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你问我，既然前面的“长老们”，譬如Patrick Manson，譬如孙逸仙，已经完成这么多重大的贡献，还有什么是你们这一代人，是你，可以做梦，可以挑战，可以全身投入，可以奉献和追求的呢？今天的世界，还有什么未完成、待完成的使命吗？

　　我相信有。

　　43岁的Patrick Manson在创建西医学堂之前，研究过他所处的时与地。地，是香港，那时香港华人的医疗照顾与洋人相比是一个悲剧的状态。时，是晚清，传统的价值体系正分崩离析，而新的秩序和结构还未成形。孙逸仙毕业时26岁，每天从上环爬上陡峭的石阶上学，无时无刻不在“诊断”这个社会的存在状态，思索如何为人创造更大的幸福。

　　那么你们所处的时和地又是什么呢？让我们先看看你们是谁。香港大学医学院的学生，20%来自医学专业家庭，也就是说，这20%的学生有双亲或者双亲之一已经是医生或护士。你们之中60%的人，父母那一代已经具有高等学历。 很明确地说，你们是社会的精英层。即便现在还不是，将来也会是。

　　而你们所身处的社会，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

　　香港这个“村子”，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享有近三万美金的每年人均所得，700万居民中却有123万人生存在贫穷线下。所谓“贫穷线”，指的是收入低于市民平均所得的一半以下。如果这听起来太抽象，没感觉，你试试看走到大学前面般含道的某一个街口站一会儿，数一数放学回家走在马路上的学童：一、 二、三、四，在香港，每四个孩子之中，就有一个生活在贫穷线下。

　　我不知道你是否注意过，在最繁华、最气派的中环，那些推着重物上坡的白发老婆婆是如何佝偻着背，与她的负荷挣扎的，在你们所属的这个社会里，40%的长辈属于贫穷线下的低收入户。来到香港机场的访客，马上会被一个漂亮的招牌吸引，广告词很简单：“香港是亚洲的世界大都会。”这个广告没说出来的是，香港是亚洲贫富不均第一名的大都会。在全世界的已开发地区里，香港的分配不均，也名列首位。

　　你和我所生活的这个社会，最特殊的地方就是，一个摄影师不必守候太久就可以在街头捕捉到这样的画面：刚好一辆Rolls　Royce缓缓驶过一个老人的身影，他正低着头在路边的垃圾桶里翻找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