚，我拖着疲惫的身躯，但丝毫没有拨云见日之感，我把自己对形势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用电报发给国防部长舒尔茨，标题写的是“泥潭”。这是一个令人不快的标题，但表达了我对这一地区的感受：危机四伏、变化莫测，不利于美国利益。我最初的评估是，我们需要在中东地区适度放手，但是需要谨慎，不要加剧形势的恶化。特别是，我在电报中对舒尔茨说我们应该：

　　减少我们的能力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绝不能让美国军队作为“维和部队”，我们的目标太大；

　　时刻提醒我们自己，卷入一件事容易，要想脱身却难上加难。

　　与我初赴贝鲁特时的期望完全相反，虽然我很同情黎巴嫩人民，但我还是感觉美国的介入不会有什么好处。“我的嗅觉告诉我形势对我们极为不利，”我建议舒尔茨说，“我真希望我们没有介入。现在我们需要寻找适当得体的方式退出。”

　　接下来的几个月内，黎巴嫩发生了更多的暴力事件，与叙利亚和伊朗有联系的极端组织希望借此迫使美国撤军。1984年初，恐怖分子谋杀了在黎巴嫩的一位德高望重的美国人——马尔科姆科尔，他是美国贝鲁特大学的校长。由于我们在这一地区已经上了恐怖分子“黑名单”的头几名，因此，但凡被指为我们团队提供安保服务的人都会受到特别关注① 。在这一地区亲近我们这些高价美国人可不是什么长寿之道啊！

　　我本来应该在贝鲁特的美国使馆主持工作，但是自从前几个月爆炸案杀害了63人之后，使馆便关闭了，所以我和我的幕僚们便在美国大使的住所工作，距首都有相当一段距离。不幸的是，大使的住所绝不比使馆更安全。这里定期会遭炮击，却没有地下室或掩蔽所可以藏身。于是，在袭击中，我们便在楼梯下办公，楼梯算是最安全的掩体了。

　　一天傍晚，我离开大使的住所来到楼群中的一间小屋，那里放着与华盛顿特区通讯所需的设备。代表团中必不可少的人物，参谋长汤姆米勒和大使雷吉巴塞洛缪与我同行。小屋被隔成两小间，有一部电话和几台收音机。一扇小窗户上装着空调，小屋外面一棵树旁停着辆越野车。

　　联系上国务卿后，他告诉我，就在刚才他刚刚和我妻子乔伊斯通过电话，她看到了芝加哥电视台和报纸上关于贝鲁特爆炸和火箭弹袭击的报道，遭袭的地区恰恰包括我所在之处。

　　“我和乔伊斯说了，还向她做了保证，”舒尔茨颇为自信地说，“我告诉她，你在严密保护之下，是绝对安全的。”

　　就在那时，忽然响起巨大的爆炸声。一枚苏联制造的122毫米口径火箭弹击中了屋外大树旁的那辆越野车。巨大的爆炸波将空调从窗户上震了下来，擦着汤姆米勒的肩膀飞了出去。一台打字机则从巴塞洛缪和我的头顶飞过，我也被震倒在地上。当我匍匐着回到电话旁想继续与舒尔茨通话时才发现电话线已经断了。我们很幸运，都还活着。

　　在1983年12月底，国防部长温伯格要求美国部队迅速从黎巴嫩撤出全部军队，五角大楼委托进行的一项调查也支持他的立场。调查结果显示，地面军事指挥官未能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并指出，海军陆战队“训练不精、组织不善、配员不良，也未得到有力支持，致使无法有效应对黎巴嫩的恐怖主义威胁”。报告建议海军陆战队从黎巴嫩撤军。

　　报告公布之后，里根总统承认海军陆战队在黎巴嫩的任务困难重重。“我们一开始便意识到了这一点，”里根说，“至今我们还记忆犹新。但重要的是，我们的部队已经为日后的和平奠定了基础，有利于恢复中央政府，并建立一支高效的黎巴嫩本国军队。”在被问及美国是否计划留在黎巴嫩参与这一过程时，总统回答说：“只要有和平的希望，我们就要留下。”

　　我私底下对我们是否有能力留下越来越怀疑。我处理看似难以处理的问题时有做“单项选择”的习惯，这次在黎巴嫩问题上也不例外。这种习惯帮助我思考我们是应该百折不挠地坚持下去，还是相反，应该意识到未来能够取得的进展不会很大，应该力求在尽可能不损害黎巴嫩和我们在这一地区朋友利益的前提下削减美国部队。面对艰难的国家安全问题决策时，我发现鲜有好选择，摆在面前的只有不太坏的。黎巴嫩问题就是如此。我预计，从某种态势而言，我们有60%的胜算。机率不算大，但在我看来，这好过仓促地从黎巴嫩撤军，使其沦落到受叙利亚的控制，那样会进一步损害美国的声望。此时，距离我们在越南战争结束后从西贡铩羽而归还不到十年。

　　同时，国会也在进行激烈的公开辩论，主要议题是：是否应该延长美国部队在黎巴嫩的驻军时间，如果延长，应该延长多久，等等。正与我们谈判的中东各方通过阅读我们的报纸知道国会辩论的所有细节，叙利亚人实际上事先就已经知道他们大概已经稳操胜券了。

　　共和党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说话很直接。“我们没有起到一点儿帮助作用，”他生硬地说，“那么多愚蠢的人在那里互相残杀，却让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冒着生命危险在这个地区维护和平，我赞同撤出该地区，让他们互相掐去吧。”

　　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查尔斯珀西的立场也使人不快。他原本站在以戈德华特为代表的共和党人的对立面，曾经主张在黎巴嫩坚持到底，可是现如今他却在说从黎巴嫩撤军应该“越快越好”。确实，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撤军令会随时下达。

　　黎巴嫩危机期间叙利亚的所作所为让我们有机会从一个有趣的视角去观察一个小国如何对抗一个超级大国，也让我在今后面对侵犯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极权主义政权时有了前车之鉴。

　　叙利亚独裁政权将所拥有的两项特质发挥到了极致：残忍和耐心，这两点对于其军事对手来说是极端危险的。和所有独裁政府一样，叙政府的一大优势是无需顾及民意，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几十年来叙利亚人一直在和我们玩外交游戏：外表随和，不事张扬，一切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他们将国际媒体玩弄于股掌之间，在公开场合发表支持和平努力的言论，这样便不会被视为不可理喻。叙利亚人善于散播友好的外交辞令，在谈判偏离其最初希望的轨道时，叙政府又极其善于推诿、否认。这种做法使其能够在幕后继续从事其事业：动摇黎巴嫩政府、支持武装民兵和恐怖组织。在其他方面，叙利亚撕下了合作的伪装，变得强硬、不可动摇。即使在谈判期间，叙利亚政府和那时还是他们盟友的德鲁兹人① 仍然在无情地用炮弹和火箭弹轰炸贝鲁特的平民。

　　叙利亚人对美国政府非常了解。一位约旦官员对我说，叙利亚人曾经仔仔细细地分析过美国的《战争权力决议案》。他们深知，国会不会坚定支持我们介入贝鲁特一事，在这个地区搞一个小小的阴谋就能使美国政府获得国会支持的希望化为泡影。叙利亚人认为他们有能力随心所欲地搞这样的阴谋。

　　叙利亚从华盛顿得到的信号含混不清，无疑使他们更加自信。国务卿舒尔茨和我都注意到，在美国执行侦察飞行任务飞临叙利亚领空时，他们最好说话，他们对美国军队的逼近看上去很敏感。一旦我们停止飞行，叙利亚人又开始变得软硬不吃。1983年12月中旬，国防部没有通知国务院和我们这个代表团便停止了侦察飞行。这一刻恰恰是在我们的努力下几乎要逼迫叙利亚政府妥协的关键时刻。对美国信誉更糟的一次打击接踵而至，就在我们向杰马耶勒保证美国将继续向叙利亚施压之后，我们从小道消息听说，国务院有人试图另行打通一条秘密渠道向叙利亚示好。我在这里刚刚警告叙利亚小心他们的行为带来的后果，而华盛顿那边又会对他们发表一套完全相反的论调。我们代表团的人完全傻了眼。

　　在我于1984年1月12日抵达大马士革时，所有这些活动将我置于极为不利的境地。这是我与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的首次会晤，他正是制造了黎巴嫩内乱的幕后操纵者之一。最理想的两全结果是，阿萨德能够听从我们的建议，减少对黎巴嫩政治体制的干预，并且不再支持恐怖组织。愿望却只能是愿望，尤其是美国在谈判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时候，这两个愿望更难以实现。我们能够期望的最好结果就是让阿萨德意识到，如果他在侵犯美国利益的道路上走得太远，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

　　阿萨德被称为大马士革的斯芬克斯② ，是一个老谋深算又冷酷无情的人。他曾经下令将叙利亚的哈马城夷为平地，在整个过程中杀害了一至四万自己的同胞。

　　阿萨德在他位于大马士革南部的别墅接见了我，他那时还处于心脏病康复之中。在我们三个半小时的会晤中（按照阿萨德的标准不算长），他不断地给我续咖啡。我试图强调美国的强硬立场，便向阿萨德展示了一幅其首都的卫星俯瞰图，包括他的总统府。1984年，卫星摄影技术还不普及，不像如今，有了谷歌地球③ ，人人都可以轻松得到卫星图片。那时候，俯拍图像只有少数几个技术极度发达的政府能够独享，尤其是我们。我给阿萨德看照片不是为了感谢他的殷勤款待，而是要提醒他我们在上面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当我们的讨论转上正题，阿萨德显得很顽固。他对我们在黎巴嫩和整个中东地区的政策横加批评，对我们在这一地区有关恐怖主义的担忧基本上无动于衷。他援引了一个比喻说：“对于一方而言是恐怖主义，对于另一方却是一场革命。”我自幼仰慕的美国革命可不习惯杀戮平民和赞助自杀性炸弹袭击。

　　在黎巴嫩问题上，所谓的大马士革的斯芬克斯一点儿也不神秘。时间对他有利，他很清楚。再者，他知道我们也明白这一点。我与阿萨德的会晤进一步说明：除非民主国家立场坚定、行动统一、有坚强的意志、始终不渝地坚守使命，否则与独裁者对峙就是愚蠢之举。

　　当我随后与联军会晤并通报我们所做努力的时候，他们中间几乎没有人表示有这样的持久力，只有与黎巴嫩保持着长期关系的法国表示愿意继续努力在该国维持稳定。

　　当我与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见面时，她明确表示就美国对黎巴嫩的政策而言，她说她只能勉强算团队的一员。我一直很仰慕“铁娘子”，这是苏联人给她起的绰号。我发现，在强硬的做派掩饰下，她非常冷静务实，从她处理中东问题的方式上就可见一斑。她干脆、不依不饶地直插问题的核心，她不信任黎巴嫩总统杰马耶勒扩大联盟的能力，并且与美国立场相悖的是，她对以色列在僵局中所扮演的角色大加批评。她认为我们的联军缺乏明确授权，并不赞成对叙利亚采取强硬立场，因为她相信我们在中东维持和平的努力要想成功，绝对离不开叙利亚人。她指出，即使当美国要挑战叙利亚时，美国某些官员的行为却是在暗示叙利亚人我们缺乏真正贯彻到底的意愿或凝聚力。她还指出，最不应该的是向一个独裁政权传递含混不清的讯息。在这一点上，就像在很多事情上一样，她是绝对正确的。散会后如果说有人觉得首相并不希望尽快完成整件事，那他们一定是没用心听。撒切尔在公开声明中运用外交手腕与措辞，向她的政治伙伴—里根总统表达了要团结一致的愿望，同时她指出了一个我深有同感的问题：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到1984年1月底，当我们的国会和大多数盟友已做好撤离准备的时候，黎巴嫩陷入一片混乱，局势失控了。美国的犹豫不决导致叙利亚人和德鲁兹人加大了对贝鲁特的炮击力度，造成了更多平民的伤亡。在机场，我们的海军陆战队只能隐蔽在新的防御工事后面，交战是有严格规定的，所以他们除了自卫几乎什么也不能做。袭击不但没有坚定美国的决心，反而使撤退的呼声越来越高，至少在政府中是如此。

　　我到国会山做简报时体会到了这种情绪。众议院议长、难缠的民主党人提普奥尼尔安排我与任期还未满一年的民主党议员会面，多年前我在国会供职的时候曾与提普奥尼尔共过事。他完全理解现今的形势有多么复杂、多么严峻，可那些新当选的议员就完全不同了。在我准备去与这些人见面时，提普把我拉到一旁。“你可不要指望从我这儿能得到什么帮助，唐，”他警告说，“我这里都是一群疯子。”至此，美国的黎巴嫩政策已经转变为商量从该国撤离必然会遇到的细节安排问题。

　　对罗纳德里根而言，撤退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黎巴嫩的局势凶险、困难重重而且前途未卜。”里根1984年2月初在一次广播讲话中这样对全国人民说，“但是没有理由置我们朋友的安危于不顾，匆匆逃离。如果我们这样做了，就无异于向世界各地的恐怖分子传达这样一个讯息：他们只要向无辜民众发动战争就可以获胜。”当总统发表他强势的公开演讲时，他的国家安全事务班底正试图将美国引上完全相反的方向，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在一份黎巴嫩政策的内部评论中就呼吁立即撤出大部分美国维和人员。但是为了体现我们对黎巴嫩的支持，并加大对黎巴嫩武装部队（LAF）的军事训练和支持，将需要保留约500名地面军事人员。细想一下，这个替代方案听上去比完全撤军要强。我相信，至少驻留的军事力量有助于传递一种信号，即我们绝不会在失败中匆匆而去。我将形势比喻成驾驶着破损的飞机飞行：我们可以仓促撤军，结果必然是机毁人亡，或者逐渐减少军事存在，就好比软着陆。我希望通过后者，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有所补救，哪怕只有些许帮助也好。

　　在事态趋于稳定之后又过了几天，乔治舒尔茨启程赴南美出席会议，总统则去了加利福尼亚。与此同时，黎巴嫩的战斗，尤其是围绕着贝鲁特的战斗却在升级。2月7日，里根的国家安全事务官员召开紧急会议，再次讨论黎巴嫩的局势。里根不在，会议由副总统布什主持。正如我曾经说过的，在国防部长温伯格和白宫办公厅主任吉姆贝克的支持下，布什敦促立即撤出所有部队，包括之前达成一致准备留守的训练与顾问人员。在把建议告知总统时，总统显然是默许了。

　　里根的新任国家安全顾问、前中东特使罗伯特巴德麦克法兰传来这个消息时我正在这一地区访问。“国会山的局势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他对我这样说，在那一年，这个说法显然过于轻描淡写了。他坚称国会不会同意在贝鲁特机场保持美国部队的军事力量，政府需要“在国会用高限制性的议案或其他问题刁难我们之前采取行动”。

　　我完全理解华盛顿意见的变化，但是看着美国的努力就这样草率地结束，我沮丧至极。当年越南战争结束后看着美国从西贡撤军时的那种心情，可以说是美国近代历史上最低潮的时刻，这一次，我再次体会到了那种难以名状的沮丧心情。当时我想，如果里根和舒尔茨能够参加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结果可能就完全不同了。

　　现在轮到我把这个令人失望的消息告诉杰马耶勒总统了。这是我执行过的最令人遗憾的任务之一。在和麦克法兰谈过之后，我启程前往贝鲁特的总统府。那天早晨，总统府四次被直接击中，破碎的窗户中露出长长的白色帷帘在风中摇曳。在通往总统办公室的途中，我走过一滩血迹，那是一名在炮击中丧生的卫兵留下的。这也让我再次看到了杰马耶勒总统坚守在贝鲁特所展示出来的个人勇气。

　　黎巴嫩领导人对美国做出这个决定感到非常惊讶。虽然我知道他有理由怀疑美国对他的国家所做承诺的诚意，但他显然无法想到我们会完全将他放弃。在我代表美国展开外交斡旋期间，我开始理解其他很多国家对我们的看法。有时候在我看来，我们是从望远镜的两端互相对望。那些小国透过望远镜的小端看我们，我们身形伟岸，甚至无所不能。美国则更喜欢从望远镜的另一端看其他国家，在我们面前他们有多么渺小。对美国的这种印象在中东乃至全世界被加以渲染，大家似乎都认为，既然美国人能够登上月球，那么只要真心想做，就应该能做到任何事情。很多人认为如果我们没有实现他们所期望的目标，是因为我们不够努力。看来，杰马耶勒就是这样看的。

　　虽然他已经败了，但这位黎巴嫩领导人并不准备就此放弃。他说他将坚守贝鲁特，并竭尽全力组成一个齐心协力的联合政府。他对目前的困境和所面对的严重问题进行了剖析：试图将多民族、多宗教信仰的黎巴嫩军队团结在一起；提防叙利亚人的袭扰；尝试劝说黎巴嫩人民团结起来保卫自己的祖国。

　　他力图维持自己的尊严，但还是敦促我请求里根总统重新考虑他的撤军决定。“我想实话实说，”他说，“我不准备逃避我的责任……现在的问题是保卫我的国家。”

　　我无法给杰马耶勒任何保证，我知道决定没有再斟酌的余地。美国是黎巴嫩最亲近的盟国，但美国抛弃了他。我能感受到他的感受：美国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

　　令我惊讶的是，白宫宣布美国撤军的声明显得非常乐观。声明这样开始：“在征询了多国部队（MNF）盟友以及杰马耶勒总统的意见之后，同时也是应杰马耶勒总统的请求，我们决定采取如下措施。”声明中列出了政府为进一步帮助黎巴嫩人将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我们将立场坚定地阻止那些试图以恐吓影响黎巴嫩未来的人。”声明保证为杰马耶勒政府提供帮助。声明中还说，所采取的措施“将使我们有能力去做要做之事，并长期坚持我们的努力”。听了这一番话，人们还以为刚刚宣布的新决定是黎巴嫩政府大获全胜了呢。而事实呢？杰马耶勒现在不得不独自面对叙利亚和分裂势力瓜分他的国家。

　　白宫发表声明的第二天，叙利亚及其盟友便开始对总统府、美国大使的住所和那些能够俯瞰的贝鲁特山上的其他目标发动炮击和火箭弹袭击。2月8日，更多的炮弹落向大使的住所附近。美国对这些企图杀死或杀伤自己的大使及其工作人员的袭击竟然未做出任何军事上的反应。在美国人员连续在黎巴嫩遇袭的情况下，我要求华盛顿就已由总统批准的更严苛的新交战规则予以说明，并极力主张发动某种形式的军事反击。最终，新泽西号战舰使用其16英寸口径火炮进行了舰炮支援。但是，报复性打击来得太晚，而且远远偏离目标。炮击只暴露出美国的不中用，完全背离了总统的愿望。① 

　　1984年3月底，我在贝鲁特稍作停留，与杰马耶勒总统在黎巴嫩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我们的会面安排在午夜，持续了一个半小时。知道美国政府不可能重新考虑撤军决定，杰马耶勒很有挫败感。他的语气间透着悲观情绪，甚至一度想要放弃了。我们在战火纷飞中相处了几十个小时，初见时还怀有希望，离别时却悲伤不已。随着叙利亚人在他的国家渐占上风，我想这将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勇敢却沮丧的黎巴嫩总统。② 

　　尽管舒尔茨和我都希望能够有秩序地撤离，但美国部队还是在一片紧张纷乱中离开了黎巴嫩。我们的撤退使黎巴嫩人民对我们绝望，同时也遭到了法国的嘲笑。意大利在我们离开后不久也撤离了，甚至连法国，虽然不齿美国的撤退，可他们自己没过多久也撤了。黎巴嫩和以色列从未达成过令人满意的协定。叙利亚在今后20年间将继续占领黎巴嫩，哈菲兹阿萨德如愿了。

　　我于1984年3月29日返回华盛顿。在这一地区的工作充满艰辛，我是那么努力地处理顽疾，结果却令人失望。有人可能对我们在黎巴嫩的失败指指点点，不过无法掩盖的事实是，美国部队仓促撤退、在用行动兑现公开声明和希望时表现出来的无能以及政府在面对国会压力时不够强硬，都是造成如今这个后果的原因。

　　我们的很多决定和判断导致美国走到现在这一步。我们的政府可能低估了叙利亚这种政权的持久力和决心。我们从一个弱势地位去接触一个独裁政府，残暴的独裁者绝不会遵守我们的行为模式。例如，我们与叙利亚的谈判中有一种假设就是，如果美国能让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叙利亚的部队就会从黎巴嫩撤出。现在证明这种假设是错误的。

　　我们让友邦越来越依赖美国，对于我们而言是很危险的。黎巴嫩军队由于没有受过训练，面对眼前这样的战争手足无措，没有能力填补美军撤退后留下的空白，至少能力不足。要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组成一支国家军队也是很困难的，黎巴嫩政府缺少领导一个国家必须具备的凝聚力，而不得不将所有希望寄托于美国长期驻军。

　　在黎巴嫩问题上的经历更加深了我对中东的印象：太多讳莫如深的秘密纠结在一起，积怨已久，以及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做法。我原本希望比较温和的阿拉伯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埃及、约旦等国能够在危机中发挥积极作用，现在看来也错了。

　　在这一地区，很多人对美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幻想着如果邻国发动侵略行动，美国会迅速施以援手，这一切使我在这一地区饱受困扰。在我此次中东之行中，我经常接到海湾国家领导人发来的警告，警告我伊朗和叙利亚会带来迫在眉睫的危险，当然潜在的还有伊拉克的威胁。我向朋友们解释说，他们需要制定计划阻止侵略。我敦促他们提前做好准备，不要等新危机爆发后才发现准备不足。我发现，沙特政府和巴林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我的建议，而科威特（举例而言）却没怎么当回事。很多领导人似乎相信美国部队会神奇地从天而降，将他们从伊朗或伊拉克的魔掌中解救出来；有了这样的信念，他们就更不愿意准备自我防御了。

　　黎巴嫩危机期间暴露了美国政府与国会中军界和政界的关系难以协调的问题，这也说明，美国如果想要成功实现国家安全目标，就必须在国家外交与军事能力上保持紧密联系。

　　虽然有些人认为越南战争结束十年后，美国终于可以甩掉这个东南亚的精神包袱，但实际看来美国还是摆脱不掉越南。在遇到从格林纳达撤离美国公民这样的事情时，越南就能够承担短时中转工作。从格林纳达撤离国民几乎与海军陆战队营房被炸事件同时发生。可这次面对更为复杂的黎巴嫩危机我们显然准备不足。政府方面，包括国防部和国会，加上媒体都还沉浸在昨天的战争中，滔滔不绝地回味越战的教训，却没有正视国际恐怖主义制造的越来越多的麻烦。

　　也许最重要的教训就是政府对恐怖主义只是一知半解，不知道他们会利用我们的政策来反击，也不知道他们攻击自由国家的效率如此惊人。我们需要进攻时却在防守。在海军陆战队营房遭汽车炸弹袭击后，我们立即做出的反应是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防止类似袭击的再次发生。于是，建筑周围垒起了水泥屏障，这样装满炸药的卡车就无法像以前一样轻而易举地通过。恐怖分子转而用火箭助推式榴弹（RPG）越过水泥屏障。为了防御此类榴弹的袭击，位于贝鲁特可尼基的大使馆建筑又覆盖上金属网，保护建筑远离榴弹威胁。由于金属网的作用很理想，不久以后，恐怖分子开始打击软目标，也就是来往其间工作的美国人和其他西方国家人士。

　　现在应该很明确了：要成功打击恐怖分子，不应一味地防御，还应该与他们作战；掌握他们住在哪里、计划到哪里实施恐怖行动、藏身何处；掌握他们的经济来源和关系网络，甚至掌握庇护、资助他们的国家。充分的打击就是最好的防御。

　　贝鲁特带给我的一个深刻启示是，示弱就会让人抓住软肋。我们从黎巴嫩撤军又一次给朋友和敌人留下了美国脆弱而且优柔寡断的印象。当然，里根总统一直以来担心的就是这一点。

　　目击我们从黎巴嫩撤军的人中有一位年轻的沙特阿拉伯人——奥萨马本拉登。他评论说，美国对贝鲁特恐怖袭击的反应说明“美国力量在下降，美国士兵很软弱，他们已经准备好搞冷战，却没有准备好打长期战争。这一点在1983年海军陆战队逃离贝鲁特时得到了验证”。奥萨马本拉登说他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酝酿对世贸中心的袭击的。

　　谈及对海军陆战队营房的毁灭性打击和对贝鲁特美国使馆的轰炸，本拉登后来说：“当我看到黎巴嫩的一座座高楼毁于一旦时，我心中暗想，应该用同样的方法惩罚暴君，我们要摧毁美国的高楼，这样他们也可以体会一下我们的感受，从而停止杀戮我们的妇女和儿童。”

　　虽然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但实际上我们已经开始进入新的恐怖主义时期。1984年9月，美国部队从黎巴嫩撤离之后，美国大使馆再遭轰炸，附属建筑几乎完全被毁，这也是三年中美国在黎巴嫩遭遇的第三次大规模袭击。

　　一个月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侥幸逃过了爱尔兰共和军策划的暗杀。炸弹爆炸时她正在酒店的房间里，爆炸摧毁了浴室，她恰巧刚刚出来。未能得逞的暗杀者给撒切尔夫人留了张字条，看过的人都会感到不寒而栗，那张字条让我终身难忘。“我们只有一次幸运就够了，”他们给她写道，“你却需要次次都能如此幸运。”

　　撒切尔夫人幸运脱险后数周内，乔治舒尔茨和我先后就我们在中东地区的经历以及恐怖分子引发的危险发表了讲话。1984年10月17日，我被美国陆军协会授予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奖章。我发表获奖感言时总结了我的看法，即美国及全世界自由的人们需要团结起来，认真对待恐怖主义，这将是未来最大的威胁：

　　越来越多的恐怖行动不再是任意而为，也不再是孤独疯子的个人行为。恐怖主义逐渐演变成由国家资助，甚至有些国家将恐怖主义当成了外交政策的核心要素……一个弱小国家发动一次小规模袭击，便可以影响公众舆论和士气，改变大国的行为或强迫富有的国家提供捐赠。若不加以遏制，由国家赞助的恐怖主义势必将给世界权力的平衡带来有害的改变。

　　我发表讲话后不到一周，乔治舒尔茨也发出了类似的警告。他警告美国，恐怖主义发展势头正猛，不要在全球扮演哈姆雷特的角色。“恐怖主义造成的威胁是如此之大，如果我们不认真对待，不拿出可行的组织措施，我们将无力与之对抗。”舒尔茨这样警告说。

　　这之后不到20年，在一次对乔治沃克布什的提议内容进行预审时，舒尔茨敦促美国实行的政策目标应该是在对抗恐怖分子暴行中先发制人。他建议加强美国情报能力，表现出随时随地准备好以武力对抗恐怖主义的决心，并在全国全面部署各种防范措施。

　　“我们需要以各种方式灵活应对恐怖分子的袭击。”舒尔茨建议说，他的措辞竟会和日后另一位总统的话如出一辙，“时间和地点由我们选择。”

　　贝鲁特爆炸案及其余波萦绕在我的脑海中久久不去，以此次事件为开端，拉开了伊斯兰激进分子对抗美国的现代战争序幕。这种让美国惊醒的时刻并不多，也很短暂，却让我们清醒地看到，外国势力能够给美国利益造成如此之大的威胁。另一次震惊全国的事件发生在2001年9月一个明媚的清晨。不过我第一次经历这样的震惊时刻还是很久以前了，那是12月的一个下午，我还是个孩子。

　　第二部 我是美国人，生于芝加哥

　　“我是一个美国人，生于芝加哥……我一直按我教自己的方法行事……”

　　—索尔贝娄，《奥吉玛琪历险记》

　　伊利诺伊库克县

　　1941年1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