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闭上眼睛，就能看见泰恩福德那幢宅子。我在黑暗中睡下的时候，就能看见夕照中珀贝克石砌的房子正面。阳光在上层窗户那里闪耀，空气中有浓郁的木兰花和盐的味道。常青藤缠绕着有顶的拱廊，一只喜鹊正啄食附着在石灰岩顶板上的地衣。烟从一个大烟囱里冒出来。林荫道上还有没被砍掉的椴树，叶子正是5月的碧绿，在门前车道上投下斑驳的树影。没有杂草侵犯熏衣草和百里香的边界。草坪剪得像丝绒，被滚成青翠的条带。花园的老围墙上没有麻麻点点的弹洞。客厅的窗户开着，玻璃没有被炮火震碎。我看见的房子跟曾见到的一模一样。那是我到那里的第一个下午。

　　连一个人影都没有。我能听见饮料托盘准备就绪的摇铃声。平台的桌上摆着一罐山茶花。海湾里，渔船随着潮水起伏跳跃，网撒得很开，海水拍打着船板。我们还没被赶走。海滨的棚屋还未沦为砾石的废墟，村里的房屋也没在石板间长出榛树和黑刺李。我们还未放弃泰恩福德，听任枪炮、坦克、野鸟和鬼魂横行霸道。

　　我发现自己的忘性越来越大了。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什么要紧的。我刚刚跟某人通了电话，可等我放下听筒，就意识到竟已经忘记跟我交谈的人是谁、我们谈了些什么。可能随后我躺在浴缸里的时候会想起来。我也忘掉了别的：比如鸟的各种名字，已不再能脱口而出了；我都不好意思对人说——我竟想不起自己为春天种下的水仙根球究竟种在了哪里。然而，在岁月洗刷掉其他一切的同时，泰恩福德却存留下来——记忆的一块光滑的卵石。泰恩福德，泰恩福德，仿佛我多念几遍这个名字，就能回到过去。那些夏季漫长、忧郁、炎热。我什么都记得，或者自以为如此。对我来说似乎不是很久以前的事情。我在心里给每个瞬间定位，并且频繁地这么做，致使每个部分都回荡着我自己的声音。此时此刻当我写下来的时候，那些瞬间显得真实无疑。在纸页上我们仿佛又活了一次，那么年轻、无邪，一切都尚未发生。

　　我在收到那封把我带到泰恩福德的信时，还对英国一无所知，只知道自己不会喜欢那个地方。那个早晨，我待在通常待的位置——厨房里的靠近洗涤槽的滴水板旁边。此时希尔德在周围忙碌着，她的胳膊肘沾满了面粉，一道眉毛上也雪白一片。我笑她，她用擦盘子的布朝我拍打过来，把我手里的面包皮打落到地上。

　　“行了，少吃点面包黄油没什么坏处。”

　　我瞪瞪眼睛，把面包屑抖落在油地毡上。我希望自己能像我母亲安娜那样。忧虑让她愈加消瘦了。苍白的皮肤衬托着她大大的眼睛，因此，她的模样前所未有地像她在歌剧里扮演的女主人公。她跟我父亲结婚时就已经是个明星了——这个黑眼睛的美女，有着樱桃和巧克力般美妙的嗓音。她这个人可非同寻常：她张嘴开唱之时，时间也会稍加停顿；每个人都侧耳倾听；沐浴在那歌声里，都无法确定自己所听到的是真实的歌声，还是想象的完美产物。麻烦才刚出现，便有信件从威尼斯和巴黎寄来，写信的人不是男高音就是乐队指挥，甚至还有一封信出自低音提琴手之笔。这些信的内容如出一辙：亲爱的安娜，离开维也纳，来巴黎/伦敦/纽约吧，我会保护你的安全……她当然不会扔下我父亲（或者我，或者玛格）独自离开。如果是我，我会收拾起舞会礼服（如果我有的话）闪电般离开，躲到香榭丽舍大道，小口呷法国香槟，但来信都不是写给我的，甚至都没有哪位第二小提琴手给我写张字条。于是，在希尔德往腰带里缝一小条松紧带时，我就吃涂了黄油的面包圈。

　　“来吧。”希尔德催我离开柜台式的长桌，领着我来到厨房的中央。那里的桌子上摆着一本沾满面粉的大书。“你必须练习。我们做点什么呢？”

　　安娜在一家旧书店里找到了这本书，把它送给我时，她自豪得脸上泛红。这是毕顿夫人写的《家政大全》。这本整整一千克重的书教我如何烹调、打扫，如何使自己举止得体。等待我的是这般命运，我可不觉得有什么吸引力。

　　我咬着辫子，戳了一下这本大书，书便翻到了索引页。“四足动物综观……仿龟肉汤……鳗鱼馅饼。”我打了个寒战，“这儿吧。”我指着那一页下方的一个词条说，“鹅。我应该知道怎么烹调鹅。我说过自己会做鹅的菜。”

　　一个月前，为了给伦敦《泰晤士报》发一则“难民广告”，安娜陪我一起朝电报局走去。我沿着人行道慢吞吞地走，边走边踢着地上一堆堆凌乱、潮湿的花。

　　“我不想去英国。我要跟你和爸爸去美国。”

　　我父母盼着去纽约避难——只要安娜为大都会歌剧院演唱，那边可以为他们办签证。

　　安娜加快了步子。“你会来美国的。可我们现在没法为你办去美国的签证。”

　　她在大街中央停下脚步，双手捧着我的脸。“我向你保证，我连伯格道夫?古德曼百货公司的鞋子都不看一眼，就去见律师，商量把你接到纽约的事儿。”

　　“在你去伯格道夫百货看鞋子之前吗？”

　　“我保证。”

　　安娜的脚虽小，但她对鞋子的占有欲却很大。音乐也许是她的最爱，但鞋子肯定位居第二。她的衣柜里摆着一排排精致的高跟鞋，有粉色的、灰色的、漆皮的、小牛皮的和绒面革的。她为安抚我而拿自己打趣。安娜恳求道：“求你了，至少让我检查一下你写的广告。”在遇见我父亲之前，安娜就已经在考文特花园①唱了一个演出季，她的英语近乎完美。

　　“不。”我把那张纸从她手里抢过来，“要是我英语太差劲，使我只配在廉价客店安身，那是我自己活该。”

　　安娜忍着不让自己笑出来。

　　“亲爱的，你真的知道廉价客店是什么吗？”

　　我当然不知道，但我不能对安娜这么说。为了不让自己在塞得鼓鼓囊囊的沙发里昏厥，我便幻想自己当难民的情形。安娜的讥笑令我满腹气恼。发电报的时候，我叫她在电报局门外等着。我发的电文是：维也纳犹太人，女，十九岁，找家庭仆人的工作。能讲流利的英语。

　　我愿意烹饪你家的鹅。爱丽丝?兰道。

　　维也纳多萝西街4号，5月30日。

　　希尔德目光严厉地盯着我。“爱丽丝?罗莎?兰道，今天上午我的食物贮藏室里恰好没有鹅，请你选一个别的吧。”

　　我打算选择鹦鹉肉饼，纯粹是为了激怒希尔德。就在这时，安娜和朱利走进了厨房。他拿出一封信。我父亲朱利安是高个子，穿袜子站着就有六英尺高。他那浓密的黑发仅在太阳穴附近有点灰白，一对眼睛蓝得就像夏日的大海。我父母证明了俊男美女不是非生出美貌孩子不可的。妈妈是个惹人怜爱的金发女郎，朱利安则英俊到总要戴上一副丝边眼镜，以减弱那蓝得出奇的眼睛里散发的魅力。我曾趁他洗澡时试着戴过，发现镜片竟跟平光镜差不了多少。

　　可不管怎么说，他们这一对儿造就了我。在好几年里，姨婆们总是柔声地说：“嗨，你们就等着她出落成美人儿吧！记着我的话，到了十二岁，她就跟她妈一模一样了。”十二岁来了又走，可我跟妈妈一点儿都不像。她们又说是十六岁，依旧没有出落。到我十九岁了，连姨婆中最乐观的格布莉也对此绝望了。

　　她们能说的最好的话就是：“她自有她的魅力。她挺有个性。”至于这种个性是好是坏，她们闭口不谈。

　　安娜悄悄地跟在朱利安身后，眨巴着眼睛，粉红舌尖在下嘴唇上舔来舔去。我站直了身子，注意力集中在朱利安手里的信上。

　　“从英国来的信。”他说着，把信递给我。

　　我知道他们都在看着我，就故意慢吞吞地拿过那封信，用黄油刀裁开封口。我从信封里抽出带水印的平滑信纸，把它展开，将褶皱抚平。我慢慢地、默默地读。其他人耐心等了我一分钟。这时朱利安打破了沉默：“看在上帝的分上，爱丽丝，信里说什么了？”

　　我不满地瞪了他一眼。那时我常常这么瞪人。他没在意，于是我大声念道：

　　亲爱的兰道小姐：

　　里弗斯先生让我写信告知，如果你愿意，那么泰恩福德大宅客厅女仆的工作就是你的了。假如你能在泰恩福德待足十二个月的话，他同意签署必要的申请签证的证明文件。如果你愿意接受这个工作，请写一封回信或发一封电报。你到达伦敦后，直接去位于西一区奥德利街的梅范尔办事处，他们会安排你前往泰恩福德的事宜。

　　你忠实的弗洛 埃尔斯 

　　泰恩福德大宅的管家我把信放下了。

　　“可十二个月太长了。爸爸，在那之前我就要去纽约了。”

　　朱利安和安娜交换了一个眼色，轮到她来回答了。

　　“豆豆，亲爱的，我希望你六个月内能去纽约。可现在，你必须去个安全的地方。”

　　朱利安闹着玩似的扯了扯我的辫子。“在确认你没有危险之前，我们是不能去纽约的。我们一到大都会歌剧院，就立即安排你去纽约。”

　　“我想，我现在开始学唱歌已经太迟了。”

　　安娜只是面露一丝笑意。那么，事情是真的了——我要离开他们了。这

　　一时刻之前，事情还不像是真的。我写了电报，还把它发到了伦敦，但这似乎

　　是个游戏。我知道，我们留在维也纳，情况会很糟。我听说老妇人被扯着头发

　　拉出店铺，被迫去刷洗人行道。戈德夫人被强迫用自己的水貂皮披巾去擦掉阴

　　沟里的狗屎。我偷听到了她对安娜的倾诉。她在客厅的沙发里缩成一团，当她

　　吐露遭遇时，手里的瓷杯一个劲儿地抖动：“好笑的是，我一直不喜欢这条毛

　　皮披巾。这是赫尔曼给我的礼物。我为了让他高兴才围上它。围着它太热了，

　　而且是他妈喜欢的颜色，我并不喜欢。他不会知道的……可东西就这样被糟践

　　了……”比起她受的侮辱，似乎她更为糟蹋东西的行为而痛心。她临走时，我

　　看见安娜悄悄地把一条北极兔毛围巾塞进了她的购物袋。

　　我们所住的公寓里处处印证着时势的艰难。宽敞的客厅地板上留着划

　　痕，那里原来摆放着安娜的三角钢琴。它的价值将近两千先令，是斯卡拉歌剧

　　院一位指挥送给她的。钢琴在某个春季送到家的时候，玛格和我还没出生呢。

　　但我们知道朱利安不想让自己家里塞进这个前情人的纪念品。它是用滑轮从餐

　　厅的窗户吊进来的，窗户的玻璃也为此卸掉了。玛格和我真希望能亲眼看到庞

　　大的钢琴飞起来的情景。朱利安和安娜偶尔闹别扭时（这种时候很少见），朱

　　利安会这么抱怨：“你为什么就不能像别的女人那样保存一盒情书或一本照相

　　簿？干吗要留这么大的一架该死的钢琴？男人怎能容忍情敌的殷勤老这么阴魂

　　不散！”安娜这个人，在别的方面几乎都一团和气，唯独在音乐方面不会妥

　　协。她将双臂交叉放在胸前，挺直五英尺高的身子，只是大声说了这么一句：

　　“除非你想花两千先令再买一台钢琴，再毁坏一次餐厅，不然的话，就把这台

　　钢琴留下。”那台钢琴确实留下了。直到有一天，安娜找了个借口把我支走，

　　等我回到家，发现钢琴已经没了踪影，镶木地板上留下一溜儿压痕。而从隔壁

　　的公寓里，我能听到没有天分的钢琴初学者令人痛苦的乱弹声。安娜把她心爱

　　的钢琴以远远低于其价值的价格卖给了住在大厅对面的女人。每到傍晚六点，

　　当邻居家满脸粉刺的男孩被逼着练习时，我们就能听到手指笨拙地弹音阶那没

　　完没了的噪音。我想象钢琴受到这种虐待，正想唱曲悲歌，正盼望安娜的抚

　　慰，但它只能承受这可怕的伤害。它那厚实、沉稳的音调曾与安娜的嗓音融合

　　在一起，就像奶油融入了咖啡。在钢琴被清除之后，每到傍晚六点，安娜总是

　　找个理由离开公寓，要么是忘记买土豆了（尽管我家贮藏室里堆满了土豆），

　　要么有一封信要寄，要么说她答应要去帮芬克尔夫人调味麦饭的。

　　虽然钢琴从我家消失，毛皮被糟践，墙上的画不见了，玛格因种族原因

　　被音乐学院开除，家里的年轻女仆一个接一个地离开，只有老希尔德留下了。

　　但是在这个时刻之前，我从未认真想过自己必须离开维也纳。我爱这个城市。

　　这个城市如同安娜，或格莱塔、格尔达、格布莉这三位姨婆一样，是家庭的组

　　成部分。怪异的事情确实不断发生，可在十九岁之前，我还从未经历过真正可

　　怕的事情。这得感谢根深蒂固的乐观主义理念，让我坚定地相信一切都会好起

　　来的。此时站在厨房里，我抬头看朱利安的脸，见到的是几丝苦笑，我平生第

　　一次意识到不是“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事情不会越变越好。我必须离开奥地

　　利和安娜，必须离开多萝西街这套公寓。从这套公寓高大的框格窗看出去，杨

　　树被后面升起的太阳照得仿佛燃起了粉红色的火焰。每个星期二，食品杂货店

　　的男孩都跑来叫喊：“冰棍！冰棍！”我从不把自己卧室的织花窗帘拉上，这

　　样就能看见街灯昏黄的光亮，以及有轨电车在下面驶过时那一对车灯的光。我

　　必须跟4月公园里深红的郁金香、歌剧院舞会上飞旋的白裙告别了，再也听不

　　到安娜演唱时戴手套的人发出的掌声，再也看不到朱利安用绣花手绢擦去他自

　　豪的眼泪。还有8月夜晚在阳台上吃冰激凌；玛格和我一边听着露天音乐会的

　　小号演奏，一边躺在条纹帆布躺椅上晒日光浴；还有玛格把饭做糊了，罗伯特

　　笑着说没关系，于是我们把苹果和烤奶酪当饭吃；还有安娜向我演示，如何小

　　心地穿丝袜才能一点儿不弄破它们；还有……

　　“坐下吧，喝点水。”

　　当朱利安将木椅拉到我身后时，安娜把一个玻璃杯递到我面前。连希尔

　　德都显得慌乱。

　　“你必须去。”安娜说。

　　“我知道。”我说，意识到等我这样做了，那被延长的美好童年也就此

　　告终。我盯着安娜，感到时间就像跷跷板那样上上下下地颤抖。我记得所有的

　　细节：安娜额头中央出现了细小的皱纹，她发愁的时候总是这样；朱利安在她

　　身旁，手搁在她的肩膀上；她穿着灰色的丝质衬衫；洗涤槽后面的瓷砖是蓝色

　　的；希尔德在拧着洗碗布。

　　爱丽丝，那个小女孩一样的我，会说我已经老了，可她错了。我还是那

　　个女孩。我还站在厨房里，手持那封信，看着其他人——等待着——意识到一

　　切都必须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