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定位中美SED
真正需要厘清的，绝不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必要性，而是双方在其定位上形成共识
6月18日，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在美国安纳波利斯闭幕。与此前三次对话相似，这次对话取得部分可圈可点的成果（如签署《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文件、启动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等，参见本期“将对话进行到底”一文），也为意欲达成多重目标的双方留下诸多遗憾。应当承认，遗憾是所有具建设性的高层双边对话的常态，而这种层次和规模的对话应当在中美间继续下去，不管明年初美国新总统可能注入哪些新因素，做出哪些微调。
此前，中美双方都有观察家对这一对话能否持续持悲观态度：美国大选于11月间举行，新总统将于明年1月接任，今年年底再举行一次SED是否还有意义？更重要的是，美国下届政府还会不会延续这一对话机制？这不能不引起盼望中美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平稳、健康发展的业界人士的关注乃至担忧。
现实较为乐观。此次对话期间，双方拟定按期于今年12月在中国举行第五次对话，中国国家主席代表、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还强调，这一对话应“长期化”和“机制化”，清楚表明了中方希望继续与美方举行高级别、大范围、具决策力的经贸对话。无论美国大选是哪位候选人获胜，明智的政治家都不会彻底放弃这一业已顺畅运转的交流沟通渠道。对话形式可能作出某些调整，但机制只会越来越完善。
事实上，尽管中美SED机制的建立与美国财长保尔森个人的努力相关，但从根本上说，还是中美关系发展的事势使然。此前，中美之间已有多种形式和层级的对话机制，但是，除元首级会晤，诸多接触均停留在单个对口部门之间，往往局限于这一部门的具体事务，缺少跨部门、综合性的协调；而单个部门又往往受部门利益及服务对象的影响，难以从全局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制定政策。SED正是由此应运而生。它汇集了两国所有与经贸相关的内阁部长，形成了一个超越部门利益、直达最高层的对话通道和协调机制。“最好的恭维是模仿”，此后，日本、欧盟先后与中国建立起类似的高层经济对话机制。
其实真正需要厘清的，绝不是这一对话机制的必要性，而是双方在其定位上形成共识。SED启动之时，便定位为讨论两国“共同感兴趣和关切的双边及全球战略性经济问题”。然而，不能不指出，美国朝野对其认知游走于两个极端之间：或抱有过高的期望，急于求成，从而使本应侧重于战略性议题的对话机制为人民币汇率等具体议题所左右；而在一时不能如愿之际，又极易产生挫折感，甚至斥之为“闲聊式外交”。
正是在多种压力下，保尔森一再强调，“要通过这种更具战略性的长期的对话，解决一些真正的实质性问题；而在一些短期问题上加强接触，双方也会增强信心。”应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务实态度。SED涉及重大敏感话题，存在压力、对压力有各种解读均不奇怪，但识者普遍认为，所谓压力，与中方的改革和发展长期目标完全不冲突，“压力”甚至有可能转化为中国改革的“动力”。美方日益强调，中国应实行“三个支柱”，即汇率改革、金融系统改革、经济增长由投资出口导向转型为消费导向三者并行，足见双方在改革的原则上并无分歧，分歧仅在于时机的选择。而消除分歧，仍然离不开坐下来耐心商谈。
纵观前三轮对话，虽然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升值约20％，但中国在结构改革，特别是金融系统改革、进一步市场化等方面仍有待取得实质性进展。同时，也应看到，对话毕竟取得了某些具体成果，例如，重启对证券公司包括合资券商的证券牌照发放，允许外国银行经营自己品牌的人民币信用卡业务等（参见本期“金融开放依旧胶着”一文）。在第三次对话中，首次列入了突成中美关系新焦点的食品和产品安全问题。假以时日，随着长期战略和短期问题两个层面均积累一定成果，并不时在重大问题上取得突破，双方的信心自会愈加饱满。
随着中国“入世”和全球化的深入，经贸关系和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分量正变得越来越重。3000多亿美元的年双边贸易额，客观上要求对话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中国也日益认识到，自身有许多诉求需有表达渠道，本次对话中，中方便与美方认真讨论了次贷危机教训、能源价格、粮食问题。
长远来看，中美关系无疑仍将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SED将通过合作、对话来保持中美关系的稳定，抵制中美都存在的保护主义倾向。它还将突破双边经贸领域，扩大到地区和全球层次。下一任美国总统及其领导的新政府，不应当也不可能看不到这个机会。
6月18日，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在美国安纳波利斯闭幕。与此前三次对话相似，这次对话取得部分可圈可点的成果（如签署《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文件、启动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等，参见本期“将对话进行到底”一文），也为意欲达成多重目标的双方留下诸多遗憾。应当承认，遗憾是所有具建设性的高层双边对话的常态，而这种层次和规模的对话应当在中美间继续下去，不管明年初美国新总统可能注入哪些新因素，做出哪些微调。
此前，中美双方都有观察家对这一对话能否持续持悲观态度：美国大选于11月间举行，新总统将于明年1月接任，今年年底再举行一次SED是否还有意义？更重要的是，美国下届政府还会不会延续这一对话机制？这不能不引起盼望中美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平稳、健康发展的业界人士的关注乃至担忧。
现实较为乐观。此次对话期间，双方拟定按期于今年12月在中国举行第五次对话，中国国家主席代表、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还强调，这一对话应“长期化”和“机制化”，清楚表明了中方希望继续与美方举行高级别、大范围、具决策力的经贸对话。无论美国大选是哪位候选人获胜，明智的政治家都不会彻底放弃这一业已顺畅运转的交流沟通渠道。对话形式可能作出某些调整，但机制只会越来越完善。
事实上，尽管中美SED机制的建立与美国财长保尔森个人的努力相关，但从根本上说，还是中美关系发展的事势使然。此前，中美之间已有多种形式和层级的对话机制，但是，除元首级会晤，诸多接触均停留在单个对口部门之间，往往局限于这一部门的具体事务，缺少跨部门、综合性的协调；而单个部门又往往受部门利益及服务对象的影响，难以从全局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制定政策。SED正是由此应运而生。它汇集了两国所有与经贸相关的内阁部长，形成了一个超越部门利益、直达最高层的对话通道和协调机制。“最好的恭维是模仿”，此后，日本、欧盟先后与中国建立起类似的高层经济对话机制。
其实真正需要厘清的，绝不是这一对话机制的必要性，而是双方在其定位上形成共识。SED启动之时，便定位为讨论两国“共同感兴趣和关切的双边及全球战略性经济问题”。然而，不能不指出，美国朝野对其认知游走于两个极端之间：或抱有过高的期望，急于求成，从而使本应侧重于战略性议题的对话机制为人民币汇率等具体议题所左右；而在一时不能如愿之际，又极易产生挫折感，甚至斥之为“闲聊式外交”。
正是在多种压力下，保尔森一再强调，“要通过这种更具战略性的长期的对话，解决一些真正的实质性问题；而在一些短期问题上加强接触，双方也会增强信心。”应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务实态度。SED涉及重大敏感话题，存在压力、对压力有各种解读均不奇怪，但识者普遍认为，所谓压力，与中方的改革和发展长期目标完全不冲突，“压力”甚至有可能转化为中国改革的“动力”。美方日益强调，中国应实行“三个支柱”，即汇率改革、金融系统改革、经济增长由投资出口导向转型为消费导向三者并行，足见双方在改革的原则上并无分歧，分歧仅在于时机的选择。而消除分歧，仍然离不开坐下来耐心商谈。
纵观前三轮对话，虽然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升值约20％，但中国在结构改革，特别是金融系统改革、进一步市场化等方面仍有待取得实质性进展。同时，也应看到，对话毕竟取得了某些具体成果，例如，重启对证券公司包括合资券商的证券牌照发放，允许外国银行经营自己品牌的人民币信用卡业务等（参见本期“金融开放依旧胶着”一文）。在第三次对话中，首次列入了突成中美关系新焦点的食品和产品安全问题。假以时日，随着长期战略和短期问题两个层面均积累一定成果，并不时在重大问题上取得突破，双方的信心自会愈加饱满。
随着中国“入世”和全球化的深入，经贸关系和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分量正变得越来越重。3000多亿美元的年双边贸易额，客观上要求对话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中国也日益认识到，自身有许多诉求需有表达渠道，本次对话中，中方便与美方认真讨论了次贷危机教训、能源价格、粮食问题。
长远来看，中美关系无疑仍将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SED将通过合作、对话来保持中美关系的稳定，抵制中美都存在的保护主义倾向。它还将突破双边经贸领域，扩大到地区和全球层次。下一任美国总统及其领导的新政府，不应当也不可能看不到这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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