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世米芾伪帖有《捕蝗帖》、《离骚经》两种、《天马赋》、《鹤林甘露帖》、《评纸帖》等。其中《捕蝗帖》《平生壮观》、《石渠宝笈》、《校理中秘书画录》等书着录。《玉烟堂帖》、《天益山颠帖》、《懋勤殿帖》、《三希堂帖》、《谷园摹古帖》、《清芬阁帖》、《贯经堂帖》等帖摹刻。张伯英先生《诸帖刊误》亦未言其伪。盖因其为摹本，间架结构，笔画形态皆来自真本。考诸史实，亦确有来历。但通观其书，只得其形而失其神，点画已失其转侧生动活泼，细审更见僵死。转换牵带处尤其明显。书法的摹本与原迹，从点画位置看，尤其是摹出高手者，差别是不大的。区别唯在总体把握的灵动活气上。古人讲从墨色枯浓，从使转生动看字的血脉筋骨，就是这个意思。翁方纲长于考而疏于鉴。如其研究兰亭，为比较考证曾自摹数十种（容庚先生就见过其摹证兰亭三十四种一卷）其考《天际乌云帖》等亦用此法，但却并不能确知真伪。这是只求形似而遗神气的缘故。米芾书“三字三画异”“故作异”，何况时有早晚，书有乖和，书同一字都绝不可能相类。有时仅以字比，反而让人觉得不似多于相似。要真的认识米芾，其书形神当存于脑中。这有时是只能意会，不用言传的。当然，这也会让考据家认为是赏鉴家流的望气派。帖中言及的蝗事，《葛君德忱帖》（即《道味帖》）亦曾言及：“海蝗云自山东来，在弊邑境未过来尔。”《海岳志林》记元章逸事一则：“米元章令雍丘。蝗大起，邻县尉司焚廛后仍滋蔓，责保正并力扑除。或言，尽缘雍丘驱逐过此。尉移文载保正语牒行雍丘，请勿以邻为壑。时元章方与客饮，视牒大笑，题纸尾答云：‘蝗虫原是飞空物，天遣来为百姓灾。本县若还驱得去，贵司却请打回来！’传者莫不大噱。”关于米书真伪，这里也不作详论了。
以上是对本书所收部分墨迹的简单评述，而本书所收刻拓碑帖数量则远多于墨迹。元代赵孟頫在其着名的《兰亭十三跋》中讲过：“昔人得古刻数行，专心而学之，便可名世。”可见好的古刻之难得。本书所收米芾明以前着名刻帖，凡存世者尽在其中。明清重要之刻也基本收入，这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其中的《绍兴米帖》、《群玉堂帖》等宋刻宋拓之帖，选、摹、刻、拓俱精，如银粉书于乌金之上。不仅数量远在存世墨迹之上，书体之完备，亦非墨迹可比。如《群玉堂帖》，收有米氏自矜自珍的跋尾书及小楷多种，《绍兴米帖》还有篆隶书。世人论米芾，皆言其行书。而有宋一代书家兼善诸体者，恐怕也只有米芾一人而已。本书所收《绍兴米帖》唯上海图书馆藏其卷九米芾篆隶书为原刻宋拓。故宫原藏上下两册“米芾行书”同国家图书馆藏一册收帖大致相同，而细校并非同石之刻。其中有些帖冯铨也刻入了《快雪堂法书》帖中，三刻相较，各有优劣。前两种也是被称为《绍兴米帖》的，但专家如张彦生先生，已认为是宋刻明拓了，原因就是王澍《竹筠题跋》所云：原石明初曾入明内府的话。但原石流传到明代，并到了北京实在让人怀疑。而且从帖前后篆书题字及两刻书法所体现的生动灵活看，其与《群玉堂帖》《英光堂帖》所刻行书尚隔一层。因为翻本同原刻比，必增若干呆板之气，哪怕出于高手也是不能掩盖的。后两种当是翻刻，所以这两种绍兴米帖，其铁笔传神的程度并不比刘光旸奏刀的《快雪堂》高明多少。此言非云此二刻不好，而是说刘光旸刻得太好了！同时也说明它们不是绍兴原刻的原石拓本。但翻刻的时间是很早的，其艺术价值并不逊于宋刻的《宝晋斋帖》。非常可惜，冯铨所藏的绍兴米帖两卷行书至今不能看到。而宋拓《杭州龙井山方园庵记》，当是书碑即刻，不像后之刻帖要勾样过朱，所以传神似真的程度，确实可以称之为“下真迹一等”。专收米书的宋拓法帖，还有其曾孙米巨容刻的《松桂堂帖》、岳飞的孙子岳珂刻的《英光堂帖》。《松桂堂帖》虽刻拓于宋代，且为米芾后人之刻，但只至近世程文荣《南村帖考》始有记载，所收米书皆不见于闻名之宋拓之中。岳珂曾在润州为官，于米钟情最深，《英光堂帖》文字多见于其《宝晋斋法书赞》，私家收米书真迹之多无人可比。《宝晋斋帖》今传宋拓本是米芾无为军的继任者曹之格刻。曹氏为宋代治帖之世家。本帖除《宝晋》原刻外，还刻了不少米帖，所以历来为研究米帖者重视。但此帖虽用米芾原刻之名，所收之帖却有很多所谓晋帖，只是曹氏之“所宝”，而非米芾之“所宝”，很多帖都是翻刻。米帖中如以其卷九的《章吉老墓表》同亦收入本书的原碑之拓对看，即见其失真失灵之态之弊。其中卷十数帖狂躁怒张，后有米友仁跋，凡云先子礼部云云，而又自具职衔者，基本上是帖、跋俱伪。加之多为翻刻而又摹勒粗陋，遂有其为“宋刻之帖最下”之评。但此刻宝晋三帖，不仅有曹氏已刻，也保存了米芾原刻和葛佑之再刻。就此一点，也证明此帖还是值得珍视的。本书所收为上海图书馆藏宋拓十卷本真石原拓，明以后流传之三十、二十卷本皆为伪刻。
商务印书馆曾印《米襄阳行书》一册，郑孝胥题“宋拓米襄阳行书”，首页标“米芾行书”，尾页题“绍兴辛酉奉圣旨摹勒上石”，皆篆书，摹刻俱精，很容易让人感觉也是《绍兴米帖》的残本。但其中固有《绍兴米帖》之帖，还有其他帖中翻出者。有些顺序错乱，或可认为是装裱甚至印刷装订问题，但有些帖是后刻的墨迹上石者。如《非才当剧帖》《景文隰公帖》都是墨迹上石。只是被颠倒拆散了。在没有影印技术的时代，有如此好的刻本，而又难寻其来历，自然宝爱，认为是宋代名帖，也就不奇怪了。这类的帖，还有故宫藏的《米南宫法帖》上下两册。过去也曾被人目为宋拓。张伯英先生癸丑（1913年）得之于隆福寺带经堂，称之为“机神完足，不减绍兴刻，洵米帖最佳之本。”并说：“快雪堂米书有相同者，即系重摹此本，而神味远逊。”在鉴帖方面，我是十分钦服张伯英先生的。但此帖经仔细审视，则完全不能苟同其意。因为两帖有些相同者，快雪是摹自冯铨自藏的绍兴米帖，其二，两帖相同的有些帖，如《衰老帖》等，快雪是摹自冯铨所藏的墨迹，而此墨迹快雪是第一次上石，两帖凡石花残损处皆同，这只能证明张老先生所说正好是颠倒的。究其原因，盖因此帖卷尾有“徐州之印”，张先生定其为徐州米帖。张先生乃徐州人，即其所谓“复为徐人所有”者。偏颇乃因乡情，非关张先生目力也。《米襄阳行书》和《米南宫法帖》虽非宋刻宋拓，但刻拓俱精，依然是值得宝爱的法帖珍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