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最新影印版《论语正》封面

　　（中国网）中华书局今年5月影印出版《论语正》一书, 石永楙先生著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这一学术巨著得以重现于世。当代藏书家涂宗涛先生与文化学者高喜田先生联袂撰写前言。有学者称，《论语正》是一部研究《论语》及其文本的石破天惊之作，留世极少。此次得以影印出版，无疑是儒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它将颠覆2000年来人们对《论语》的惯有认知，恢复《论语》的本来面目。

　　《论语正》作者为石永楙（又名永懋、永茂），字松亭。生于1909年，卒于1975年，原籍山东茬平，久居天津。1946年，所作《论语正》问世，将通行本《论语》重新进行编缀纂合，形成上下两篇，共九章。上篇为“知道篇”，共五章，分别是“知道第一”，“四教第二”，“成章第三”，“雅言第四”，“仁方第五”；下篇为“问王篇”，共四章，分别是“正名第六”，“士耻第七”，“绝四第八”，“问王第九”。1946年《论语正》版本分上下两册，竖排32开，线装铅印，封面由金梁题签。正文中经文部分用大号宋体排印，撮要与疏解部分用小号宋体双排附于经文下，每一篇章前后均有作者简短说明。虽以文言行文，却也浅白易读。

　　众所周知，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通行本《论语》，有“学而”、“为政”、“八佾”、“里仁”等二十篇，共480余章，是在汉代产生并逐渐完成的。汉景帝末年（也有认为在汉武帝时代），从孔子旧宅的墙壁中发现了大量散乱的竹简（史称“孔壁中书”），据推测这是孔子的后人为躲避秦朝焚书坑儒政策而藏匿的宝贵文献。其中除了有《尚书》等典籍外，还有一部记载着孔子言行的著作。这些著作全部用秦统一以前的六国文字书写，被称为“古文”。因为竹简“朽折散乱”，一时无法辨认其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也找不到确切的书名。作为当时的著名学者，孔子十二世孙孔安国受命整理这批竹简，将其大致归拢成若干篇章加以隶写编缀成卷，起名叫做《论语》。这是“论语”一词出现的最早记载。其后安昌侯张禹将其改编为章句体以教授太子刘骜（汉成帝），史称“张侯论”。因张禹贵为帝师，位高权重，“张侯论”得以独传，其它版本逐渐湮没。以后经唐宋元明清，《论语》被列为“四书”和“十三经”，成为钦定的经典，再无人敢增损或颠倒一字。这就是流传2000多年的《论语》文本的简要历史。今天我们所见到的《论语》，其实是一个“乱本”，并非本来面目。儒学界人人皆知有鲁论（所谓“鲁论语”）、齐论（“齐论语”）、古论（“古论语”），又有所谓“河间本”，但谁也没见过它们什么模样，只是从古文献中多少能得到有关《论语》原始面貌的一些信息。如根据王充的记载，大致可以知道在西汉时代，《齐论语》和《鲁论语》都是分为上下两篇的，其中有“问王”和“知道”作为篇目；河间本分为九篇。这样的篇章结构，与我们今天所见的20篇版本，是完全不同的。石永楙的《论语正》给我们提供了重新解读和领会孔子思想的新鲜路径。例如“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从“与”之“偕同”、“相交”、“跟随”、“亲附”义引申训释为“事人”之“事”，把这一妇孺皆知的孔子名言解读为“惟女子事小人之夫亦难事也”。指出此处之“小人”，“正指其所事之人而言”（《论语正·知道篇之五》）。这就推翻了历来关于孔子歧视妇女的观点；此外还有“文质彬彬”、“子见南子”、“颜路请车”等等，均发前人所未发，自成一家之言。

　　石永楙先生《论语正》一问世，即以拨2000余年之乱，起正本清源之功，受到当时学界名流的肯定与赞赏。金梁（息侯）赞佩石永楙为匡正《论语》文本的贡献巨大，称其“独传绝学，足继圣功，二千年来，一人而已”。《三国志集解》作者卢弼，是著名的饱学之士，他甚至把石永楙在儒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与马丁路德在基督教的地位相提并论，称其为“二十世纪之马丁路德”。徐悲鸿在致毛泽东信中称石永楙“其所造就许多人惊服（悲鸿亦附和）”。这些公认的学者大家如此高调评价《论语正》，决非虚语。

　　60多年来，《论语正》也如荆山之玉，寂寞无闻。近年来国学渐热，在众多解读《论语》的着作中，鲜有提及《论语正》者。天津涂宗涛氏苹楼因藏有一部，今得中华书局的重视。中华书局影印本《论语正》将原来的两册合印为一册，正文前附有毛泽东1951年1月14日致徐悲鸿关于推介石永楙及其《论语正》的书信手迹。内容依次为“前言”，由涂宗涛、高喜田撰写“石破天惊《论语正》——影印本《论语正》前言；“论语正序”金梁；“论语正序”卢弼；“初刊论语正序”王彬；“论语正叙例”石永楙；“知道篇”；“问王篇”。《论语正》影印本出版，将会对完整准确理解孔子及其儒家思想、推进儒家文化研究、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提供重要的借鉴和建设作用。当然，我们在充分肯定《论语正》有筚路蓝缕之功时也应看到其研究成果并非定论，其中有些观点也不无可商榷之处。《论语正》的价值与贡献，亟待后学研究、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