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人们来参加晚会了。我们为这个晚会专门雇了一个男仆。他站在大厅里，拿过男士们脱下的外套，帮女士们脱下帽子和皮衣。罗伯特第一个到，还没到八点他就来了。我瞪了他一眼表示不满。按照安娜的说法，作为应邀的客人，极端准时是很不好的习惯。尽管我有些恼火，可当我向安娜抱怨罗伯特来得太早时，她却说，这对家庭成员或情人来说是可以接受的。有些受邀的客人不来了。上星期安娜发出了三十份邀请。可已经开始有人失踪了。有些健在的

　　人认定最好还是不招人注意，不声张地过日子，在街上也避免跟别人的目光接触。我们能理解有的人选择不来参加这个逾越节晚会，毕竟它是由一位著名的犹太歌唱家和她那前卫小说家丈夫在家里举办的。对那些受邀却没来的人，安娜和朱利安一句话都没说。什么话都没有，餐桌的座位就重新安排了。

　　我们都聚在客厅里。那些选择参加晚会的人显然都有一种默契，就是要让自己光彩照人。既然参加兰道家的晚会有危险，那他们索性借此充分鲜亮一回。先生们戴着白领结，穿着燕尾服陆续到达。女士们身着深色毛皮外套或拖到地面的灰暗雨衣，可等她们脱去罩在外面的“蛹皮”，就艳丽夺目得像热带的蝴蝶了。玛格穿着闪光丝裙，那一片靛蓝犹如夏季的夜空，还绣上许多银色的星星作为装饰，一动便光彩熠熠。连芬克尔夫人也穿了深紫色的晚礼服，她那苍白的胳膊紧紧地套在棉纱布的袖子里，灰色的头发编盘成王冠模样，上面插着樱桃花。罗思像魔术师似的从包里变出带羽毛的网眼头巾，把它系在头发上，于是她看上去就像一只天堂鸟。每位女士都戴了珠宝，一下子戴上所有的珠宝。过去，打扮得花哨、铺张或像刻薄的中产阶级会令我们不自在；而如今，当感到一切都悄然沉入黑暗之时，我们都奇怪自己干吗要在乎这些事情。今晚只为快乐而存在。祖母的蜘蛛网钻石胸针、装饰以红宝石和蓝宝石并被孩子们咬过的金手镯、赫尔曼成为银行股东时得到的白金链扣……明天我们可能要把这些珠宝卖掉，因此今晚我们要全都戴上，让它们在月光下肆意闪耀。

　　朱利安一边小口啜着葡萄酒，一边听芬克尔先生讲故事，微笑得恰到好处。这位先生的故事我早就听过了——当初他在一次音乐会上遇见了罗思柴尔德男爵。男爵误把他当成了另一个人，把头一仰，掀翻了假发，男爵夫人还掀翻了盛雪利酒的杯子。“谁能想得到啊，竟有个聪明的家伙跟我一样又秃又圆？我得认识这个跟我一模一样的人，和他握握手。”我转动着眼珠，离得老远都感到厌烦。朱利安看见了我，做手势要我来他们这边。我摇摇头，侧着身子溜走了。朱利安没让自己笑出来。玛格在和罗思夫人闲扯，而罗伯特在她旁边徘徊，怯生生地插不进话去。他只在谈他钟爱的话题时有话说：天文学、音乐和玛格，可罗思夫人的话题只有她那十七个孙子孙女。我希望这两人在餐桌上别坐在一起。

　　我明白这是我作为客人参加的最后一个晚会。我细细打量那个戴黑领结、表情漠然的男仆，试着想象自己就是他们中的一员，给客人斟酒，假装听不见他们的谈话。可悲的是，我在有机会高谈阔论的时候，却从没说过任何值得别人偷听的内容。我试着去思考目前的情况——某种对国家现状的深刻见解。没有，什么都没想出来。我对那男仆笑了笑，想传递某种共识。他与我目光相遇时，并没有回报以微笑，而是滑步到了我的跟前。

　　“小姐？再来一杯？”

　　我低头看了看手里满满的一杯酒。“不，谢谢你，我没事。还满着呢。”

　　他的脸上闪过疑惑的表情——显然认为我是为了取乐才召唤他的。我红着脸，喃喃表示了歉意就赶紧走出客厅。我在门口徘徊，听着从旁边房间飘出的谈话片段。“我听说，莱因特下个星期打算离开这里，去纽约……哦？我以为他要去伦敦。”

　　我闭上眼睛，竭力抑制用手指塞住耳朵的冲动。厨房的门紧闭着，可里面传出一阵噼哩啪啦声，还有希尔德更具威力的咒骂声。不管是鲁道夫?瓦伦蒂诺，还是摩西本人，都别想劝我在这个时候走进厨房。

　　所处的有利位置，我看见玛格和罗伯特手牵手在角落里耳语。我依照非常权威的观点，认为在公共场合跟自己的伴侣调情是非常不适当的做法（当然，跟别人的丈夫调情则是绝对没问题的）。可安娜再次开导我说，对结婚不到一年的夫妻来说，这种做法完全可以接受。我希望玛格在写他们结婚一周年日记时，加进这样一条注意事项“不再跟罗伯特调情”。那时她就该在美国了，我懊恼地意识到，那时，自己就不能对她的行为说三道四了。我必须写信

　　提醒她。尽管在我想来，美国人可能有别的行为规则，我不知自己是否该向她指出。那一刻，我感到要宽容自己的姐姐。我观察到在大多数晚会上，男人们都围着玛格和安娜，可今晚我注意到小约翰?提伯在偷偷盯着我的胸部。我像其他精于世故的人一样能察觉到每个细微动作。在大厅的阴暗处，我把胸部鼓起来，让自己的眼睫毛扬起，想象自己是非常诱人的、一头黑发的明星玛琳?黛德丽。

　　“亲爱的，别这样。”安娜出现在我的身旁，说，“接缝的地方会绷开的。”

　　我叹息一声，泄了气。我这粉色罩裙原来是安娜的，虽说希尔德把料子尽可能加宽加长，可穿着还是挺紧的。

　　“你穿着它很可爱。”安娜说，猛然意识到刚才可能伤了我的感情，

　　“你一定要把它带上。”

　　我哼着鼻子说：“洗碗时穿吗？还是打扫时穿？”

　　安娜换了话题。“你想摇铃招呼大家进餐吗？”

　　她说的铃是一个银制小饰品，原属于我的奶奶。照辨音能力非凡的玛格的说法，它摇出的叮当声是升C调。小时候，穿上晚会长袍，为摇进餐铃而待到很晚是一种极高的待遇。当客人们排成纵队进去用餐时，我会站在餐厅门边，庄重地接受他们道晚安的吻。今晚，当我摇动铃铛时，以往那些晚会的情景在我眼前浮现，看不到头的一长列人从我面前走过，就像一条雕刻着人物的饰带一圈一圈在房间里转，没完没了。他们大声聊着，脸上因喝了酒而呈粉红色，他们都照着安娜“必须快乐”的指令行事。

　　我家里连一丁点儿的宗教味道都没有。小时候，安娜想要玛格和我知晓一点儿我们的文化传统，睡觉之前既给我们讲“彼得和狼”、“莫扎特和康斯坦兹”，也给我们讲“托拉”里的故事。经安娜一表现，夏娃就被注入了葛丽泰?嘉宝的魅力。我们想象她在伊甸园里懒洋洋地斜倚着，一条蛇差一点儿就要挂到她的脖子上了；神魂颠倒的亚当（由克拉克?盖博扮演）跪在她的脚下。《圣经》故事具有了狂野、未必真实的歌剧情节。玛格和我热情地贪恋它们，并与我们的想象密不可分地混合在一起。夏娃唱着卡门的咏叹调来引诱亚当，而上帝的嗓音听起来很像“塞维利亚的理发师”。要是有谁要求安娜在上帝和音乐之间做出选择，她的选择是不言而喻的。我还怀疑朱利安是个无神论者。我们从未去过莱奥波尔德区那座美观的砖结构犹太会堂；我们在并不符合犹太教规的餐厅吃炸小牛肉片；我们更是经常庆祝圣诞

　　节，而不是犹太传统的献殿节；我们为自己是奥地利中产阶级的新阶层而感到自豪。我们是维也纳犹太人，哪怕是现在，维也纳人这个身份还总是放在前面。即便是今年，安娜决定我们要庆祝逾越节，而且必须办成一个晚会，还要玛格戴着婚礼时戴的蓝宝石，我戴着安娜的珍珠项链来参加。

　　长餐桌铺着有字母组合图案的白色桌布，摆着金边的梅森瓷盘，希尔德已将剩下的家用银器擦得锃亮。到处摇曳着烛光，一小束黑玫瑰和水仙花放在每位女士旁边的盘子上——玫瑰表达了爱，黑色象征着悲伤，水仙花代表了希望。男士们都戴着银色的圆顶小帽。安娜坚持要把大电灯关掉，只用蜡烛照明。我知道烛光能营造出令人陶醉的氛围，但这只能算部分原因，更实际的用意是，不让客人们看到餐厅墙上的空白——这些地方原来常常挂着很不错的画。家庭成员的肖像保留了下来。其中有我十一岁时的模样：穿着薄纱裙，头发剪得很短；有神情严厉、薄嘴唇、戴花边帽子的曾祖父母的形象；还有曾姑婆苏菲古怪的画像：她处于绿色的田地与广阔的蓝天之间，而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她患有旷野恐惧症，整整四十年拒绝走出她那散发着腐臭味的公寓。那幅肖像撒了谎，将她改头换面画成那种热爱自然、喜欢看云

　　的人。我特别喜欢安娜扮演威尔第歌剧中临死前的茶花女的那一幅：她赤着脚，穿着一件半透明的睡袍（既令评论家们着迷，又使他们恼火）；无论你站在哪个角度，她的眼睛都在向你发出恳求。我以前常常躲到餐厅桌子的下面以避开她的目光，可躲了一个小时左右，从桌子下面出来时，她还在那里等着，总是投来责备的目光。其他的画都不见了，但它们留下了可以唤起记忆的东西——被阳光晒白的墙纸上标出了长方形的痕迹。我最怀念的是一幅下毛毛雨的巴黎繁忙街道的画：女士们沿着绿树成行的大街匆忙赶路；男人们则戴着高礼帽，手里紧握着雨伞；商店的门面呈红色和蓝色；女士们有着粉红的面颊。我那时没去过巴黎，但这幅画却为我打开一个窗口。我耸耸肩——此时这些画在那里还是没在，其实没什么要紧，反正我以后看不到它们了。可当你离开了家，总是喜欢去想家里本该有的样子，跟以前完全一样，毫无改变。现在，当我想到我家的公寓，我将每一幅画都重新放置在适当的位置：那幅巴黎场景的画是在描绘阳台早餐的画对面，后者是度蜜月时，朱利安给安娜买的礼物。我必须提醒自己，这些画在那最后一夜之前就消失了，然后，随着我一眨眼，墙上又变得空荡荡了。

　　当先生们帮助女士们入座时，椅子摩擦镶木地板，椅子腿勾到了长袍，裙子边被踩到了，因此，一片嗡嗡的说话声中夹杂着道歉声。我们都兴趣盎然地打量餐桌边入座的人，都希望自己坐的地方是晚会的乐趣所在，希望陪在别人餐位旁的人没有自己身边的人有趣。芬克尔先生整整头上的圆顶小帽，恰好盖住他秃了的头顶。男士夹在女士中间，黑白衣着显得很单调，这是为了确保女士们彩虹般的衣服不会彼此撞衫。安娜和朱利安分别坐在餐桌的两端。他们交换一下眼色，安娜便再次摇响银铃，餐桌边的人们立即安静下来，朱利安站起身。

　　“欢迎你们，我的朋友。这个夜晚确实不同于别的夜晚。明天早晨，我的小女儿爱丽丝要去英国了。再过几个星期，玛格和她的丈夫罗伯特也要离开这里去美国。”

　　客人们都先朝着玛格微笑，然后再把笑脸对着我。我心里的嫉妒和悲哀真是没法说。朱利安举起他的手，交谈声再度减弱了。他显得苍白，甚至在不那么明亮的光线下，我都能看见他额头上渗出的汗珠。

　　“朋友们，事实上我们已经处于被放逐的状态了。我们不再是自己祖国的公民。在陌生人中过流放生活要强于待在家里。”

　　他突然坐下了，用餐巾擦额头上的汗。

　　“亲爱的？”安娜从长桌另一头唤了一声，试着不让声音表露出不安。

　　朱利安盯了她片刻，定了定神，又站起身，打开了《哈加达》。这很奇怪，以往逾越节喜宴的程序都是匆匆而过，就如同一种游戏，看我们怎么做才能尽快结束这一套。于是我们读经文读得飞快，略过一些段落，这样就能以创纪录的速度吃到希尔德准备的晚餐。最好在她还来不及做好晚餐的时候就读完经文，让她忙得气喘吁吁，气得牢骚满腹。可这个夜晚我们不这么做了，出于默契，我们一字一句地念。也许我们中敬神的人相信这些祈祷文，并希望鉴于他们的勤勉，上帝会怜悯他们。我并不相信这个，可当我听臃肿的芬克尔先生用希伯来语吟唱时，他的双下巴因热诚而颤抖，我就不知该对宗教信仰表示轻蔑（我毕竟是朱利安的女儿），还是在心里产生共鸣了。他的话语在我黑暗的四周回荡，我内心的眼睛则看到了家的光芒在闪耀。我想象安娜给我们讲的摩西是银幕上的大英雄（也许是詹姆斯?斯图尔特），引导犹太人走进红艳似玫瑰的沙漠，然后是更古老的故事，我始终牢记的一个故事闪现了一下。作为生活在现代的女孩，我慌乱地摆弄黄油刀，芬克尔先生的吟唱令我窘迫。他目光朝向上苍，没有察觉到有一滴黏糊糊的东西挂在他湿润的嘴唇旁边，我想要他停下来，可他没完没了。

　　我们对着葡萄酒杯低声说着感谢恩典的话，年龄最小的约翰?提伯开始按照仪式惯例问四个问题：“为何今晚不同于其他夜晚？为何今晚我们只吃无酵饼？”

　　戈德夫人把阅读用的眼镜推到鼻子上面，朗读答案：“无酵饼是在逾越节期间食用的，它是一个象征，代表着犹太人从埃及逃出时，因等不及面发起来而携带的无酵面包。”

　　玛格不屑地说：“犹太人家里的食品柜都空了吗？连一条面包都没有了吗？在我看来是不可能的。”

　　我在餐桌下面用力踢她，足以在她的小腿上造成擦伤。我感觉到她一缩腿，于是感到一点儿满足。

　　“爱丽丝。下一个问题。”朱利安说，暗示玛格别胡说。他拿起一根西芹带叶的细枝，再端起一只盛满盐水的蛋杯。

　　我依着膝上破旧的书念道：“为何其他夜晚我们各种蔬菜都吃，可今晚我们只吃苦味的蔬菜？”

　　朱利安把书面朝下放在桌上，看着我，就好像我真的问了他一个问题并期待他的回答。“苦味的蔬菜让我们回想犹太人当奴隶的痛苦，以及我们自己生活中轻微的苦痛。可它们也是一种希望的象征——出头之日将要到来。”

　　他的眼睛并没有看《哈加达》。当他继续往下说时，我意识到他说的是自己的话。“经受巨大悲伤并认识到它终将结束的人，每天早晨都能感受到日出的愉悦。”

　　他啜了一小口盐水，轻轻擦了一下嘴：“玛格，该你了。”

　　她凝视他片刻，然后低头看她的书。“为何其他夜晚我们不把蔬菜蘸盐水，而今晚却要蘸两次？”

　　朱利安将一根西芹在甜酱罐里蘸了蘸，侧身越过桌子递给了我。我把它放进嘴里，咽下黏稠的苹果、肉桂和红酒的混合酱。他将另一根西芹浸在盐水里又递给我，看着我吃下去。我的嘴受着咸味的刺激，我尝到了泪水，仿佛体验到了跨越大海的漫漫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