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岁的时候，父亲第一次这样跟我说：世界是一个系统，学校是一个系统，社区是一个系统，城市、政府——任何一定规模的人类群体，都是一个系统。就此而言，人体也是一个系统，因其是由更小的生理子系统组成的。

　　刑事司法毫无疑问是一个系统，天主教会也是——千万别让他打开话匣子，然后是有组织的体育比赛、联合国，当然，还有美国小姐选美比赛。

　　“你不一定要喜欢这个系统，”他教训我说，“你不一定要信任或认同它，但你一定要了解它。只有了解了，你才能活下去。”

　　家庭是一个系统。

　　那天下午我放学回家，却看到父母都站在客厅里。我的父亲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教授，很少在七点之前回家。可现在，他却站在母亲最心爱的碎花沙发旁，脚边整整齐齐地码着五个手提箱。母亲在哭，当我推开门，她立即转过身遮住自己的脸，但我仍然可以看到她的肩膀在抽搐。

　　我的父母都穿着厚重的羊毛大衣，在还相当暖和的十月下午，这显得十分奇怪。

　　父亲先说话了：“到你房间去，挑两样东西，任何你想要的两样，但是要快，安娜贝拉，我们时间不多了。”

　　母亲的双肩抖动得更加厉害。我放下书包，进了房间，盯着这个刷着粉色和绿色墙漆的小小的空间。

　　在我过去所有的时光里，这是我最想重温的一刻：在这个我度过青春时期的卧室里短短的三分钟。我的手指掠过贴满贴纸的书桌，滑过放有祖父母照片的相架，跳过雕花镀银的发刷和特大号的手镜。我撇下了我的书，甚至都没有考虑我收集的弹珠和珍藏的幼儿园时期的画。我记得我在最喜欢的毛绒玩具狗和我最新的宝贝——新娘芭比之间作了非常挣扎和艰难的选择。我选了我的狗——布玛，然后抓上我最心爱的婴儿毯——一张深红色法兰绒毛毯，四周是粉红缎面花边。

　　我没有要我的日记，也没有要我最好的朋友多丽彼得拉切利写给我的那一摞傻傻的、满是涂鸦的信，我甚至没有要我的婴儿相册，至少这可以让我在以后的岁月里时不时看看母亲的照片。我是个年幼、受惊的孩子，举止都是孩子气的。

　　我想父亲早就料到我会挑什么，我想他就是想亲眼看着一切来临，即使那时也是如此。

　　我回到客厅。父亲在外面把行李搬上车，母亲双手抱着客厅与厨房之间的那根柱子。有一刹那我以为她不会松手了，她要表明立场，要求父亲停止这种愚蠢的举动。

　　但是她伸出手来，摸着我乌黑的长发。“我这么爱你。”她抓住我，紧紧把我抱在怀里，沾满泪水的脸颊贴着我的头顶。然后她把我推开，飞快地擦了擦脸。

　　“到外面去，亲爱的。你父亲是对的——我们必须快点。”

　　我跟着母亲来到车前，胳膊底下夹着我的布玛，双手紧紧攥着我的毯子。我们各自坐上惯常的座位：父亲坐在司机位上，母亲坐副驾，我坐在后面。

　　父亲将我们的小本田开到大路上。金黄、橘黄的树叶从山毛榉上打着转儿飘落下来，在车窗外飞舞着。我张开手指贴在玻璃上，似乎真的能触摸到它们一样。

　　“跟邻居们挥挥手，”父亲指示我，“假装一切都很正常。”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那条有着橡树点缀的小巷。

　　家庭是一个系统。

　　我们开车到了坦帕市 。我的母亲一直想去佛罗里达看看。父亲解释说：在新英格兰过了这么多阴冷的冬天，现在去体验一下棕榈沙滩难道不是很好？

　　既然母亲选择了地点，那么我们的名字就由父亲来选了。我现在叫莎莉，父亲是安东尼而母亲是克莱尔，是不是很有趣？新城市，新名字，多么有意思的一次冒险。

　　开始时我会做噩梦，非常可怕的噩梦，以至于醒来时我常常会尖叫着：“我看见了什么，我看见了什么。”

　　“这只是个梦。”父亲拍着我的背，试图安慰我。

　　“但是我害怕。”

　　“嘘，你现在还太小，根本不知道害怕是什么，所以需要爹地在这儿。”

　　我们没有住在棕榈沙滩间。我的父母从没提过，但现在成年后的我再回想起来，我意识到数学博士不是那么容易就能重操旧业的，尤其是在连身份都是假的的情况下。父亲找了个开出租的工作。我喜欢他的新工作，这意味着他一天的大多数时间都可以待在家里，而且，有自己的专用出租车接我放学也似乎是件很炫的事情。

　　新学校比原来大，管得也更严。我想我是交了些朋友的，尽管在佛罗里达那段日子的许多细节我都已经记不清了，更多的是关于不太真切的时间和地方的记忆。在那里，我的下午都是在自我防御的基础训练中度过的；在那里，就连我的父母都显得十分陌生。

　　父亲总是在我们的一居室公寓里唠叨着：“你说什么，莎莉？让我们布置一棵棕榈圣诞树吧。是的，先生，我们玩得很开心！”母亲总是心不在焉地一边哼着歌一边在客厅墙上画着色彩明亮的珊瑚；她会因为在十一月里买了件泳衣而咯咯笑个不停；会不怀好意地学习烹制各种稀奇古怪的白鱼。

　　我想我的父母在佛罗里达是开心的，至少他们是想要开心的。母亲装饰我们的公寓，父亲重新拾起了素描的爱好。有时晚上父亲不用工作的时候，母亲就在窗户边摆好姿势给父亲当模特儿，我就躺在沙发上，心满意足地看着父亲拿着小小的铅笔用娴熟的笔法捕捉着母亲嘴角戏弄的神情。

　　直到有一天我放学回家看到收拾好的箱子和表情严酷的面孔。这次不用多问，我自动走进我的房间，抓上布玛，找到我的小毯子，然后回到车旁，爬上后座。

　　很长时间都没有人说一句话。

　　家庭是一个系统。

　　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我们到底住过多少城市，用过多少名字。我的童年就是一片模糊的新面孔、新城市和那些始终不变的旧箱子。每到一个地方，我们就会找最便宜的一居室公寓，父亲第二天就会出门，回家时他就已经找好了工作——相片冲洗员、麦当劳经理、售货员，诸如此类。母亲会把我们少得可怜的行李打开、放好。我呢，则被塞进新的学校。

　　我知道自己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爱说话了，我知道母亲也是。

　　只有父亲一直情绪高昂。“凤凰城！我一直都想体验一下沙漠的感觉。辛辛那提！哦，这是属于我的城市。圣路易斯！这是适合我们的地方！”

　　我记得自己不再做噩梦，它们就这样不见了，或者是被更加迫在眉睫的担忧挤到了一边。多少个下午我回到家看到母亲在沙发上晕过去，我不得不去上烹饪课，因为她再也无法站起来了，我要煮好咖啡强行灌进她的喉咙，我还要在她的钱包里翻找钱，以便能在父亲下班回家之前买好菜和杂货。

　　我想相信他对此是心知肚明的，但直到现在我都不太肯定，但似乎至少对我和母亲来说是这样的：我们越是使用那些假名字，我们就越是失去自己，直到我们在父亲的喧嚷中变成了沉默的、轻飘飘的影子。

　　她一直撑到我十四岁的时候。堪萨斯城，我们维持了九个月，父亲升职做了西尔斯汽车部门经理，我正在想着参加我的第一次舞会。

　　我回到家。我的母亲——那时她叫斯特拉——面部朝下躺在沙发上，这次我没有摇醒她，我模糊地记得我跑过客厅，使劲敲着邻居的门。

　　“我妈妈，我妈妈，我妈妈！”我尖叫着。可怜的托雷斯太太——尽管她从来没有从我们这儿得到过一丝笑容或是一声问候——打开大门，奔到客厅，双手掩住她突然泪汪汪的眼睛，说我母亲已经死了。

　　警察随即赶到，然后是急救医生。我看着他们把她的尸体移走，橘黄色的空药瓶从她的口袋里滑落，一个警察把它捡了起来，然后同情地看了我一眼。

　　“我们要打电话通知什么人吗？”

　　“我父亲很快就回来了。”

　　他走了，剩下我和托雷斯太太。我们坐在她的公寓里，屋子里弥漫着浓浓的墨西哥胡椒和玉米粉蒸肉的味道。我喜欢她挂在窗前的艳丽的条纹窗帘和破旧的棕色沙发上醒目的花坐垫，我在想再次拥有一个真正的家将会是什么感觉。

　　父亲来了，跟托雷斯太太说了无数感谢的话，然后把我领走了。

　　“你明白我们什么也不能跟他们说吗？”一等我们安全地缩回自己的公寓，他就一遍又一遍地说个不停，“你明白我们必须非常小心吗？我要你一个字都不要说，辛迪，一个字都不要说。这是非常、非常棘手的。”

　　警察再次回来的时候，他负责说话。我在那间极小的厨房里热着鸡汤面。我其实并不饿，我只是想让我们的公寓闻起来也像托雷斯太太家一样，我想我的妈妈回家。

　　我后来发现父亲在哭。他蜷在沙发上，手里拿着母亲破烂的红睡衣，止不住地呜咽着、呜咽着、呜咽着……

　　那天晚上父亲第一次睡在我的床上，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事情不是那样的。

　　家庭是一个系统。

　　我们等了三个月才领回母亲的尸体。政府要解剖检验，我一点都不明白，但有一天妈妈回来了。我们陪着她从停尸间到殡仪馆，她被放在一个贴着别人名字的棺材里，然后被投进焚化炉。

　　父亲买了两个小玻璃瓶，挂在链子上，一个给他，一个给我。

　　“这样，”他说，“她就能一直贴近我们的心。”

　　莱斯利安格兰杰，这是母亲真正的名字，莱斯利安格兰杰。父亲将小瓶装满母亲的骨灰，然后我们把它们挂到脖子上。剩下的骨灰，我们撒到了风里。

　　为什么还要买墓碑呢？它封住的不过是一个谎言而已。

　　我们回到公寓，这次，不消父亲说，我已经在三个月前就将我们的箱子打包好了。这次没有布玛，没有毯子，我把它们放进了母亲的棺材，同她一起化成了灰烬。

　　一旦你的母亲不在了，结束幼稚的时间也就到了。

　　我选择了西耶娜这个名字，父亲将会成为比利鲍勃，但我同意他使用B.B.的缩写。他翻了翻白眼，但是接受了。既然我荣幸地选了名字，那么就应由他来选择城市。我们去了西雅图，父亲一直想去西海岸看看。

　　我们在西雅图过得不错，两人都是。父亲又回到西尔斯，没有透露他曾经在一家分公司工作过，因而被大家认为是一路平步青云的天才。我进了另一所拥挤、资金不足的公共学校，湮没在众多名字平平、相貌平平的二等生中。

　　我也经历了生平第一次的叛逆：我加入了一个教会。

　　这个小小的公理会教堂离我们家只有一个街区之遥，每天上下学我都打那儿经过。一天，我探头看了看。第二天，我找了个座位。第三天，我就和教士交谈了起来。

　　我想知道，如果你被埋在错误的名字下面，上帝还会让你进天堂吗？

　　那天下午我和那位教士谈了很长时间，他戴着瓶底厚的眼镜，稀疏的白发，带着善意的微笑。回到家时已经过了六点，父亲在等我，桌上没有饭菜。

　　“你去哪儿了？”他问道。

　　“我有事耽搁了——”

　　“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

　　“我没赶上车。我和一个老师讨论家庭作业。我一路走回来的，我不想打扰你工作。”我含糊不清地说，双颊通红，声音听起来一点都不像我的。

　　父亲朝我皱了好长时间的眉。“你随时都可以给我打电话，”他突然说，“我们要一起面对这一切，孩子。”

　　他弄乱了我的头发。

　　我想念我的母亲。

　　然后我走进厨房，开始做砂锅吞拿鱼。

　　说谎，我发现，就像毒品一样会让人上瘾。之后，我告诉父亲我加入了辩论队。这样我就可以在教堂待上无数的下午，听唱诗班练歌，和教士交谈，静静沉浸在这个地方。

　　我一直留着乌黑的长发。小时候，母亲常给我编上麻花辫；到了青春期，我把头发放了下来，浓密的头发遮住了我的脸。一天，我觉得我的头发妨碍了我欣赏教堂里美不胜收的彩色玻璃，于是就走进街角的理发店把它剪掉了。

　　父亲一个星期没有和我说话。

　　坐在教堂里，看着邻居们来来去去，我突然觉得自己超大码的T恤十分土气，宽大的牛仔裤也不合身。我喜欢看人们穿着鲜艳的衣服，鲜艳的亮色会吸引你的注意力，让你注意到他们脸上盈盈的笑意。这些人看起来很快乐，平凡却充满爱意。我相信如果有人问起他们的名字，他们会毫不迟疑地脱口而出的。

　　我买了新衣服——为了辩论队；我开始在每个周一的晚上参加施舍所——学校的要求，我告诉我的父亲。每个人都要做满自己的社区服务。那里还有一个做义工的英俊的年轻人，棕色的头发、棕色的眼睛，马特费舍尔。

　　马特带我去看电影。我不记得看的是什么了，我只记得他的手搭在我的肩上，我手心里汗津津不敢大声喘气的感觉。看完电影后，我们吃了冰激凌。天下着雨，他把外套举在我的头上。

　　然后，挤在他那件有古龙水香味的夹克下面，他吻了我，我的初吻。

　　我飘飘然回到了家，双臂环抱在腰前，脸上带着梦幻般的笑容。

　　父亲在大门口迎接我，身后是五个手提箱。

　　“我知道你一直在干什么！”他宣称。

　　“嘘——”我说，一根手指放到他的唇边，“嘘——”

　　我跳着舞经过目瞪口呆的父亲，飘进我没有窗户的小房间，在床上躺了八个小时，让那幸福肆无忌惮地漫延……

　　我有时还会想起马特费舍尔。他结婚了吗？是不是还有了两个孩子？他有没有跟别人说过那个他遇到过的最疯狂的姑娘？吻过一次，然后消失无踪。

　　早上醒来时父亲已经走了，十二点左右他回来了，将一张假身份证啪的一声放到我手里。

　　“我不想听任何有关这些名字的争论。”他说。我扬了扬眉，看到我的新身份：塔尼娅尼尔森，迈克尔的女儿。“光是加急办理这些证件就花了我两千美元。”

　　“但你选了名字。”

　　“这就是那家伙能给我的。”

　　“那你把这些名字带回家了。”我坚持说。

　　“好吧，好吧，随便。”

　　他已经一手提了一个箱子。我一动不动地站着，双臂交叉放在胸前，绝不妥协的表情。“你选择了名字，那么我要选择地方。”

　　“先上车。”

　　“波士顿。”我说。

　　他睁大了双眼。我看得出他想争辩，但规则就是规则。

　　家庭是一个系统。

　　如果你一生都在逃避某件坏事，那么你应该想一想有一天它终于降临会是什么感觉。我想我的父亲永远不会知道了。

　　警察说他跌下了马路，被超速行驶的出租车当场撞死，身体在空中飞了二十英尺，直到前额撞到了一根金属路灯杆上，撞出了一个坑。

　　那时我二十二岁，终于结束了漫长的学校生涯。我在星巴克找了份工作，经常步行，存够钱买了台缝纫机，然后我就开始了自己的小生意，制作定制的窗帘和各种靠垫。

　　我喜欢波士顿。回到这个我童年时期的城市没有让我因为恐惧而不知所措，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我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倍感安全。我喜欢在公共花园 里徜徉，在纽伯里大街逛逛橱窗，我甚至喜欢这里的秋天——空气里弥漫着橡树的味道，夜晚会变得很凉爽。我在北部找了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公寓，可以随时步行到麦克餐厅吃点刚出炉的奶油酥卷。我挂上窗帘，养了只狗，甚至学着做玉米粉蒸肉。晚上，我会站在装了铁栅栏的五楼窗户边，手里握着母亲的骨灰，看着不知姓名的陌生人打下面经过。

　　我告诉自己我已经是个成年人了，我告诉自己没有什么可害怕的。父亲决定了我的过去，但我还有自己的未来，我再也不会四处奔走了。我当初选择波士顿是有原因的，现在我要在这里一直待下去。

　　然后有一天所有的事情都发生了。我拿起《波士顿先驱报》，看着头版头条：二十五年后，我被发现已经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