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眷村”？
1949年前后约有120万军民迁到台湾，为了安置军眷，开始有了眷村的设置。一般而言，眷村可以有两种解释。狭义地说，眷村是指“国防部”列管眷村，主要居住者是军人及其眷属；广义地说，眷村可以泛指一般以“外省人”为主的各种居住型态，包括公教宿舍（如南投中兴新村）、义胞小区（如苏澳岳明新村） 、民代小区（如北投奇岩新村） ，或是一些自发形成的人群聚落（如台北宝藏岩、大溪仁义里）。本文讨论对象以“国防部”列管眷村为主。
必须注意的是，我们只能将眷村视为1949年移民人潮的部份缩影，不能将眷村等同全体移民的处境与遭遇。相较当初迁台的五六十万军人，实际入住眷村的军人（不含眷属）约有十万人，其它部分低阶官兵则必须“自谋生活”（指未领退休金或终身俸者），这些人数约有八万人，他们或是终老“荣民之家”或是寄身违章建筑。然而不论是1984年犯下台湾第一起银行持枪抢案的李师科，或是1997年因为抗拒迁离十四十五号公园而上吊自杀（因此强烈冲击陈水扁连任台北市长选情）的翟所祥，他们的故事必须另外为文探讨。具体言之，眷村不能与外省人划上等号，它是一种“外省人”的次文化，而且是“能见度”很高的次文化。我们可以透过眷村了解“外省人”，但不应将“外省人”简化为眷村。
根据“国防部”认定，眷村主要有四种类型，分别是由“政府”兴建分配者、妇联会募款捐建者、“政府”提供土地由眷户自费兴建者、其它经主管机关认定者（如日遗房舍、厂房）。配住眷村主要是透过“居住证”，住户可以取得入住权利，但无法持有建筑物与土地权状。
受限当时“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政治氛围，眷村基本上是一种临时过渡的居住型态，不仅施工简陋，土地也多是暂时借用，土地所有人相当复杂。除“国防部”各单位之外，借用对象还包括“政府”各部会、“国营”企业、银行、“地方政府”、民间地主等。日久之后，容易出现土地产权纠纷，新竹市南精忠新村即为一例，纷争之一是因为当时约定的土地租用期限是“到反攻大陆为止”。
从竹篱笆到高楼大厦
眷村发展阶段分为四期，第一期是1945年—1956年，以接收日军遗留军营房舍和自行搭建的临时克难眷舍为主（也就是俗称的“竹篱笆”），后者施工简陋，房舍狭小（使用公厕） 。
第二期是1957年—1980年，以妇联会发起“军眷住宅筹建运动”所建房舍为主，也包括“国防部”开办“华夏贷款”提供住户自行改建之房舍。此一时期开始出现较为完善的空间规划，规模大一点的眷村还会有篮球场、福利社、诊所、托儿所、自治会办公室等公共设施。此一时期眷村的兴建背景在于，随着两岸局势日趋稳定，许多青壮军人希望可以传宗接代，军中禁婚令也于50年代末期逐步解除，军眷房舍的兴建因而受到当局重视。
第三期是1981年—1996年，开始出现军方与“省市政府”合作将老旧眷村改建住宅的做法。主要原因在于，许多早期简陋眷村已不堪使用，加上水灾风灾肆虐，居住质量每况愈下。此一时期改建不具强制力，改建速度缓慢。
第四期始自1997年，在延续改建主轴下，检讨旧制缺失并强调整体规划、先建后拆等原则，依据的是具有强制性的新条例。整体而言，两次推动确认了眷村改建走向私有化、市场化、社会化、高楼层化的方向。
就建筑形式而言，第一期军民克难完成的眷村主要是以木材、竹篱、石灰、瓦片完成，俗称竹篱笆眷村，多为鱼骨排列的连栋式平房，也有部分眷村是由日军厂房、军营改建而来（如邓丽君小时候住过的芦洲新村）。第二期开始，眷村逐渐脱离“竹篱笆”形式，代之以砖造平房，主要是由蒋宋美龄出面向各界募款捐建而来，这也是一般老旧眷村的主要形式，房舍空间大小不一，主要依据官阶分配，小的可能只有5—7坪（1坪约等于1.818米×1.818米），大的则有15—20坪左右。后来由于人口增加，空间不敷使用，许多住户自行“利用空间”扩建，因此出现许多“二楼”、“边间”或是前后加盖的“厨房”和“浴室”，也算是此一时期的眷村建筑特色。
第三期之后，眷村开始改建公寓，楼层逐渐攀高，军方也与当局合作，将眷村改建为住宅使用。第四期开始，为了增加土地使用效率，高楼层化与私有化方向更加明确。2002年，随着“眷村自治组织”的裁撤，改建基地及其房舍不再具有列管眷村的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