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冯这才发现自己上了老蒋的当，回住所后眼睛一闭，往床上一躺，又“生病”了。
民国十八年(1929年)1月，编遣会议如期召开，会场上没有冯玉祥的影子，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讨论的结果就是会议的结果，开会嘛，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
在会上，由老蒋自己提议，在老阎的提案上，又增加了一个东北编遣区。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大家瞎吵吵了半天，博奕的获胜者却只有一个，那就是老蒋。
“中央编遣区”如果搞得好，那就是他的“中央军”，而“东北编遣区”由他提议，自然也是一边儿的，这么一算，他的军队大大超过了其它任何派系。
老蒋宣布，从当年三月中旬起，把各种名目的总司令和总指挥都撤掉，各编遣区办事处开始正式办公。
犹如宣判了死刑命令，所有“总司令和总指挥”个个张皇失措，急着要回家了。
老冯自然不想再留在南京，于是也学着老阎的法子，把鹿钟麟喊到南京，意思是让小鹿给他代理一下军政部，他也好借故溜号。
这个鹿钟麟脑子还算好使，连忙提醒老长官，自己身上正兼着军政部常务次长一职，而按照国民政府的规定，常务次长是不能代理军政部长职务的。
老冯没办法，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
眼看着刀要举起来了，“内政部长”阎锡山也坐立不安。跟老冯一样，地方军队那都是他的私产，谁要上去动根手指头，他的心尖尖都要往上跳两跳，能不赶紧回去守着吗。
可自己怎么说也是出过国喝过洋墨水的人，又是当年的老同盟会员，要他跟老冯学，一而再，再而三地在这么多人面前装病还真是做不出来。好在办法总比困难多，软磨硬泡下，终于从老蒋那里要到了一个出差的名额，脚底抹油——提前开溜了。
这下子，老冯的“病”更重了。
一边烧炭取暖，身上盖了两层厚被，还是“冷”得直打哆嗦，另一边却又满头满脸全是汗，烧得嘴里胡话一串接一串。
没办法，老阎先跑了，连累剩下的人不得不大幅度提高表演难度。
你别说，没点功夫底子，还真撑不下去。
虽然老冯装病早有前科，但这回由于演得过于出神入化，大家也不由得不信。
在老阎溜号的第二天，人们发现：“病人”不见了。
此时的老冯已秘密渡过长江，坐着事先预备好的铁甲车，回到河南“养病”去了。
再见了弟弟，我反正是不会裁的，你留着“自裁”吧。
十面埋伏
阎锡山和冯玉祥走了，从此就杳如黄鹤，剩下来的李宗仁虽然还留在南京，可是正如老蒋在善后会议前所看到的那样，武汉由他的那些头上长角的军长守着，即使他人不在，别人也休想泼进一滴水，插进一根针去。
编遣会议的“成果”难道就要这样泡汤了吗，削藩难道就要以惨败收场了吗？
老蒋不甘心，他现在比其它任何时候都需要自己的“凤雏先生”出来帮他“安天下”。
杨永泰神色严峻：和平削藩既不能成，只好动用武力削藩了。
老蒋面有难色——
你看看吧，我们以前北伐，光准备就好几年，正式打又经过两年，费那么多周折，而且那时只需要往一个方向攻，从南到北，到处都是我们的同盟者，可是如今呢，反过来了，四周都是被编遣触怒了的各路诸侯，倘若刀兵一起，南京势单力孤，被围攻的很可能是我们。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往地图上一瞧还真是如此，想要“编遣”别人的“中央”自己分明就是一只经不起风浪的小船，而诸侯们密密麻麻，倒像是汪洋大海。
杨永泰却依然是一副“主公莫忧”的表情：不然不然，我有四大法门，可布十面埋伏之势，若运用得当，必能转危为安。
何谓四大法门，曰：经济、政治、军事、外交。
以经济瓦解冯军，以政治对付阎军，以军事解决李军，以外交拉拢奉军，按其不同的特点，各个击破，必收全功。
老蒋听到这里，就像过往的任何一位“主公”那样，“闻言大喜，矍然而起”。
先生所言极是，不过先从谁那里开刀好呢？
杨永泰信手一指：非李军莫属。
为何？
冯军长居西北，穷困潦倒，试问谁不想过上好一点的日子呢，他们固然有勇，但最缺钱花，所以我们可以投其所好，只要给钱，就能扰乱其心。
阎锡山倒是个精明人，然此人最爱打小算盘，目光短浅，喜欢投机取巧，轻易不敢擅动。
惟李宗仁比较棘手，桂军将领中很少有见钱眼开的，犯上作乱的胆子也不小，无论是动用经济还是政治手段，都很难撼动其根基，而且两湖靠南京最近，对我们威胁也最大。
当年曾国藩的湘军正是先控两湖，然后沿江而下，直取南京的。这个典故，杨永泰知道，老蒋更清楚。
首破李军，毫无疑问。
但当时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桂系却不是那么容易被打败的，其军事分布从南到北，绵延千里，犹如一字长蛇阵。
最南从执掌两广的李济深开始。李济深是广西人，虽然其大本营在广州，应属粤军，却跟李白他们斩断骨头连着筋，关系铁得很，有“桂系的保姆”之称，一旦打起仗来，他断无隔岸观火之理。
除了中间由李宗仁直接遥控的两湖，往北直达山海关。在那里，由白崇禧统领的北伐军亦实力强劲。
杨永泰说，要擒杀这条长蛇，须先击其首，斩其尾，然后直取腹部，如此可致其死命。
本以为稳若泰山的李宗仁无论如何不会想到，有人会在暗中如此算计自己，而且算计得又是如此缜密。
现在需要的也许只是一个理由。
湖南省主席鲁涤平原属湘军系统，与南京方面也早就暗通款曲。正好湖南又处于武汉和两广之间，必要时候还可以把桂系的“腹”和“尾”分隔开来，因此老蒋就把鲁涤平作为他插进桂系的一颗钉子，暗中接济军火，帮其壮大力量。
但李宗仁很快就知道了。
有人向他密报，南京有300万发子弹，正在从江西陆路运往湖南。
运这么多子弹给那姓鲁的干嘛，摆明是要朝我背后开黑枪啊，早就对他不放心了，现在正好先下手为强，剪除这一心腹之患。
武汉政治分会立即作出决议，对湖南省政府进行改组，同时撤换鲁涤平，以何键代之。
鲁涤平当然不服。不服就打你，打了就服了。武汉派兵进入湖南，鲁涤平只好跑到江西去了，这就是发生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2月的武汉事变(又称两湖事变)，距编遣会议开幕仅一个月不到的时间。
李宗仁当时人在南京，属于不插电的遥控指挥。事变之初，他还认为自己这一手干得很是漂亮。你看，如果这事成了，就可以借机挖除鲁涤平这颗“毒瘤”，使桂系完全控制湖南，如此，两广两湖真正连成一片就有希望了。如果不成呢，那也可以顺势把责任都推到武汉的那几个小子身上，反正自己又不在现场。
老李想得很美，却正好掉进老蒋布下的陷阱之中。
理由，有了。
二届五中全会，我说要把政治分会取消掉的，你们赖着不取消，现在还背着中央强行任免地方官，这是政治擅权。
编遣会议，大家都说好的，各部队不得擅自调动，你们竟然把这么多部队调到湖南去，这是军事异动。
全部加一起，叫做地方对中央的挑战。
你挑战，我自然要应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