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道德价值观向来视嫖妓、卖淫为诸恶之首：“嫖赌饮荡吹”中“嫖”居首位；“黄赌毒”中“黄”亦是榜首。性交易行为一直存在，用禁止、设罚的方法加以杜绝只是一种理想，而这种理想在现实中不易实现，务实的做法是面对问题。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卖淫活动确实屡禁不止，好比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不过，这是否就意味着应该让其合法化？相信不少人的答案会是否定。因为这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一个道德问题。此外，卖淫和买春毕竟不是值得炫耀的事，多数人总是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恐怕不会堂而皇之地进出性交易专区，而嫖客也会继续帮衬隐蔽在小巷小街里的性工作者。如此一来，人们还是要在非“红灯区”进行性交易，台湾民意部门当初修法让其合法化的目的也就泡汤了。其实，岛内各县市视“红灯区”为洪水猛兽，当局又何尝不是呢？只是，它不愿当“恶人”，于是大费周章地修法，把此棘手问题丢给地方，美其名曰“放权”，实际上是“卸责”。可以想象，今后设立“红灯区”一事就像一个皮球，在台当局和地方地方之间滚来滚去，而难有定论。【详细】

　　“社会秩序维护法”以“是否意图得利”来作为判案准则，其实并不合理。嫖客不是没有“得利”，只是他的“利”不能以物质的形式呈现出来，而性工作者的“利”则表现为钞票，成为“活生生”的罪证。若按此原则，在毒品交易中，应只有贩毒者有罪，因其赚取了大量钞票，而吸毒者是付钱的一方，没有“得利”，不应判罪。但事实上，吸毒者亦并非没有“得利”，只是其精神上的满足不能物化而作为呈堂证物。因此，现行法律规定，吸毒和贩毒均违法。但在性交易中，警方和法庭却以另一套相反的原则定罪，显然是自相矛盾。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在性交易中，有“卖”就必然有“买”，没有嫖客光顾，性工作者又如何完成“买卖”？既然卖淫的一方要受罚，买春的一方也应有“相同待遇”。再者，根据岛内法律规定的“平等原则”，法律须保障人民在法律地位上的实质平等，不能有差别待遇。而“罚娼不罚嫖”显然是违反了平等原则。这条不公平的法则也就走到了历史的尽头。【详细】

　　“新法令”的法律效果是：在性专区出现之前，社会的性道德管制已退回到“娼嫖皆罚”的反人性与反人权的时代。不禁令人好奇，21世纪台湾第一个“依法取缔”的嫖客将落在哪个县市、又会是何等背景与面貌？“性专区”的立法意旨，至少承认性交易是人性所不能禁、社会所不能免；因此，就法理言，地方政府若不能设“性专区”，其实可视为对人性及人权的维护不周。也就是说，有了“性专区”，容或可对区外行为处罚；若无“性专区”，那其实可说是当局的失职失能，则岂能处罚人民？不能将“性专区”作为锯箭法，毕竟留在肉里的那一段箭镞才是问题所在，而不能只是切去外头的箭羽了事。此法在法理上不通，在实务上难行，必须另谋良策。【详细】

　　台湾的性交易行业早在日据时期就已“制度化”，即所谓的“公娼制”，当时妓女须“持证上岗”。国民党接管台湾后，风月场所一度被取缔，后又死灰复燃，1997年，时任台北市长的陈水扁喊出“废娼”，但在性服务业者的抗争下，直到2003年才算正式废除了“公娼制”。

　　台湾的社会管理在很多方面颇为成功，比如街道整洁，市场有序，禁烟卓有成效，不过批评的声音永远都不缺。而性交易在岛内从合法到非法，现在又回到了合法的原点。这一做法好像很难实施下去，因为台湾社会仍以“嫖”为耻。这无一敢接的“烫手山芋”，台当局该如何处置？要真去设立“红灯区”，当地居民谁又愿意让“红灯区”设在自己家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