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很阴冷。我离开维也纳时，春天正悄悄进入城市的公园——草地上有一摊摊的落花；花坛里开满了郁金香和勿忘我，在凉爽早晨的阳光下鲜艳夺目。而在伦敦，整个城市都被一层污浊的煤烟笼罩，沐浴在昏黄的色调之中，永远处于一种不透亮的光线中，既不是黎明，也不是黄昏。阳光丧失了热量，伦敦还在一个伪冬季中徘徊。在我看来，这里的人都灰蒙蒙的，罩上了一层烟雾。他们在哪儿都匆匆忙忙，眼睛直瞅着脚下的路面，不像维也纳人那样，停

　　住脚步，感受美好的晨光，而是急火火地为工作奔忙，然后赶紧躲到自己的家中。

　　对于在英国度过第一夜的那个旅舍，我已想不起太多了，只记得它位于大波特兰街，靠近一座犹太会堂。旅舍里住满了来自维也纳、柏林、法兰克福和科隆的心惊胆战的女孩们。只说英语的环境把我们吓得够呛。可由于我们做不到，便沉默不语。当我从大厅的公共厕所跑回来时，默不作声的女孩们只是看着我，我到哪儿就盯到哪儿，如同家里那幅安娜的肖像。旅舍是由几个犹太慈善家资助的，向从欧洲刚到这里的女孩们提供免费的食宿。我们出境时不允许带走贵重物品和钱财，因此，等我们到达这个旅舍门前的台阶时，就只有衣服和塞满书籍、信件、袜子的包。那些能勾起往事的纪念品都丢弃在身后了。旅舍的女店主抱怨我的衣箱过于沉重，搬不到房子的顶层，坚持要把它锁进底层的库房。至少这是我从她的话里听出的意思。当她审视我那破旧的衣箱和手提箱时，嘴里发着嘘声，滔滔不绝地说着不满的话，态度严厉、刻薄，活像一只愤怒的鹅。我无法用英语争辩，只好抓紧背包和提琴盒，顺着楼梯把它们搬到我睡觉的地方。

　　脱掉了衣服，我才发现自己身上凡曾暴露在外面的地方，都蒙上了一层滑溜溜的污垢。我站在狭小房间的洗涤槽前，用一块斑纹皂擦洗手、脸和脖子，直到把皮肤擦得红红的，有了刺痛感。卧室的窗帘污迹斑斑，窗户打不开，被钉死了。可透过窗框的细缝，雾气像一缕缕烟那样潜入。当我用亚麻布手绢捂着嘴咳嗽时，手绢都发黑了。安娜曾劝我去那些景点看看：逛逛购物中心，探访特拉法尔加广场，去瞧瞧位于考文特花园的大歌剧院。可我担心自己到外面会窒息，不想离开自己这个小房间。有一次在科学课上，老师切开猪的肺。这对肺呈鲜亮的粉色。于是我当时想象这头猪在不幸的结局到来之前，一直快乐地生活在乡村，呼吸的是带有青草味的空气。在伦敦的第一夜，我不安地坐在木头床的边沿，想到自己的肺，不再是猪肺那样的粉色，而是逐渐发黑，犹如青淤的指甲。

　　我身边只有一个皮质小背包，里面装着洗漱用品和换洗的内衣。可当我打开它时，却发现玛格在包的底下塞了几块巧克力和一本爱情小说。我知道是她干的——希尔德一向不认可从商店买来的糖果，而那本小说也散发着玛格那紫罗兰香水的味道。当吸进这熟悉的香味时，我感到一阵想家的剧痛，如此强烈，都使我觉得要呕吐了。我做了唯一能使自己感觉好一些的事情，那就是吃巧克力。不是吃其中的一块，而是把它们全都吃掉。我蜷缩在木头硬床上。

　　由于听说过有关虱子和臭虫的可怕事情，我都不敢脱衣服。我一次塞进了两块巧克力，嘴被填得满满的。我知道换作玛格和安娜会节省着吃，一次咬一个小角，小心翼翼、尽可能长地保存这来自家里的小小遗留之物。可一想到我那体贴的妈妈和姐姐，我就开始哭了，嘴里仍塞满了巧克力，哭泣时棕色的细流也顺着我的面颊往下滴。我为自己的命运、为自己蒙受的耻辱伤心。我决定在去梅范尔私人服务办事处之前不再离开房间了。我躺在床上读书，吃巧克力。对家的渴望是如此强烈，我都觉得自己会死的。

　　早餐是淡而无味的茶、不新鲜的面包和橘子色的果酱。吃完之后，我就走着去梅范尔私人服务办事处了，手里握着埃尔斯夫人给我的信。我反复读这封信，读了有十多遍，却无法获得有关写信人的任何情况。她的指令相当明确：我必须去奥德利街。我不知道那个地方离旅舍有多远。有轨电车或公共汽车当啷当啷地在街上来回行驶，我也不懂该如何询问去那里的票价。我既幻想自己会因付的钱不够而被赶下车，下车的地方到处是劈啪干裂的死人骨头，又幻想自己突然被带到城市的另一个区域，在那里我就永远迷失方向了，无法再回到大波特兰街。我把上衣纽扣都扣上，搭配上我最喜欢的翡翠绿丝头巾（安娜告诉我，它能凸显我棕绿眼珠的色彩），确认自己戴的是一副干净手套。

　　我在奥德利街上那扇黑门外徘徊。它新近油漆过，铜质的门环锃亮，门前台阶刚刚擦洗过，还是湿的。我闭上眼睛想，安娜总要扮演各种女人角色，于是我下决心要做得跟她一样好。对，我应该是茶花女，是受男人们爱慕的交际花或妓女。她对社会舆论的种种羞辱淡然置之，她也是我一直以来最喜欢的女英雄。就这样，想象自己是19世纪优雅活泼的妓女，我走进了梅范尔私人服务办事处。

　　我发现自己走进了一个用白色和镀金装饰的房间。红天鹅绒沙发被带穗的垫子堆得挺高，长毛绒的地毯也很厚。这里弥漫着咖啡和新烘焙的油酥点心诱人的芳香。我的嘴里湿润了。我站在那儿，以自认为的茶花女的姿势站立，目中无人，无动于衷。一定是我表现得很到位，一个穿着黑长服、整洁漂亮的女人从地毯另一头轻快地走到我面前。她脸上堆着笑容，有礼貌、很职业，显出一副低声下气的样子。

　　“女士，可以帮您脱下上衣吗？”

　　不必屈尊说什么，我允许她帮我从肩头脱掉外套，引领我走向豪华的沙发。

　　“来点咖啡？或者一点儿蛋糕？”我刚舒坦地坐下，她就这样问我。我松了口气：这些问题在安娜给我上英语课时回答过好多遍了。

　　“不麻烦的话，好的。我很想要一点儿可啡①。”

　　她愣住了。随后，脸上绷紧的微笑缩得更紧，她说话也不那么有礼貌了。

　　“你是德国人？”

　　“奥地利人。维也纳的。”

　　“那么你想找一个女仆？”

　　我冲她快活地一笑，装出淡漠的样子，从裙子口袋里掏出那封皱巴的信。

　　“我是小姐……请原谅……爱丽丝兰道小姐，要到泰恩福德大宅。”

　　那女人脸上的笑意完全消失了，伸出手把我从沙发里拽起来，她的手很有力气。按照我现在的理解，她显然对自己的错误非常恼火。她怎么能受骗去招待一个难民、一个仆人？那种低声下气的尊敬态度是用来接待英国女士的。这实在太过分了。

　　“你走错门了。这扇门只为尊贵的女士而开。”

　　她把我的外套塞给我。“到外面去，从另一个门进。”

　　我盯着她看，踩着地毯，站在原地没有动，左胳膊伸进外套的右袖子，想让自己记住我不是爱丽丝，而是茶花女。想起嫉妒的女人总是设法羞辱茶花女（还在她快死于肺病时偷走她的男朋友），我的感觉就稍好一些。不顾上衣拖在了身后的地上，我表演了一个极精彩的急转身，然后离开。站在外面的人行道上，我斜靠着栏杆，端详着另一个入口。一段往下走

　　①把 

　　coffee说成了德语的 

　　café，暴露了难民身份。

　　的台阶通到了地下室。在最底下，另一扇黑门开在了腻子剥落的墙上。没有铜质的门环，只有一个标牌，写着“请进”。我走下台阶，留神怕踩着落在台阶上的烂树叶滑一跤。

　　这个房间里没有沙发、长毛绒地毯或镀金的镜子。地上铺着脱皮的棕色油毡。低矮的木条凳靠墙摆着。女孩们坐在一边，几个男人坐在对面。顺着条凳，我看到所有女孩都跟我一个模样：脸色苍白的难民，虽然焦虑，却还记得妈妈的指令——坐得很直，湿漉漉的手指紧握着昂贵的手套。一对年龄较大的夫妇——男的穿着裁剪得体的西装，女的围着毛皮的披巾，在供女人坐的长凳上坐在一起。他们的打扮像是要出去吃午餐，而不是为吃午餐的人服务。我心里捉摸他以前是干什么的：是银行家？是小提琴手？在开始从事削胡萝卜皮的

　　工作之前，女的会将她的毛皮披巾取下来放在柜台上吗？

　　在房间的尽头，有一个戴半月形眼镜、灰色头发的女人，坐在简朴的桌子后面进行着面试。正当我拿不准自己是否应该大步走过去，把那封信扔在桌上，要求得到信里许诺的帮助时，一个大约十四岁、脸上长着粉刺的男孩冲着我眨眼。等我看他的时候，他从牙齿里伸出舌头慢慢地沿弧线滑动。要是在维也纳，我会上去扇他；更可能的是，他都不敢对我这样的女孩做出这样猥亵的动作。可我不是在维也纳，我退缩到了墙边，突然感到疲惫不堪。我不是茶花女，我只是爱丽丝。怀着受挫的心情，我坐到条凳的最后，跟那些女孩坐在一起。

　　我一定是坐了好几个小时，看着一只蛾子扇着薄薄的翅膀扑击悬吊的电灯。每过二十分钟，桌子后面的女人都会喊一声“下一个女仆”或“下一个男仆”，注意男女轮换着面试。我瞧见那对夫妇站起身，一起朝桌子走去，努力想偷听到片言只语：“在一起的情况……男管家……女管家……是的，我想，园丁和厨师做起来……”轮到脸上长着粉刺的男孩了，他去桌子那边面试要从我面前走过，我冷冷地盯着他，尽力要把我的反感显露出来。希尔德是这方面的专家，特别是朱利安在浴缸边留下雪茄烟蒂的时候；随后她会将一堆浸湿的烟蒂放在他书房外面的烟灰缸里——她不能责骂他，却可以让他感觉到她的不满。不过我明显缺乏希尔德的天分，因为当那男孩溜达着从我面前经过，朝门走去时，竟向我飞吻。他如此放肆的行为伤害了我。我感到很沮丧，因为我不能就他的所作所为严厉斥责他，只是对他伸出了舌头。我们的目光相遇了片刻，我看到他眼睛里闪烁着胜利之光。

　　“下一个女仆……就是你。到桌子这边来。”

　　过了片刻，我才意识到那个戴半月形眼镜、腰板挺直的女人是在叫我。我的脸发热了。我赶紧跑到桌子跟前坐下。她用那对蓝色的小眼睛凝视着我。

　　“请注意举止。你可能要接受这个机构的委派。我们是整个英格兰最好的机构之一。还包括苏格兰。”她加了一句，好像说完前一句才想起来的。

　　“你是否有从事家政服务的经历？”

　　我盯着她，在头脑里慢慢翻译着她说的话。

　　“有吗？”她不耐烦地要求道，“猫咬住你的舌头了？”

　　这个古怪的表达方式使我禁不住咯咯笑了起来。随后我便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手在嘴上用力拍了一下。我赶忙从口袋里掏出埃尔斯夫人的信，把那皱巴巴的纸越过桌面递了过去。她默默地读了，然后抬头看我。

　　“爱丽丝，你真是幸运的女孩啊。里弗斯先生来自一个相当古老的家族，尽管没有头衔，却很古老。你一定不要辜负他的信任才对。”她说话的语调表明，她认为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我可不想看到你一两个星期后再回到这里，因为这工作不容易做。我们有个女的干了一个月就回来了，她说她曾是伯爵夫人什么的。她说以前从来都没自己穿过袜子。如果不是正处于仆人紧缺的时期，我会叫她收拾行李走路。可后来呢，今天早晨我收到福德夫人写给我的条子，说那位巴隆夫人是她雇过的最好的清洁女工。”

　　她从桌子对面凝视着我，似乎是要求我有所反应。可我再次因语言问题而不知所措，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她看出我没话要说，大概已把我看做没教养的女孩了。她直挺挺地站起来，把椅子往后推了推。椅子摩擦着油毡发出一声尖叫，听起来像狗挨踢时的叫声。她进了旁边房间，一分钟后手拿一只信封回来，将信封往我面前一塞。“看，拿上这个。这是钱和指示。这些钱足够付你的旅费了。你明天早晨乘八点十七分从滑铁卢车站开往韦伊茅斯的火车，有人在威尔海姆车站接你。”

　　她打量了我片刻，又加了一句：“我知道信封里到底有多少钱，所以你可不要去对埃尔斯夫人说钱不够，不然的话，我敢说我会把你查出来的。”

　　我抓过那封信，把它塞进外套口袋里，跟钱放在一起，不慌不忙地走过难民和前伯爵夫人们等候的条凳。

　　那天晚上，我躺在狭窄的床上，仍穿着此时已弄皱的衣服，一直哭到睡着。在来伦敦之前，我还真没哭过。好几个月前，在偷吃了为安娜的桥牌女士午餐会准备的冷鸡上那一个鸡翅之后，我想躲避希尔德的惩罚，却把脚趾重重地碰在了厨房桌腿上，一下疼得我眼眶湿润，但不算真的哭了。

　　在梅范尔私人服务办事处面试之后，我去邮局给安娜发了份电报。这是我答应过她的。在我又一次排队等候的时候（在此之前，我从未像我刚到英国的前三十六小时那样，长时间恭恭敬敬地站立和拖着步子排队），我打好了电文的腹稿：

　　英国真可怕（句号）想回家（句号）

　　或者：

　　我被控行窃（句号）想逃到纽约（句号）

　　不过，等到了柜台前，我发出的消息却是：

　　都很好（句号）明天前往泰恩福德（句号）英国很迷人（句号）

　　次日早晨八点十九分，我坐在开往韦伊茅斯的火车三等车厢里。火车嘎嚓嘎嚓开出滑铁卢车站。我的座位夹在两个中年发福的女人中间，而我的衣箱和手提箱都塞进了行李车厢。令我懊恼的是，每当火车左右颠簸的时候，我不是被推到这一个的怀里就是那一个的胸前。她们俩倒是对此毫不在意，不过当其中一个在克罗伊顿下车时，我那高兴劲儿就别提了——我可以溜到靠窗的座位上去了。我把脸贴在玻璃上，透过玻璃映出自己的脸，我看着伦敦在任意地延伸着，延伸着。活到现在，我都没见过这么多的灰色。以前遇到的颜色上的烦恼事，不过是单件红毛线衫或黄色长服，在全是一身白的洗漱行列中非常扎眼。成片连接的小排屋连带着它们胡乱补缀的园圃和积满灰尘的窗户，都顺着铁轨朝后退去。这令我想起在维也纳时瞥见的街对面公寓里老街坊们的生活。穿着短裤的男孩在脏土里乱扒一气，朝高处驶过的火车扔卵石，妇人们则站在门口责骂他们。所有的烟囱都冒着浓烟，所以铁路边发育不良的灌木，叶子不是绿的，而是黑的。我不安地将车票一直紧握在手心里，汗湿的车票有些发黏，墨水开始掉色了。

　　虽然吃过旅舍供应的寒酸早餐了，我的胃还是低沉地叫唤。除了信封里剩下的几个硬币，没钱买午餐了。我想起那女人的威胁，身体便不由颤抖起来——我连花其中的半便士买个面包圈都不行。我吃不准要是最后被关进监狱，情况会怎么样，我很怀疑在这个地方朱利安能帮助我。我真后悔把玛格给的巧克力都吃光了。

　　一个穿廉价西装的年轻人上了车，带着一股科隆香水和烟的味道。他把车厢的门重重地关上，在我的对面坐下了。他对我微微一笑，点点头，然后就展开了报纸。我试着读报纸上的标题。已有一两天我都默默地被不快活的茧裹着，忘掉了外面的世界，听不到任何新闻。伦敦的烟雾浓度创纪录……国王一家乘船前往美国……下一个是捷克斯洛伐克吗？我想多读一些，可报上印的字实在太小了。

　　“小姐，你想看报吗？”

　　我抬起头，见那年轻人把报纸递过来了。我刚才并没意识到，自己往前移动身子，都到座位的边沿了。

　　“谢谢你。可以吗？是的，我很想看看。”

　　我把报纸拿过来，开始读上面的文章，虽然速度缓慢，却相当顺溜。写出来的英语对我而言理解起来不难。我感觉他在打量我。

　　“你读的时候嘴也在动。”

　　我眨着眼睛，被他这种细致的观察吓了一跳。

　　“对不起。我没有想冒犯你的意思。我是安迪。安迪特恩。”

　　我不能肯定，在火车上，陌生人之间互道对方的昵称是否正常。也许这种事只发生在滑铁卢至韦伊茅斯的铁路线上。我既不想得罪对方，也不想招惹他的注意。

　　“爱丽丝兰道。”我过于坦率地说，又低下头看报了。

　　“兰道小姐，那么说你来自捷克斯洛伐克？”

　　我惊讶地放下《每日邮报》。“不是，是奥地利。是维也纳。”

　　“啊，维——也纳。我听说过那个地方。美丽的运河，度奇宫。”

　　我叹了口气——正像玛格声称的，英国人挺无知。“不是，你说的是威尼斯，在意大利。”

　　从他的表情，我看得出我的话对他没什么意义。我又试了一次。“我来自维也纳。知道奥地利吗？”

　　他盯着我，茫然地微笑着，显然他对维也纳一点儿都不了解。我本来不该在意的，可这位过分冒昧的年轻人——穿着发亮的西装，左边裤腿上还有一处蛋汁斑迹——对我的城市一无所知，却令我感到懊恼。

　　“维也纳是一个天空透亮的城市。人行道上排列着上千个咖啡馆和餐馆，你可以坐在那里喝咖啡，闲聊。老年人则为棋局和牌局争论不休。春季，这里举行舞会，我们跳舞一直跳到凌晨三点，女士们飞旋着白色的舞裙，就像夜里苹果花旋转着落地；夏季，我们在多瑙河边吃冰激凌，看悬挂灯笼的船只在水面游荡。连风儿都在跳着华尔兹。这是一个音乐和光明之

　　城。”

　　“对不起，你说什么？”

　　我又对他眨巴眼睛，原来刚才自己一直在说德语。“请原谅我。我的英语不怎么好，维也纳是全世界最好的城市。”

　　他用奇怪的眼神看我：“那你干吗要来这儿？”

　　我既想不出说什么，也没心情回答他。我费劲儿地想在脑子里找出合适的词句。“我是来考察的。来随便看看。”

　　我把报纸举起来看，他又有整整半小时没对我说话。我细细地读那些报道，想辨别出文中词句的细微差异。我怀疑其中的一两篇文章想耍点幽默，但文章的细节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

　　“我可以从自助餐厅给你拿点吃的吗？” 安迪问，打扰了我的英文阅读课。

　　我饿得要命，惭愧地想到口袋里装零钱的信封。安娜坚持认为，凡不熟悉的男士提出吃喝的建议，都绝对不要接受。考虑之后，我决定自己必须谨慎小心。

　　“不用了，谢谢你。”

　　他用手碰帽边示意，然后沿着车厢闲散地走去。当火车冲撞摇晃时，他在两边的座位间弹过来弹过去。过了几分钟，他带着两瓶牛奶和两个装满巧克力饼干的纸口袋回来了。他将其中的一份推到了我的手里。

　　他捧着自己的那袋饼干，说：“不好意思，小姐。在你对面大声地嚼饼干感觉很不舒服。原谅我的放肆。”

　　“谢谢你。”我说完，啜了一小口牛奶。牛奶有点酸，快变质了，可我并不在意。我贪心地大口喝，克制自己不往嘴里塞太多的饼干。两天来，这是头一回有人友好地对待我。

　　“你很饿。”他看着我说。

　　我吞咽下满嘴的饼干屑，忽然意识到什么，将报纸折好了还给他。“谢谢你，特恩先生，对我这么好。”

　　他咧开嘴笑了。“你很古怪，真是这样的。”

　　我又把头朝向车窗外——也许在英国，我是个古怪的人，我也不知道。当时我可拿不准。不过我们已经离开了伦敦，急速穿越一片长满青翠草木的土地。开始下雨了，雨点击打着车窗。我们飞速驰过在树丛下面躲雨的奶牛、羊毛湿透的绵羊和水已溢出堤岸的河流。车站越来越小，而车站之间行驶的时间越来越长。在铁路边蜿蜒的碎石铺成的道路，已让位给在大雨中沦为泥汤的土路。我的雨衣没有塞在衣箱的底部该多好。车厢开始空了。安迪的手碰碰帽

　　边，在索尔兹伯里下了车。

　　火车行驶得慢多了。我可以见到大片的乡村房屋，褐红色的，每座都有整幢的公寓楼那么大，在广阔的草地中就像海上邮船。在见识了城市单调、肮脏的景象之后，我都感觉自己眼见的不是现实，而是涂抹了色彩、可以乱真的舞台布景。草地太绿了，铁轨边开满报春花的土埂鲜亮得犹如新鲜的奶油。这场雨来得突然，消失得也突然。太阳从云彩后面溜出来，使天空布满蓝色条纹，使湿漉漉的绿地闪闪发亮。我听列车长报那些陌生的地名：“下一站布

　　罗肯赫斯特……去布兰道福德市场在这里换车，乘坐去斯特敏斯特纽顿的慢车……下一站克赖斯特彻奇……”

　　我昏昏欲睡，四肢僵硬，太阳穴也随着列车的节奏跳动。车厢里空气污浊，我推开车窗，把身子探出去，享受着风冲击面颊、扯动发夹的感觉。我张开嘴，尝着空气里的盐味。空气洁净，带着石楠花的香味。我瞥见大海时，眼界也一下子开阔起来。我们依傍着野石楠匆匆而行，它们跟灌木丛和黑色森林地带缠结在一起。树木看不到尽头地伸向远方，大量摇动的绿色，在呈斜坡的小山间波浪起伏。

　　“下一站威尔海姆。威尔海姆下一站。”车长高喊着，急匆匆地穿过车厢。

　　我猛地站起来，耳朵里都能感觉到心脏的乱跳。当火车抖动着停住时，我抓起小背包和提琴盒，脚下站不稳，一时都不知门在哪儿了。我双手颤抖着，踉踉跄跄地下车，到了站台。由于害怕火车将我的东西带走，我冲列车长叫喊，朝行李车厢跑去。

　　“小姐，哪件行李是你的？快点吧，火车要开了。”

　　过了三十秒钟，我独自站在月台上。一张撕破的广告吸引人去读上面的字句“请喝埃尔德里奇-波普牌印度麦酒”。广告被微风吹动。远处有一条狗在叫。我看着火车变成了蜗牛大小，消失在树林后面，坐到衣箱上等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