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重案组的办公室看起来就像某个保险公司。明亮的光线、巨大的窗户、十二英尺高的吊顶以及漂亮的蓝灰色地毯。淡棕色的小隔间时髦又雅致，将这个沐浴在阳光之中的空间分割成了更小的一块块办公区域。黑色的文件柜和灰色的吊柜上装饰着各种植物、家庭照片和上小学的孩子最新的美术作品。

　　我发现整个布置让人失望，亏得我还做了这么多年《纽约重案组》 的忠实观众。

　　我们走进去时，接待员给了蒂蒂警长一个友善的微笑，她的目光又从我身上闪过，坦率而谦逊。我移开目光，手指不停摆弄着我的包。我看起来像名罪犯吗？一名重要的线人又或者是受害者的家属？我试图从这位接待员的眼里看看自己，但什么也没有。

　　华伦警长将我领到了一个没有窗户的小房间，一张长方形的桌子占据了绝大部分的空间，剩下的地方就只够放几张椅子了。我打量着四面的墙，看看有没有我在电视里常看到的那种单向透明玻璃镜。墙上什么都没有，刷得雪白雪白的。但我仍然不能放松。

　　“咖啡？”她轻快地问道。

　　“不用，谢谢。”

　　“水？汽水？茶？”

　　“不用，谢谢。”

　　“你自便，我很快就回来。”

　　她把我丢在房间里。我想这可能意味着我看起来不像是犯了罪。我放下包，环视着这个地方。没什么可看的，只是没事可做而已。

　　房间太小，家具太大。老实说，我讨厌这里。

　　门再次打开，华伦回来了，这次还带了个录音机。我立即摇了摇头。

　　“不。”

　　她冷静地看着我：“我想你是来这儿录口供的。”

　　“不要录音。”

　　“为什么？”

　　“因为你们刚刚宣布了我的死亡，我想保持这样。”

　　她把录音机放下但没有打开。很长很长时间里，她一直盯着我；很长很长时间里，我也回盯着她。

　　我们一样的身高，五英尺四英寸；体重也差不多。从她宽宽的肩膀、交叉的手臂上轻微的突起，我可以看出她也练习举重。她身体一边挂着枪，但是枪要拔出、瞄准、射击，而我没有这些限制。

　　想到这里，我稍稍松了口气。我放下交叉的胳膊，坐下了。过了一会，她也坐下了。

　　门又开了。一个男人走了进来，穿着褐色的裤子和深蓝色长袖衬衣，腰上夹着警官证。又一个重案组的探员，我揣测着。他并不高大，五英尺十英寸或十一英寸，但是他有和他瘦削、棱角分明的脸庞十分搭配的瘦削、强健有力的体格。他一看到我，也是有点吃惊，随后马上控制住了，变得没有表情。

　　他伸出手。“罗伯特道奇警探，马萨诸塞州警察厅。”

　　我迟疑地和他握了握手。手指上有茧，抓握很有力，握手的时间持续得稍长。我知道他是在揣摩，试图看穿我。灰色的眼睛很冷静，用来打量猎物的那种。

　　“要喝点水吗？喝点什么？”

　　“她刚刚已经当了回玛莎斯图尔特 ，”我用头示意华伦警长，“不好意思，我只想快点结束这事。”

　　两名警探交换了下眼神。道奇拉了张椅子坐下，最靠近门的那张。这里显得过于拥挤，我感到一股压迫人的气氛。我把双手放到膝上，试图让自己不要慌张。

　　“我叫安娜贝拉玛丽格兰杰。”我开始说。道奇伸手去开录音机，华伦轻轻碰了下他，制止了他。

　　“这是非正式的，”她告诉他，“至少现在是这样。”

　　道奇点点头，我又深吸了一口气，试图理清我凌乱的思绪。过去四十八小时里我一直在脑子里演练这个故事，强迫性地看遍了有关在麦特攀发现的“坟墓”和从中找到的六具遗体的所有头版报道，详细情况还不清楚——法医只能确认所有的遗体均为女性，警方发言人补充说这个坟墓可能有几十年之久了，他们公布了一个名字：我的；其他人的身份还是个谜。

　　真实信息的缺乏和二十四小时要跟进的报道使得电视名人开始了疯狂的猜测。这是以前黑手党的垃圾场，可能是“白佬”巴尔杰 留下的，马萨诸塞州还在调查他的杀人情况。或许是这家精神病院曾经的墓地，或许是里面某个杀人成性的精神病人的可怕嗜好。是麦特攀的某个邪教组织，那些白骨都是塞勒姆女巫审判案 的受害者。

　　人人都有自己的说法。除了我，我想。我真的不知道在麦特攀发生过什么。我现在在这里不是因为我能给警方什么帮助，而是因为我希望能从他们那里获得一些帮助。

　　“我七岁的时候，一家人第一次逃亡。”我告诉这两位警探，然后便以加速度迅速地将我的故事说了一遍。不停的逃亡，不断的假身份，母亲的死，然后是我父亲的，素描的事我没有说。

　　道奇警探记了一些笔记，蒂蒂华伦大多数时间都盯着我。

　　我用比我想象的要快得多的速度讲完了我的故事，没有华丽的收尾，只是说完了而已。我的喉咙现在觉得很干，要是刚才喝了那杯水就好了。我很尴尬地陷入沉默，很清楚两名警探都在盯着我。

　　“你们哪一年离开的？”道奇警探问，手里拿了支铅笔。

　　“八二年十月。”

　　“你们在佛罗里达待了多长时间？”

　　我又尽力将清单从头到尾罗列了一遍，城市、日期、化名。时间让我对这些细节的记忆已经有些模糊，我们是哪个月搬到圣路易斯的？我是在十岁还是十一岁的时候到了凤凰城？还有那些名字……在堪萨斯，我们是姓琼斯、詹金斯还是约翰逊？诸如此类。

　　我的语调越来越不确定，越来越有自卫性，而他们还没有问到关键问题呢。

　　“为什么？”我的地理课刚完结，华伦警长就很直白地问。她摊开手，说：“故事很有趣，只是你从没说过你家人为什么一直逃跑。”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父亲从没透露过任何细节，他觉得担心应该是他的事，而我的事就是做个小孩。”

　　她扬起了眉。我不能责怪她。十六岁的时候，连我自己也开始怀疑这套陈词滥调了。

　　“有出生证明吗？”她清楚地问道。

　　“用我真名的吗？没有。”

　　“驾照，社保卡？你父母的结婚证？全家福照片？你肯定有些什么。”

　　“没有。”

　　“没有？”

　　“原始文件会被人发现，然后对你不利。”我听起来像只学舌的鹦鹉。很长时间以来我都希望自己能是只鹦鹉。

　　华伦警长向前倾了倾身子，近得我都能看见她眼睛下面的黑眼圈、由于睡眠不足或许还有没有耐心而导致的细纹和苍白的面颊。“你到底为什么来这儿，安娜贝拉？你什么也没告诉我们，什么也没提供给我们。你是想上新闻吗？这就是你的目的吗？你承认了某个可怜的死去女孩的身份就是为了十五分钟的名声吗？”

　　“不是这样——”

　　“胡扯。”

　　“我已经说过了，我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打点行李，我没想到拿上我的剪贴本。”

　　“这么巧。”

　　“嗨！”我开始火了，“你想要证据？那就自己去找。你们才是该死的警察。我父亲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拉塞尔沃特格兰杰，去查吧，他们肯定有记录。我家住在阿灵顿橡树街二八二号，去查吧，肯定也有记录。去你们该死的档案里去查吧。我们全家在午夜消失，我他妈肯定你们也有记录。”

　　“既然你知道这么多，”她针锋相对，“为什么你自己不跟进调查？”

　　“因为我不能问任何问题，”我发火了，“我不知道我在害怕谁！”

　　我突然从桌子边退回来，对自己的失去控制感到很厌恶。华伦警长缓慢地直起身，和另一位警探交换了一下眼色，也许只是要让我恼火。

　　华伦站起来，离开了房间。我毅然盯着对面的墙，不想为取悦道奇警探而先打破沉默。

　　“喝水吗？”他问。

　　我摇了摇头。

　　“这样失去了双亲肯定让你很难过。”他小声嘟囔着。

　　“哦，闭嘴。红脸、黑脸，你以为我没看过电影吗？”

　　我们在沉默中坐着，直到门又一次开了。华伦带着一个大纸袋回来。

　　她戴上一双橡胶手套。她把纸袋放下，揭开袋口，从里面拿出一样东西。它并不大，是根精致的银链子，下面挂着一个椭圆形的盒式吊坠。孩子戴的。

　　她把它放在戴着手套的手掌上，让我看它的正面，有回旋的金丝镶嵌。然后她打开它，里面是空空的椭圆形的两半。最后她又把它反过来，背面刻着一个名字：安娜贝拉M. 格兰杰。

　　“你能跟我说说这个项链吗？”

　　我盯着项链很久，云里雾里一般，我认真地在脑海中搜索着。

　　“这是个礼物。”最后，我小声地说。我的手指无意识地拨弄着我的喉咙，好像项链仍然挂在那里，我的皮肤仍能感到那银质的冰凉似的。“他跟我说不能留着它。”

　　“谁跟你说的？”

　　“我父亲。他很生气。”我眨了眨眼，想要回忆起更多的细节，“我不知道……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生气，我确定我不知道。我喜欢这个项链，我记得它很漂亮。但我父亲看到它时，却让我把它摘下来，告诉我必须扔掉它。”

　　“你扔了吗？”

　　我慢慢地摇了摇头，我抬起头看着他们，突然一阵害怕。“我走到垃圾桶旁边，”我低声说着，“但我没法让自己就这样把它丢进去。它这么漂亮……我想或许我应该等等，他也许会改变心意的，让我再戴一下。我最好的朋友出来看我在干什么。”

　　两个警探都把身子往前倾了倾；我能感觉出他们突然而来的紧张，我知道他们现在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多丽彼得拉切利。我把项链给了多丽，告诉她可以借用，我想着自己以后还能拿回来的，可以在父亲不在身边的时候戴一戴。只是，再没有以后了。几个星期后我们收拾了行李，我从此再也没见过多丽。”

　　“安娜贝拉，”道奇警探静静地问，“谁给你的这个项链？”

　　“我不知道。”我的手指揉着我的太阳穴，“一个礼物，放在门廊上，包在《花生》漫画包装纸里，给我的，但是没有留言。我喜欢它，但是我的父亲……他很生气。我不知道……我不记得了。当时还有其他东西，一些小的无关紧要的东西，但是都没有像这个链子那样让父亲那么生气。”

　　又是一阵沉默，然后道奇警探又问：“理查德翁布里欧这个名字对你有任何意义吗？”

　　“没有。”

　　“博苏先生呢？”

　　“没有。”

　　“凯瑟琳加农呢？”

　　华伦对他投以一记突然的、敌意的一瞟。但是我不记得有任何意义，我也不知道这个名字。

　　“你们是在某具尸体上找到这个项链的吗？所以你们才会认为那是我？”

　　“我们不能对任何没有结案的调查给予任何评论。”华伦警长飞快地说。

　　我没有理她，我的目光仍然盯着道奇警探。“是多丽吗？你们找到的是她吗？她怎么了？请……”

　　“我们不知道。”他温柔地说。华伦皱了皱眉，然后又耸了耸肩。

　　“确认尸体身份要几个星期，”她突然插嘴进来，“现在我们还不能确认任何事。”

　　“所以这是有可能的。”

　　“有可能。”

　　我努力让自己镇静下来，这个消息让我觉得心里发凉，身体也颤抖起来。我把左手握成拳头，抵着我的胃。“你们能查查她吗？”我说，“输入她的名字，看看她有没有地址，驾照。新闻上说尸体都是孩子，是的。所以如果她有驾照的话……”

　　“我们肯定会查的。”华伦警长说。

　　我不喜欢这个回答，我的视线又转向了道奇警探，我知道我是在乞求，但我就是忍不住。

　　“不如把你的电话留下，”他说，“我们保持联系。”

　　“不要打电话给我，我给你们打。”我嘟囔着。

　　“没关系。欢迎随时联系我们。”

　　“还有，如果你想起了有关这个项链的更多的事……”华伦警长提醒道。

　　“我就把故事卖给有线新闻台。”

　　她看了我一眼，但我没有理会。“他们不会比你更不相信我的，我可不会死而复生。”

　　我站起来，抓上我的包，留下了住宅电话，因为一些沟通渠道很明显还是必需的。

　　最后站在门口时，我又犹豫地问道：“能告诉我她们发生什么事了吗？那些女孩们？”

　　“我们还在等检验报告。”华伦警长，一如既往的官腔。

　　“但这是谋杀，对吧？六具尸体，全在一个坟墓里……”

　　“你去过波士顿州立精神病院吗？”道奇警探平静地插问到，“你父亲去过吗？”

　　我摇了摇头。关于这个地方，我只从地方新闻上听到过有关的房产开发大战，即使我小时候知道这个疯人院，现在对我也没有任何意义了。

　　华伦警长陪我下了楼，我们一路沉默，只有鞋跟响亮而有节奏的声音在楼道回响。

　　到了楼下，她推开通向大厅的沉重的金属门，另一只手递给我一张名片。

　　“保持联系。”

　　“当然。”我说，一点也不相信。

　　她直直地看着我。“安娜贝拉——”

　　我立刻摇起头。“塔尼娅，叫我塔尼娅尼尔森，这样比较安全。”

　　她又是扬眉。“塔尼娅，如果你想起更多有关那条项链的事，或者在你离开这里之前……”

　　我不得不又笑了一笑。“别担心，”我告诉她，“我知道如何尽可能避而远之的。”

　　我出了玻璃大门，走进这秋天的明朗，踏上了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