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当日军对华北威胁日急时，太炎又给当局献策，建议将北方之中共力量“驱使出塞，即以绥远一区处之。其能受我委任则上也；不能，亦姑以民军视之”。
本文摘自：《原来如彼 南方周末往事版文录》，作者：南方周末，出版：南方日报出版社
然而，到“九一八”之后，严重的外患使章太炎面临一个身份认同的挑战：作为“民国遗民”，他可以不认同国民党政府；作为中国人，他却不能忽视国家这一实体正在遭受侵略这个现实。太炎最恨政府不抵抗，但他一开始尚处沉默，因为“拥蒋非本心所愿，倒蒋非事势所宜，促蒋出兵，必不见听”；除了沉默，别无他法。1932年东三省全部沦陷后，太炎终不能再沉默，不得不公开表示“搁置”其“反对一党专政”的主张，支持中央政府，将其爱国落实到国民党“党治”之下的整体中国之上。
当日军对华北威胁日急时，太炎又给当局献策，建议将北方之中共力量“驱使出塞，即以绥远一区处之。其能受我委任则上也；不能，亦姑以民军视之”。
此计的倾向性且不论，从策略角度看，的确高明。首先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而共击日本，最合时宜。从国民党的私利看，若中共得绥远，即处对日之最前线，此时为自保也不得不与日寇死拼；则国民党不仅可省下“剿匪”的兵力以对外，而日军亦必因与中共的交战而削弱。
但那时的当局者恐怕敌视共产党不亚于日本军，太炎此计终未见听。不过这一次不听，局势很快就发展到对国民党当局极为不利。到1935年，章太炎观察到：“为今日御敌计，欲乞灵外援而人不助我也；欲改良政事而时不我待也；欲屈志求和而彼谋求无厌也；欲守险穷山而入不可复出也。”这一分析，实将国民党政府既不能战、又不能和的尴尬局面说得透彻无比。太炎以为，虽然第四策“差可苟延祚运”，但也只能是“姑经营以待末路”。
后来国民党果然退入西南“守险穷山”，其结局也基本如太炎所说是“姑经营以待末路”。抗战后虽也曾复出，几年内即不得不退出大陆，“转进”台湾。则章太炎当初的预见，实不亚于诸葛孔明之隆中对。1935年时即能有那样深远见解的，举国似未见第二人，实乃名副其实的国器。可知太炎自谓其“于草昧经纶略有把握”，所言不虚。
有人或指责章太炎一生论政，立场反复，变化频仍，缺乏原则性。其实章太炎论政有一特定原则，即他自己所谓“但论今日之是，不言往日之非”。这也有其思想基础，他早就注意到“丘壤世同，宾萌世异”的历史规律，故“上古以来，百王有政教，各持一端”。这样，“欲经国宁民者，不得不同于世俗”，而世俗又是在不断变化的，“昔人所即是非，亦与今人殊致”。民初中国政治局势变化急剧，既然侧重“今日”之表现，则其所论必因时因事而变。
不过太炎变的只是态度，所据的原则其实是不变的。他一向主张中外之别大于国内的派系之分，1925年曾明言反对“广东的党政府”。然而在“九一八”之后，当华北的宋哲元欲以“共党分子”之名制止学生运动时，他又主张“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党者，但论今之主张何如，何论其平素”。态度似乎数变，而立场则始终如一。
观章太炎一生论政，秉持“只看今日，不计以往”的原则，似乎非常实际；而其所论，又常从理性出发，即揆诸当时局势选出最佳策略而进言。且其论政多从中国整体出发，眼光远大；所献之策，常常是最应当做的。不过，实际政治最好也只能在“最应当”和“最可能”之间妥协：上焉者或因不得已而妥协，下焉者根本就选取对当局之个人或政团最有利者而为之。太炎计之所出，有时要求领袖要有天下为公的愿望，有一定程度的超越性；而民国政治人物，似又不能不顾及本派本党利益，实难超越。结果太炎所献之策，几乎无一被采纳，故给人以所论不中的印象。
有人或者会说：既然所献之策无一见纳，实说明都过于理想而不切实际。其实不然，所谓切合实际，主要看是否具有可行性。观太炎上述各策，明显对各当局者有利，且并无太多实行的困难；只是当局者另有所虑，是不为也，非不能也。盖前述各当局者，派系的私见往往超过理智的判断：凡事不仅要对自己有利，还希望完全不对他人有利；即使是所谓“双赢”的局面，也不愿接受。结果还是自己吃亏，利了他人。这中间的互动关系相当微妙细致，此处就不能详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