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当时正在广州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副部长索洛维耶夫对此也表示赞同。他事后向共产国际解释说：“当使团决定满足蒋介石的要求并召回季山嘉时，是想将此举措作为一个策略，以便赢得时间，做好准备除掉这位蒋将军。我之所以同意，是因为我们的军事干部太锋芒毕露，忘记了他们自己不过是顾问而非指挥官。我百分之百地坚信，迄今为止，我说的是近几个月来，或者确切地说是近一个月来，我们竭尽一切努力疏远蒋介石，并让他不要染指国民政府事务。现在我们自己要吃一点亏；做出一定的牺牲，以尽可能挽回失去的信任和恢复过去的形势。”
本文摘自《百年潮》1997年02期 李玉贞编译 原题为：从俄罗斯秘档看中山舰事件
1926年春，蒋介石与当时的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及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等的矛盾急剧尖锐化。在上海的国民党右派邹鲁和在广州的王柏龄、伍朝枢、欧阳格等，为拆散广州国民政府的内部团结，制造谣言，谎称汪精卫与苏联顾问合谋，将绑架蒋介石，送往海参崴，同时假传命令，诱使中山舰自广州开往黄埔。蒋介石怀疑中山舰的“异动”与绑架他的阴谋有关，于3月20日晨逮捕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等，包围苏联顾问团驻地，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中山舰事件。事后，正在广州的苏联访华使团团长、苏共中央书记布勃诺夫等人决定向蒋介石让步，撤回季山嘉及素为蒋所不喜的罗加乔夫等顾问。不久，汪精卫称病请假，秘密隐匿，转赴法国，蒋介石遂掌握了国民党的党、政、军等大权。
中山舰事件以其情节的诡异迷离，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大疑案。事件中，当时在广州的苏联顾问是重要的一方，但是，多年以来，苏方文件一直隐藏在深深的铁幕中，影响了人们对这一事件的全面认识。1996年，俄德学者合编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2卷的出版，首次公布了许多俄国当事人的档案。这些档案虽存在着某些讹误；但对于我们了解苏方情况，揭开有关谜团，无疑提供了一些新的资料。
苏联顾问向莫斯科报告中山舰事件经过
苏联顾问团南方团副团长拉兹贡4月25日向莫斯科报告说：“上午10点整，第5团的一个连包围了东山(苏联顾问驻地)，把我们的警卫缴了械，不许我们同志中的任何人进城。连长出示了营长授权他们此次行动的命令。问及营长时，得知他乃据蒋介石将军的指示行事，但他并没有蒋介石的手令。这个连在东山一直守到下午4点钟，后来撤离，把枪还给我们的警卫。下午6点我接到伊万诺夫斯基(布勃诺夫斯基的化名——编译者)的命令去找蒋介石面谈。我见蒋精神极度沮丧，他说，他要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请罪，他因此地发生挑衅事件而心情非常沉重，他也负有一定责任，他要严令进行调查等等。过了两个小时，我和伊万诺夫斯基一道又去找他。他重复了先前说的话，我们同他约定对此事件进行调查。近来蒋介石收到许多匿名的恐吓信说要杀他，此外，他还收到海军政委(共产党员)李之龙的信，内中要蒋在3个月内把广东省的所有工厂收归国有，否则就要枪毙他(不言而喻这是一封假造的信)。(拉兹贡关于广州3．20事件的书面报告，《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2卷第190页)
苏联顾问团华南组副组长罗加乔夫4月28日报告说：(中山舰事件前)蒋介石接到了一封由李之龙署名的信(是假造的)，内中建议蒋介石在三天内通过政府实行广东省企业的国有化，并威胁说，如果蒋不这样做，那就要把他逮捕，流放到俄国。右派(孙文主义学会)把调遣中山舰一事和那封信说成“最好的证据”，“表明俄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共产党人要把蒋介石逐出广东省”。(罗加乔夫关于3．20事件的书面报告，同上书第198页)
同时，据蒋介石给驻东山第5团团长签发的手令，该团应该“对东山严加监视”，但后来蒋介石又送来道歉书，为俄国人被软禁表示歉意，并把罪名转嫁到团长身上，说后者“行动欠妥”。(同上书第299页)
苏联人说：让步，但目的是为了日后除掉蒋介石
事发当天，刚到广州不久的苏联访华使团团长布勃诺夫来到蒋介石的办公室探问虚实，二人约定21日会面。但蒋没有践约，只派人通知布勃诺夫，蒋“因故”不能到来。与此同时，一个流言迅速传播开来：“蒋介石公开宣称，不想继续与俄国顾问共事”。(索洛维约夫致加拉罕的信，1926年3月24日，同上书第152页)布勃诺夫等考虑到这一情况，同时鉴于蒋介石同汪精卫关系紧张，“决定劝阻蒋介石并使他同汪精卫恢复合作关系”。(同上书第153页)、
布勃诺夫使团撤掉了华南顾问组组长古比雪夫(季山嘉)，副团长罗加乔夫和政治顾问组副组长拉兹贡(奥利金)。对于这一让步，布勃诺夫的解释是：“他们之所以被撤，是因为22日凌晨我们得到情报说，3月20日的事态有可能继续，故此我们开了一个会，得出了如下结论：广州市的力量对比不利于国民政府，而广东省的力量对比却对国民政府有利。所以必须赢得时间，而想赢得时间就要做出让步。鉴于当时情况个分清楚，矛头就是对着俄国顾问和中国共产党人来的，所以应该顺阶而下，因此我们决定撤除季山嘉和罗加乔夫的职务。由于这一让步，我们达到了某种均势。”(同上书第147页)
当时正在广州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副部长索洛维耶夫对此也表示赞同。他事后向共产国际解释说：“当使团决定满足蒋介石的要求并召回季山嘉时，是想将此举措作为一个策略，以便赢得时间，做好准备除掉这位蒋将军。我之所以同意，是因为我们的军事干部太锋芒毕露，忘记了他们自己不过是顾问而非指挥官。我百分之百地坚信，迄今为止，我说的是近几个月来，或者确切地说是近一个月来，我们竭尽一切努力疏远蒋介石，并让他不要染指国民政府事务。现在我们自己要吃一点亏；做出一定的牺牲，以尽可能挽回失去的信任和恢复过去的形势。”(同上书第15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