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四处征战，罗马的领土不断扩大，但公民数量却在战争中不断减少，而非公民的平民越来越多，他们既不受罗马法的限制可以自由分享公有土地，还不用服兵役，这导致了公民希望服兵役的义务能够由全体有土地的居民共同分摊。随着这一改革，罗马重新清查土地，地籍册即为征兵册，不同田产数量的农民，携带不同装备参加征作战。公民对非公民并不友好，但公民之间的权利却完全平等，这两项基本原则罗马人严格执行，自己人与外人分得极为清楚。

　　经济稳步发展，罗马财富日增，人性的贪婪开始萌生。首先开始破坏规矩的就是已经成为终身制的国王和世袭的贵族，他们不仅公田私用，还迫使公民无偿劳动以获取更多收益，社会财富分配开始出现不公。公田扩大赶不上人口增长，可分之地出现短缺，罗马开始将公田分给私人，而贵族们获益甚丰。贵族集团羽翼丰满之后，利用公民对土地分配不公的愤怒情绪，于公元前509年废除了王政，改行共和。

　　共和体制最大的亮点，就是每年经选举产生的两位执政官，同时，元老院能够扩招平民，其他国家体制方面的变动不大。在评价一个政治体制时，不是看它贴着怎样的标签，而是看它如何运转，以及这种运转的最终结果对谁更有利。政治制度的本质，就是保证国家财富怎样分配。废除王权的原因在于财富分配严重不公，如果从这一标准看，共和制并没有丝毫改变社会现状。

　　执政官代表了贵族集团的利益，共和制确立的是一个典型的贵族政治，国家权力不再寄托于国王个人，而是由整个贵族集团负责管理。这比王权更加稳固，但是，如果贵族集团整体的贪婪程度甚至超过了王权，那么国家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将会变得更加严重。

　　政治体制的改革，导致了罗马财政和经济的巨变，资本的力量逐渐凌驾于国家之上。过去，罗马的国王并不愿意资本势力过于膨胀，甚至尽量增加农庄的数量以平衡资本利益集团的实力，但共和制的新贵族们却更加贪婪，其政策自始至终地贯彻了破坏农民中产阶级的目的，以大地主和豪商集团为核心的贵族统治，极力压榨濒临破产的农民阶层。

　　政府开始买卖谷物，食盐进行专营，国家将一切间接税的收付款以及交易活动，全部转让给了“承包商”，同时要求承包商必须具有实物担保的财力，这无疑有利于豪商贵族。于是，一大批包税商和承办人阶层迅速崛起。

　　包税法，即国家将财政税收以某一指定数额承包给豪商，在豪商缴纳此数之后，剩余税收全归豪商所有。至于这个指定数额则是豪商与贵族自家“勾兑”的事情，这里面的水可就深了。包税商阶层在短短几年之内就成为罗马的巨富，包税业务利润之丰厚，以至于“罗马的富人无一不以署名或匿名的股东资格，参与承租国税的事”。［5］很显然，他们的巨额利润正是源于盘剥全民税收，包税制对国家财政的破坏极为深远，为害极烈。

　　罗马的包税商阶层，堪称是罗马共和国的第一代金融大鳄，在大肆侵蚀国家税收的过程中，他们与贵族集团实现了利益捆绑，政治影响急剧膨胀，迅速崛起为可以左右国家政策的势力集团。他们在巧取了“第一桶金”之后，开始准备豪夺公有土地了。

　　在王政时代，公有土地开始实行有害的“占田制”，即将土地让给最先占田的豪强大户，并可世代继承，虽无正式产权，却享有特种使用权，占田者需交谷物收成的10%，或橄榄油、葡萄酒产出的5%，但实际上税收根本无法征集，等于豪强大户白占公有土地。

　　自共和以来，土地私有化政策将这些田地的“占田权”变成了“永久产权”，除了贵族和豪强大户，普通罗马公民根本无法分享这一巨大的利益，而这些永久“田赋”同样征收不到。由于公有土地大量减少，税收来源严重不足，而豪强大户霸占的公有田产却征不到税，那么国家税负就只能压在小农户的身上。越来越多的农户不堪税赋压力而被迫负债，而放高利贷的人，正是从小农户身上盘剥税金的包税商阶层。

　　罗马法素以冷酷无情的执行力著称，尽管法律禁止土地抵押贷款，但却允许私人借债。私人借债实际上是以人身为抵押，一旦无法偿还，债权人甚至有权将债务人处死分尸，或将债务人及其子女一起卖到国外做奴隶，政府概不过问［6］。后来，由包税商演变出来的高利贷阶层，干脆动用军队，直接抓捕违约的债务人。

　　高利贷阶层作为债权人，对欠债农户拥有着巨大的威慑力，迫于绝望和恐惧，小农户们只有将土地转让给债主，忧愁和绝望蔓延在整个罗马农民阶层之中。中国有句古话，杀人偿命，借债还钱。还债的重要性，竟然和偿命相当。

　　共和制推行仅十余年，罗马社会的财富分裂就已经严重到激起民变的程度。公元前495年，战争逼近罗马，政府却严厉执行债务法，激起广大农民的公愤，罗马公民们拒绝应征打仗，这是罗马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公民公然拒绝履行义务的情况。

　　执政官被逼无奈，暂停债务法的实行，释放因债务入狱的农民，并禁止再度逮捕。罗马公民这才参加战斗，打败了强敌。可等战争结束，债务法又开始严厉执行，大批农民再次陷入牢狱之灾。政府失信于民，罗马农民愤怒到了极点。次年，战争再度爆发，执政官的谎言已经被揭穿，没有人愿意再为这样的政府卖命。

　　最后是民众信赖的老氏族领袖担任了独裁官，并信誓旦旦地保证一定改革债务法，罗马公民才重上战场并再度获胜。结果，变法议案被元老院否决，怒不可遏的罗马公民在护民官的带领下，开进罗马并准备发动武装暴动，内战一触即发。

　　元老院的贵族们被逼到了战争的墙角，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果不作任何妥协，仅是内战的巨大消耗就将导致财政破产。再加上公民出现分裂，军队可能倒戈的严重局面，那么共和体制开张才十几年就会宣告破产，一切既得利益全部面临被清算的重大风险，元老院终于妥协了。

　　这一重大胜利振奋了罗马公民长达百年，平民护民官就是这场斗争的主要成果。

　　废除残酷的债务法只是缓解了农民最恐惧的结局，但并没有消除产生这一结局的原因。土地兼并和税负不公才是农民一切困境的根源。围绕财富分配的斗争仍在激烈地较量着。

　　斯普里乌斯·维希里纳斯（SpuriusVecellinus）是一位曾三度担任执政官、两次获得凯旋仪式的超重量级贵族，当朝的元老贵族中没有人比他资历更老，他还是罗马第一部《农业法》的起草者，对罗马共和国的贡献极为深远。他对财富分裂的根源洞若观火，包税商们对财政税收的垄断，才是国家困境的核心。

　　包税制导致国家税收严重流失，同时又将不公平的税负压给了农民，农民因此才会负债累累，丧失土地，而包税商阶层则既侵吞了税收，又兼并了土地，两头暴赚，岂能不富？！

　　斯普里乌斯·维希里纳斯被斩首

　　于是，他直击财政垄断的弊病根源，在公元前486年提出改革法案，清查全国公有土地，把一部分公有土地出租给农民，租金可以增加国库收入；另一部分公有土地则直接分给无地农民。这一改革的要害是，国家增收，百姓减税，从两头挤压包税商的利润。利国利民的好法，必然不利于祸国殃民的利益集团。结果，国家元勋级别的维希里纳斯，竟被罗织了觊觎王权和叛国罪罪名，公开斩首示众，府邸被夷为平地。

　　即便是国家的元勋显贵，只要触犯了利益集团的贪婪，同样死无葬身之地！罗马共和国的阶级斗争之残酷由此可见一斑。

　　财富让人疯狂，贪婪使人残暴！

　　共和制度推行了50余年，财富分裂已激化到了濒临内战的边缘，终于在公元前451年，达成了《十二铜表法》的妥协。土地兼并的问题没有根治，算是平民妥协；严酷的债务法变得缓和了一些，算是豪强让步。

　　在新法之下，在判定负债或承认负债之后，允许有30天的时间来偿还；如逾期未还债，债务人将被送交地方执政官。除非债务得以豁免，否则债权人可以拘押、囚禁债务人，但必须提供吃喝；几个债权人可以共同占有、瓜分一个债务人的财产。如果债权人索取的贷款利息超过了法律上限8.333%，将被处以4倍的罚金，对高利贷盘剥的惩罚重于盗窃罪［7］。

　　从《十二铜表法》实现的豪强大户与罗马公民的财富分配妥协，到布匿战争爆发，由贫富分化导致的土地兼并和债务沉重这两大痼疾，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缓解，使罗马共和制逐步稳定下来。罗马开始腾出手来巩固国本，并逐步实现了意大利的统一，罗马的稳定持续了近200年之久。

　　公元前264年，第一次布匿战争的爆发，再次打破了罗马财富分配的平衡，战争持续时间长达23年，随后的战争也同样旷日持久，罗马农民不得不长期在外作战，而无法照料家中的农田，只有依靠妇女和老人打理耕地。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高达1/5的男性公民伤亡，农业凋敝已成无法逆转的必然。到公元前146年，第三次布匿战争结束，罗马的农业已经濒临破产。

　　罗马农村的大规模破产和掠夺土地的激增，极大地刺激了罗马豪强大户压抑已久的贪婪欲望，土地兼并如火如荼，税负不公愈演愈烈，债务负担与日俱增。罗马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二次财富大分裂，远比第一次更为猛烈。

　　从布匿战争结束（公元前146年）到格拉格兄弟开始改革（公元前133年），不过短短的13年的时间，罗马共和国陷入了极度恶性的财富瓜分狂潮，豪强大户的贪婪已彻底放纵，农民的愤怒和仇恨已无法遏制，共和制正在加速滑向深渊。

　　到公元前121年，格拉古兄弟的土地改革彻底失败，罗马陷入了长达百年的起义、暴乱、流血、混乱与内战。前三巨头争权夺势，攻伐连年；后三巨头角逐霸业，血流漂杵。

　　罗马共和国在刀光剑影之中，于公元前27年寿终正寝了。

　　大转折：内向盘剥到外向扩张

　　罗马最终走出困境，不是源于内部实现了财富分配的均衡，而是来自于制度性贪婪转变了方向，由内向型盘剥演变为外向型扩张。

　　罗马在统一了意大利之后，历经百年的三场恶斗终于打败了劲敌迦太基，占领了阿非利加；兵锋东向，击灭马其顿，横扫希腊城邦诸国；进而征服小亚细亚，并吞叙利亚；最后剿灭了高卢，攻入了英国，征服了西班牙，夺取了埃及，建立起一个横跨欧、亚、非大陆的超级帝国。

　　在罗马大扩张的时代（公元前150—公元前50年），首先受益的就是罗马的贵族阶级，大量的战利品、钱币、朝贡、奴隶、牲畜、粮食、金银珠宝，从四面八方涌向罗马，大部分装进了贵族们的荷包里。征服还使罗马贵族阶级变成了国际大地主，大片被征服的土地并入了罗马的版图，数不尽的谷田、牧场、森林、湖泊、渔场、矿山和采石场任由他们主宰。

　　另一个获得巨大利益的就是豪商阶级，他们从经营、占用和侵吞罗马的国有资产中获取了巨额暴利。在战争中，他们以粮食、衣物、武器高价供应军队，再从政府、将军和士兵的手中廉价收购战利品，大发战争横财。扩张与征服，使罗马的豪商们第一次放眼世界，他们发现了新设行省这块超级肥美的大饼。元老院指派的行省总督们原本就是豪商们的老关系，而总督对行省的统治权力几乎毫无限制。

　　罗马著名政治家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曾对罗马的西西里总督进行控告：“通过新的、无原则的管理，从农民钱袋中榨取无数的金钱；对待我们最忠实的盟友，就像对待民族的死敌一样……著名的古代艺术品，其中有些还是富有的国王们的礼品，全遭这位总督的劫掠。他不仅如此对待城市的雕像和艺术品，而且还掠夺最神圣、最受崇拜的圣殿；如果一个神像的制作工艺超过古代一般水平，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那他就绝不会留给西西里的人民。”［8］

　　总督们的无法无天与豪商们的恶性贪婪交织在一起，就如干柴遇上烈火，一发不可收拾。豪商与总督们共享着利润超级丰厚的行省包税业务，为经营田地的农户提供土地抵押贷款，向滞纳税款的城邦和个人提供高息放贷。例如，布鲁特斯（Marcus Junius Brutus）给城邦的贷款利率高达48%，西塞罗闻讯惊愕不已。

　　豪商们还垄断了政府的一切外包业务，罗马和各行省的公共建筑、道路桥梁、下水管道、驿站驿道、花园苗圃、大型广场等巨型建设工程一律外包给豪商们。同包税制一样，只要关系到位，金额就好说，罗马政府不差钱。巨额的利润滚滚而来，让豪商们做梦都能笑醒过来。豪商们最终形成了罗马帝国的骑士阶级。

　　贵族和骑士阶级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财富之后，他们骨子里认定最安全的资产就是土地田产，更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如火如荼。随着公有土地的私有化，要求保护私有土地权的呼声越来越高，西塞罗就是保护私有产权的主要代表，他指出：“行政官员必须首先关注的问题是所有人应是其财产的主人，公民的私有财产权不致由于国家的行动而遭到侵犯。”“要知道，建立宪政国家和自治政府的主要目的，是使财产私有权获得保障。”“那些负责照顾国家利益的官员，应当制止掠夺一个人而使另一人致富的形式……他们应尽其所能使嫉妒不能阻挡富人的道路。”

　　与早期共和时代不同，现在罗马拥有着数量巨大的各国奴隶，他们成为罗马帝国土地上的主要劳动力。伴随着帝国扩张的步伐，国内数十万土地无产者被安置到罗马新征服的亚洲和非洲行省进行殖民，剩下的农户也纷纷沦为佃农。仅仅在公元前的最后30年中，罗马在海外的殖民地就高达100个，集体移民了25万成年男性，几乎占罗马成年男性的1/5。帝国时代的诗歌与文学中常有对罗马农民阶级绝迹的感慨，罗马共和的基础已经消亡了。

　　环顾整个意大利，城市里住着一些相当富有的豪强大户，他们很多是大地主，在意大利和罗马的行省中拥有良田千顷，牧场无边无际，成千上万的奴隶们为他们辛劳工作，奴隶出身而富有专业知识的管家们为他们监管着庞大的产业。另一些豪强大户则是城市的大地产主，他们靠出租房屋、店铺、仓库等享受着奢侈的生活。

　　包税阶层和承包商们已经发展成罗马的金融家，他们穿梭于罗马和帝国的各个行省之间，建立起一张从皇帝、元老院到行省总督们的庞大人脉网，经营着包税、高利贷、银行、投资等金融业务，帝国巨大的资金流在他们的金融网络中日夜不息，川流不止，即便是在睡梦中金钱也在为他们不停地工作。

　　在罗马城卡斯托尔神庙附近的公共广场中，每天都挤满了各色投机者，他们在这里买进和卖出包税公司的股票和债券，交易各种现金与信用的货物，竞购帝国的农庄、地产、店铺、船只和货栈，以及来自各国被拍卖的奴隶和牲畜。

　　在广场附近的街道里，各类店铺鳞次栉比，拥挤着成千上万的手工业者、店铺伙计、有钱人的奴隶、来自各地的代理商，他们竞相向客户们推销着各种手工业制品和农产品。

　　就在繁荣背后，也有阴暗的角落，罗马出现了少数超级富人构成的骑士阶层，也诞生了一个规模巨大的流民集团。

　　在罗马偏僻街道的大杂院里，住着大批失去地产的农民、失业的无产者、退伍没有着落的士兵，他们生活在不满、沮丧和怨恨之中，只要有人愿意出钱，他们随时愿意出卖自己的选票和拳头。用西塞罗的话说，他们“是可怜的，饥饿难耐的乌合之众，是国库的剥削者”。

　　正是这些乌合之众，后来大量参加了罗马军团并改变了军队的性质，从流民集团演变为暴民集团，成为罗马帝国最危险的颠覆性力量。

　　货币经济的帝国时代

　　罗马军事上的大扩张，同时也刺激了货币经济的大爆发。

　　公元前5世纪罗马官方发行

　　的青铜货币阿斯锭，重达

　　5阿斯（约1.6千克）

　　罗马共和时代以农业立国，传统上具有重农轻商的明显倾向，货币经济并不发达，罗马的货币演化正说明了这一点。

　　在罗马最早的300年中，除了希腊在意大利的殖民城市之外，罗马没有造币之事，商品交易的最早媒介是牛羊，10只羊的价值等于1头牛。随着金属的开采，铜取代了牛羊，成为罗马一切价值的基准，铜以罗马磅为计量单位，又叫阿斯（AS），1磅重约328.9克。比起高度重视商业文明的希腊，罗马早期货币显得十分粗糙，由各个地区自行铸造。既然贸易规模和市场交易远不如希腊，那么社会对货币的精确度和成色的要求就没有希腊那般迫切。

　　早期罗马最通行的货币是青铜铸造的阿斯锭，它们常常重达5阿斯（约1.6千克），货币的不便反映出罗马商业的繁荣程度远不及希腊时代。随着商业的逐渐发展，货币的使用越来越频繁，沉重的货币开始变得更小更轻更精确，以适应日常生活的小额交易，青铜的重阿斯币成为主流通货，每枚重约272克～341克之间。直到第一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64—公元前241年）之前，重阿斯币都是罗马共和国最流行的货币。

　　公元前4世纪—公元前3世纪青铜

　　铸造的重阿斯币，每枚重约1阿斯

　　布匿战争（公元前264—公元前146年）的爆发，彻底改变了罗马的经济面貌，长期和大规模的战争，迫使罗马农民必须长时间地脱离土地生产，这就迫使正式而开支浩大的军饷制度必须建立起来。军饷发放一方面加速了货币铸造，另一方面又促进了国内货币的统一。实际上，战争对货币经济的推动作用甚至超过了商业，战争同时还创造出一个巨大的国内统一市场，统一的货币流通于统一的市场，罗马开始从实物经济向货币经济嬗变。

　　在货币制度上，最为显著的变化就是银本位取代了铜本位，白银第纳尔（Denarius）渐渐淘汰了笨重的铜阿斯币。罗马从前也有银币，但主要是由希腊人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的殖民地铸造和流通的，这些地区虽然在地理上靠近罗马，但在心理上却更倾向于希腊，包括他们的铸币也是沿袭希腊精巧的银币德拉克马（Drachma），而完全不像罗马笨重的铜阿斯。

　　早期的罗马人不搞银币而铸铜阿斯，并非是他们不喜欢白银，而是由于意大利中北部缺乏银矿。但是，当罗马军团击败了迦太基，逐步控制了迦太基在西班牙的殖民地之后，西班牙的大银矿让罗马人发了横财。

　　由于发放军饷的迫切需求，罗马人于公元前211年整顿货币，开始在全国统一发行白银第纳尔。第纳尔含银4.5克（相当于1/72罗马磅），其价值被规定为1白银第纳尔相当于10罗马磅的青铜货币，从此第纳尔成为罗马最主要的流通货币。［9］

　　到了恺撒时代（公元前49—公元前44年），罗马开始发行金币奥里斯（Aureus），含金量为8克左右，其价值相当于25个银第纳尔，但黄金奥里斯的价值太大，较少作为流通货币，而更多地用于大额贸易和赏赐。

　　罗马共和国时代的白银第纳尔

　　恺撒时代的金币奥里斯

　　罗马的军团与罗马的白银第纳尔齐头并进，横扫地中海两岸。罗马军队每占领一个地区，第一件事就是关闭当地的造币厂，或仅仅允许铸造小额的辅币。罗马造币厂成为整个地中海地区最大的造币厂，其他造币厂由罗马授权才能生产银币，而且必须按照罗马的币制进行铸造。［10］

　　从公元前150年到公元前50年，在罗马大扩张的100年中，罗马的货币流通量猛增了10倍，其中大部分是银币第纳尔。在滚滚的货币洪流推动之下，罗马的商品流动和经济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来自埃及的小麦、亚麻、苇纸，迦太基和西西里的粮食，小亚细亚的羊毛、木材和地毯，高卢的谷物、肉类和羊毛，西班牙和不列颠的各种矿物，波罗的海地区的琥珀、毛皮和奴隶，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象牙、黄金和奴隶，以及亚洲的香料、宝石、调味品和中国的丝绸，从四面八方涌向罗马。在巨大的商品交换刺激下，罗马的经济模式发生了深刻的转型，它不再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生产型社会，而是越来越明显地转向工商业为主的消费型经济模式。

　　高效率和低成本的海外粮食供应，使罗马的物价低得惊人，罗马城市人口曾高达100万，另外还要供养几十万的常备军和庞大的官僚体系，刻意压低粮价成了罗马帝国维持稳定的必要条件。对于意大利的农业生产而言，这种极低的粮价无异于从根本上摧毁了本国的粮食生产。小土地农户已经全然丧失了市场竞争力，而谷田价格也空前低迷，农民的大规模破产为豪商们的土地兼并提供了天赐良机。大地主们采取了大规模的奴隶生产和耕种技术改良，降低了粮食的生产成本，即便如此，仍然无法同海外低价粮食进行竞争。

　　于是，在罗马的很多地方，种植谷物仅仅为了满足大庄园劳工所需的粮食，大地主们忽略了不赚钱的谷物，而转向高利润的经济作物和畜牧业。意大利的葡萄酒、橄榄油和羊毛生产，成了罗马帝国的畸形价格体系中最具竞争力的产品。普遍而言，罗马的农业经济中，畜牧业的利润高于种植业，而种植业中，葡萄园的利润高于菜园和橄榄园，谷田的收益最差。据估算，较大田庄每罗马亩的小麦产量价值仅为38个第纳尔［11］（亩产值约10个第纳尔）。

　　如果以银价每克4元人民币计算，帝国初期的1个第纳尔大约相当于今天的15元人民币，粮食亩产价值仅为150元。

　　农业既然被海外粮食的竞争挤垮，罗马用来平衡贸易的只能是葡萄酒、橄榄油和颇具竞争力的羊毛制品，以及逐步占据优势的手工业制品。

　　意大利的红釉陶器垄断了所有的市场；新兴的玻璃器皿制造，特别是上色和雕花的漂亮制品，几乎打垮了玻璃的原产地叙利亚；意大利的西北地区成为了冶金业的中心，青铜和银制品的竞争力卓尔不凡，农具生产和铁质兵器行销整个帝国。另外，意大利制造的五金用具、油灯、珠宝、香膏等也是市场的热门货。

　　尽管意大利的工业品占据了一定的优势，但仍远不足以抵偿行省和海外的商品流入。罗马越来越像一个超大型的消费都市，而意大利就是它的郊区。罗马的畸形消费不是源于自身强大的生产能力和合理的市场交易，而更多的是依赖对行省的压榨和盘剥。

　　罗马的消费繁荣还刺激出很多高利润的新兴行业。罗马的富人们对奇珍异兽的需求量颇大。据记载，一位庄园主饲养了一大群鸡、鸭、鹅、孔雀、野猪等，每年的盈利高达1250第纳尔，远超经营农庄的收入。瓦罗在《论农业》中提到，一个养鸟专业户饲养了5000只鸟，每只售价3第纳尔，仅养鸟年盈利就高达1500第纳尔，其利润相当于经营200罗马亩(约756亩)的较大农庄的两倍。饲养珍禽获利更厚，一只孔雀售价50第纳尔，用于孵化的孔雀蛋一颗售价高达5第纳尔，在100只孔雀中，仅小孔雀繁殖年进项就高达15000第纳尔。

　　通过包税、贡赋、高利贷、承建、贸易垄断所获取的巨额利润，从行省向罗马集中，再向土地进行转移，造就了罗马一大批超级富豪。如前三巨头的克拉苏，他所拥有的地产价值高达4亿第纳尔，堪称罗马的首富。他常说，一个无力用自己的财产维持一个军团的人，算不上是一个富人，而维持一个罗马军团一年的费用高达150万第纳尔。恺撒也是一位大地主，在出征阿非利加之前，他向士兵们许诺：“当所有战争结束的时候，我一定分配土地给全体士兵们，不是和苏拉一样，从现有土地占有者手中夺来土地分配给士兵们……而是把公有土地和我自己的土地分给士兵们，同时，我也一定给他们购买必需的工具。”

　　4亿第纳尔是个什么概念呢？大约相当于400万～500万吨小麦！英国17世纪的首富的身家大约为2.1万～4.2万吨小麦，罗马的首富是1000多年后英国首富的上百倍！

　　罗马的财富分裂之严重，已到令人震惊的程度！

　　在农业时代，粮食生产的重要性与工业时代的制造业地位相当，农业萎缩意味着国家的经济基础被瓦解。要维持帝国的生存，罗马就必须更加依赖亚洲和非洲的行省来供应粮食和其他生活物资，同时又无法提供等价的商品进行补偿，这只能造成行省的人民心怀不满。暴力和野蛮的征服，加剧了边境蛮族的激烈反抗，大规模军事冲突如家常便饭。极端的土地兼并，使大城市中充满了不满和愤怒的流民。残酷的奴隶制度，让整个帝国都充斥着压抑之中的暴动暗流。

　　畸形的经济和不稳定的政治，使表面繁荣的罗马就像坐在一个火山口上，不得不依靠一支超大规模的常备军才能带来些许安全感。但是，过分依赖军队势必导致财政的瘫痪和政权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