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27日，即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三天，美国总统杜鲁门悍然宣布，为“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命令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6月28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发表严正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中国领土的侵略”和“对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不久，周恩来外长代表中国政府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了美国侵略台湾的控诉，要求安理会公开谴责并严厉制裁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罪行。这就是当时倍受国内外关注的中国在联合国控诉“美国侵略台湾案”官司。
中国代表团折冲樽俎的联合国之行
美国侵略朝鲜和占领台湾两个严重事件，直接关系到新中国的安全，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1950年8月24日，周恩来外长代表中国政府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了美国侵略台湾的控诉，控告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主权。9月29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将中国政府控诉“美国侵略台湾案”列入联大议程。同时美国政府则利用联合国进行反击，因此，在当年联合国安理会的议程上，就出现了两个重要议题，即由中国提出的“美国侵略台湾案”和美国诬蔑中国而提出的“中国侵略朝鲜案”。按照联合国宪章有关条款的规定，安理会在讨论有争端的问题时，应当邀请有关的当事国参加讨论。
鉴于这一规定，10月2日，联合国秘书长赖伊正式通知中国政府，同意由中国派出代表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参加“美国侵略台湾案”的讨论，这立即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因为当时尽管中国政府早已任命张闻天同志为常驻联合国代表，但是在美国控制和影响下的联合国，仍然无视中国的存在，使中国在联合国的正式席位被蒋介石集团的“代表”占据着，张闻天代表也一直未能赴任，致使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中国不甚了解。中国首次派出代表到联合国以表达中国政府的立场意义重大，因此，党中央和国务院经过郑重考虑，决定由伍修权作为特派代表，乔冠华任顾问，龚普生、安东、陈翘（即陈忠经）、浦山、周砚、孙彪和王乃静为代表团成员前往联合国。
1950年10月23日，周恩来以外长名义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电文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业已任命伍修权为大使衔特派代表，乔冠华为顾问，其他7人为特派代表之助理人员，共9人出席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所提出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的会议。”电文还提出，代表团成员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护照，因中国与美国没有外交关系，特请赖伊帮助中国代表团成员办理赴美入境手续。不久，联合国就通知中国政府说，入境签证地点安排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并从那里前往美国。
由于美国出于本国政治需要，当时对中国代表团来美采取了半推半就的态度。一方面美国想通过这次机会同中国作些“对话”，并进行某种外交上的接触和试探；另一方面美国却又不肯让中国代表团顺利地去美国，所以在中国代表团到达联合国之前，美国代表又做出了反对中国代表出席联大会议的言行。美国代表在联大会议上强调说，对于共产党中国代表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提法，不应该是“邀请”，而应该是“召唤”。美国代表的这一发言，当即遭到了苏联和一些与中国友好国家代表的批驳，他们认为“召唤”一词完全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者对其奴仆发号施令用的字眼，根本不能用于新中国这样一个主权国家，结果美国的这一提案就被否决了。11月8日，联合国重申了对中国的邀请。11月11日，周恩来外长复电安理会，要求将中国控诉美国侵略台湾同美国侵略朝鲜问题合并讨论，中国代表也将同时就这两个问题发言，不然中国政府将不接受安理会11月8日发出的邀请。与此同时，中国代表团成员正在国内做好出使联合国的准备工作。期间，周恩来还找伍修权和代表团的主要成员谈了话，并确定了此行的方针大计，交代了出国前后的具体任务。
11月14日，中国代表团9名成员登上了飞往苏联的民航班机离开北京，开始向联合国所在地———美国纽约出发。当天，飞机起飞后即穿云破雾，到达苏联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时，遇到了漫天大雪，飞机无法正常飞行，被迫降落在当地机场。随即，苏联方面采取了各种措施，使中国代表团的座机及时起飞。不久，便到达了莫斯科。中国代表团在那里稍作停留后，随即又飞往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
11月20日，中国代表团飞抵布拉格，捷克副总理费林格和外交部几位副部长，还有中国驻捷克大使谭希林以及联合国驻布拉格办事处代表里特尔等，都到机场迎接。中国代表团在布拉格办理签证手续期间，还邀请了曾经去过联合国的捷克外交部副部长塞卡尼诺娃，介绍联合国的有关情况。
11月23日，中国代表团由布拉格乘飞机经瑞士到达伦敦，尔后又换乘了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班机直飞纽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