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台湾街巷之老街情思
◆老街情思
北京的街确有很多，像长安街非常著名，被称作十里长街，名扬四海。在离长安街天安门地段相近的一个街，相信很多人不会陌生，这条街叫前门大街。说起前门，就感到她是一个聚宝盆，似乎蕴藏着诸多的东西南北人来人往说也说不完的故事，她又几乎占据着少时对北京的全部记忆。去北京的第一站，很顺当的就是前门，因为她是地铁二号线上的一段，从这里下车，去天安门、去王府井在交通上都十分方便。这里有大栅栏，那么多的商品云集于此，有帽子、鞋等各种需要的物件，那时候觉得似乎应有尽有。还有对前门“大栅栏”这个词的称呼，北京人最准确的称呼是“DA SHI LA”，这也可能是前门文化的一部分吧。八十年代来北京旅游的时候，居住的就是廊房头条。这一大堆的如数家珍，对前门真的有那么多的情感了。然而，在前门中有一个建筑，也许让我和周围的人们更多的是一分关注。
是的，在这些那么多的建筑、民居之中，有一个特别的四合院，那就是台湾会馆。对个台湾会馆的了解，也许年轻人知道得并不多。曾给几个朋友提起过，有的难以说得很具体。然而，她确确实实地存在于北京的繁华地带前门，她静静地躺在那个叫大江胡同的地方，无声无响，一待就是一百年。这个百年，发生了很多的事，作为炎黄子孙不愿意提起那许多往事和苦难岁月，却又有无穷的话要说起。我们有时过于在意名利浮华与私欲奢求，忘却审视是非、善恶和美丑，更没有勇气盘剥风雨岁月的悲怆与陆离，也许摆出来，说清楚，让真实暴露在那铺着文宣砚墨的案头前，是功是败，属荣属屈，才能让我们不犯老错，增添智慧和力量。历史上，我们曾经显赫、繁华、强大，然而又经历了衰弱、贫穷和腐朽，那时候许多的人在问，我们这个民族怎么了，问题出在哪里，困境是什么，是怎样的势力给了我们民族最沉重的打击，也不禁让我们感伤命势的多变和人情的调零，从迷惘、愤闷中解脱出来，这其中引发的思索和联想也让我们时刻不断地铭记。这座台湾会馆能够印证什么，告诉我们什么，或许是我们所需要真正关心的问题。
说起台湾会馆，不能不说台湾。台湾在孩子们的课本里、在我们的记忆中是阿里山、日月潭和“外婆的澎湖湾”。据中美等国考古专家联合考察，在福建东山岛沿着台湾的澍湖一直到台南，有一个隆起的联接段，叫“东山陆桥”。闽台的动物化石十分相似，考古学家考察为同一动物群。也就是说，在大陆与台湾之间最早是有一个通道，通过这个通道，两岸的人类、动物来往于海峡之间。在史前的冰河时期，“东山陆桥”曾经多次露出海面，近180万年以来，海平面下降超过40米的状况至少有7次，“东山陆桥”在距今约8500年前才淹没于海底。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海峡两岸自古是相通的，两岸同胞本来就是一家人。在史书上早在三国时期就有兵将到台湾的记载。清朝时期，台湾单独建省，按照当时的体制要求，就有许多台湾学子晋京赶考。台湾和其他省一样，是通过“公车”运送考生到北京集中考试。当然到了城里要歇歇脚再考，于是在老北京各种会馆林立。台湾会馆建之前，到京的台湾学子大多住在福建的会馆里。1890年前后，台湾会馆在北京落成，这给赶考和在京经商的台湾同胞提供了便利的场所。天有不测风云，任何事情不是单摆浮搁，甲午战争失败后，日军又突破鸭绿江占领营口，同时攻占澎湖，光绪皇帝委任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赴日本求和。李鸿章来到了日本山阳道海口，也就是马关，与日本使者伊藤博文及陆奥宗光谈判。李鸿章一去就说要停战，然而伊滕、陆奥不答应，说要订和约再停战。李鸿章想要以拖待变，结果连续几天议和都没有谈成。一天，李鸿章在回寓所的路上，被一颗子弹击中，正中左脸颧骨位置，鲜血直流，连忙喊刺客，叫日本警察来。病了几天，双方又来商议，伊塍、陆奥不肯多让，最后只好订了这十一款条约。其中把台湾、澎湖和辽东半岛划为日本所有。这个时候，两江总督张之洞给朝庭提出联俄抗日建议，“贿赂倭寇不如贿赂俄国，我朝只需与日使一半的条件，就可以转败为胜”，结果还真是取得了效果。俄国联合德国、法国遣责日本，才归还了辽东半岛，但台湾、澎湖仍归日所有。台湾割让给日本的消息传出后，让国人十分震惊。在朝为官的台籍官员特别愤怒，提起笔来，上诉朝庭，拒绝将台湾割让出去。我们深深地敬佩这五位台籍官员，他们的壮举惊天地、泣鬼神，在民族大义面前不退缩，喊出了那个浑沌风云时代的最强音。听一听这掷地轰鸣的声音吧：“今者闻朝廷割弃台地以予倭人，数千百万生灵皆北向恸哭，闾巷妇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各怀不共戴天之仇，谁肯甘心降敌！纵使倭人胁以兵力，而全台赤子誓不与倭人俱生，势必勉强支持，至矢亡援绝，数千百万生灵尽归糜烂而已……夫以全台之地使之战而陷、全台之民使之战而亡……虽肝脑涂地而无所悔。”就让我们记住这五个人的名字，他们是户部主事叶题雁、翰林院庶吉士李清琦、举人汪春源、举人罗秀蕙、举人黄宗鼎，都是台湾省籍人，史称为“台湾五人上书”。其中的黄宗鼎是现在在任的北京海峡两岸书画家联谊会副会长黄正襄的父亲。五个人的举动，使康有为先生十分感动，即赋诗一首：“抗章优阙公车多，连名三千毂相摩，联轸五里塞巷过。台人号泣拳检歌，九城谣谍遍网罗。”并将这股力量作为其中的组成，汇聚成“公车上书”的实现。这对国家、对民族的牵系与悲愤，化成了一股股巨大的洪流，一些文学上作品可以体现出来。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著名作家许地山先生之父，晚清进士、台南籍的许南英先生对台湾会馆有一种忧思在其中，在台湾会馆失火后作题为《戊申入都门感兴》七言诗,诗文是:“故土遗黎祖国来,伤心会馆纪全台。天公妒尔名无实,一炬三椽付劫灰。” 随着台湾被日本占据，也造成了台湾会馆失去了其原有的功能，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台湾会馆进行了两次的修复，也就是现在的样子。
台湾会馆自身的存在，似乎在诉说着历史，同时又在召示着未来。她告诉我们那曾经的一切，又告诉我们怎样地不让历史重演。然而，无论怎样，她历创凝重、荡涤浮尘，印证着台湾和大陆抗争分割、携手同进的事实。这些摆在这里，我们也难以想象那些企图掩盖、抹杀事实的人怎么会得逞。让我惊诧的是在台湾真的有这样的硬汉，他们为了捍卫公平正义，将自身置之度过，喊出那些最真切、最有力量却又最难以喊出的声音，我在想这是不是就是社会的脊梁、民族的骨气，他们忧于民族利益，他们奔走呼喊，正是由于这样的人组成巨大的洪流创造了历史。其实两岸太需要沟通、太需要相互理解。一样的血脉，一样的历史，作为后人不应忘却这样的伤痛，应静静地坐下来，疗伤、养护，相互扶协，迎接新的未来。那些违背历史潮流的人、那些离祖叛经的人，可以拒绝历史、可以拒绝文字、可以拒绝语言甚至可以拒绝姓氏，可是无法拒绝你流淌的血液、黄色的皮肤和黑色的头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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