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1940年时，沈从文在西南联大任教，开“现代文学”、“习作”等课程。因授课，他便将自己对作家作品的理解和感受，写成文字，同时发表出来。在“习作举例”这个大题目下，他发表的第一篇是《从徐志摩作品学习抒情》；第二篇牵涉对周作人和鲁迅的比较评论：
周作人和鲁迅的作品……一个近于静静的独白，一个近于恨恨的咒诅。一个充满人情温暖的爱，理性明莹虚廓，如秋天，如秋水，于事不隔。一个充满对于人事的厌憎，感情有所蔽塞，多愤激，易恼怒，语言转见异常天真。
写这篇比较文章时，周作人已经“落水”，沦为汉奸。值此民族危亡之际，沈从文却从文章角度，盛赞周作人之“充满人情温暖的爱，理性明莹虚廓”，甚至“如秋天，如秋水，于事不隔”。真可见其文人迂阔一面。这且不说，他还将周与鲁迅作比，对鲁迅用了“充满对于人事的厌憎，感情有所蔽塞，多愤激，易恼怒……”“冷嘲热讽”、“充满与人与社会敌对现象，大部分是骂世文章”这样的语汇，这就不能不引起读者，尤其尊崇鲁迅人格作品者的反响。
沈从文与爱妻张兆和
本文摘自：光明网，作者：杨建民，原题：《沈从文评议鲁迅与聂绀弩的辩驳》
现今我们见到沈从文晚年的照片，多是平静的满面笑容，看去祥和极了。但是，当我们阅读他青年及中年的一些作品时，却常常感到其中的执拗及刚直。这样看来，钱锺书的一句评价倒是观察得较为深入：“从文这个人，你不要以为他总是温文典雅。骨子里很硬。不想干的事，你强迫他试试！……”
沈从文中年时就引发过几次相关的文坛论争。1933年，沈从文以《文学者的态度》一文，引发了文坛“京派”、“海派”的争论。在上海的鲁迅，也以《“京派”与“海派”》等文章参与；随后由于国民党查禁书籍，沈从文写了《禁书问题》，又引发了有鲁迅参与的不同评论；一年多后，沈从文发表《谈谈上海刊物》，批评当时上海一些刊物为谋求销路、不惜“针对一个目标”、向“异己者……无怜悯无节制的嘲讽与辱骂”，并称这不过是一种“私骂”，“精巧的对骂”云云。鲁迅再次以《七论“文人相轻”——两伤》，对沈从文提出批评。鲁迅与沈从文之间的论争并不算多么紧张激烈，可是，这却是后来聂绀弩对沈从文文字辩驳的重要背景，所以值得略加回溯。
此后沈从文还在1936年10月发表文章《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觉得大多数青年作家的文章，都‘差不多’。文章内容差不多，所表现的观念差不多。……凡事都缺少系统的中国，到这个非有独创性不能存在的文学作品上，恰恰见出一个一元现象，实在不可理解。”对这样的“差不多”，沈从文指出原因：“说得诚实一点，就是一般作者都不大长进，因为缺少独立识见，只知追求时髦，结果把自己完全失去了。”此文发表时，鲁迅已逝世，但茅盾及多位左翼作家，对此反响强烈……看来，沈从文骨子里，确实有相当强烈、直率的成分。
1940年时，沈从文在西南联大任教，开“现代文学”、“习作”等课程。因授课，他便将自己对作家作品的理解和感受，写成文字，同时发表出来。在“习作举例”这个大题目下，他发表的第一篇是《从徐志摩作品学习抒情》；第二篇牵涉对周作人和鲁迅的比较评论：
周作人和鲁迅的作品……一个近于静静的独白，一个近于恨恨的咒诅。一个充满人情温暖的爱，理性明莹虚廓，如秋天，如秋水，于事不隔。一个充满对于人事的厌憎，感情有所蔽塞，多愤激，易恼怒，语言转见异常天真。
周作人的小品文，鲁迅的杂文，在二十年来中国新文学活动中，正说明两种倾向：前者代表田园诗人的抒情，后者代表艰苦斗士的作战。一取退隐态度，只在消极态度上追究人生，大有自得其乐意趣；一取迎战态度，冷嘲热讽，短兵相接，在积极态度上正视人生，也俨然自得其乐。对社会取迎战态度，所以鲁迅的作品，便充满与人与社会敌对现象，大部分是骂世文章……
写这篇比较文章时，周作人已经“落水”，沦为汉奸。值此民族危亡之际，沈从文却从文章角度，盛赞周作人之“充满人情温暖的爱，理性明莹虚廓”，甚至“如秋天，如秋水，于事不隔”。真可见其文人迂阔一面。这且不说，他还将周与鲁迅作比，对鲁迅用了“充满对于人事的厌憎，感情有所蔽塞，多愤激，易恼怒……”“冷嘲热讽”、“充满与人与社会敌对现象，大部分是骂世文章”这样的语汇，这就不能不引起读者，尤其尊崇鲁迅人格作品者的反响。
1940年四五月间，当时还年轻但已在文坛颇有名声的聂绀弩，来到抗战时期风云际会的桂林。在这里，他写出了杂文名篇《韩康的药店》，读到了沈从文这篇比较鲁迅周作人的文章。鲁迅生前，虽在文章中捎带讥讽过聂绀弩，但对鲁迅的文字及精神，聂绀弩极为敬佩。此次见到沈从文的文章，他便立即出手，拿出杂文家的巧思及笔调，对其进行反驳。
聂绀弩的辩驳文，题目看起来并没有火药味：《从沈从文笔下看鲁迅》。文章首先引述了沈从文对鲁迅周作人相较的一节文字，继而撇开周作人，专谈说鲁迅的内容：“沈先生不是鲁迅崇奉者是周知的。连沈先生也说鲁迅‘代表艰苦斗士的作战’，‘迎战态度’，‘在积极态度上正视人生’……从这一意义上看，沈先生的一句当得别人的十句百句。”
对于沈从文说鲁迅“对于人事的厌憎，感情有所蔽塞”、“愤激”、“恼怒”、“骂世”、“冷嘲热讽”等等，聂绀弩当然是不满的。但是，他的反驳方式，不是自己逐条加以议论评述，而是有针对性地选用鲁迅文章的段落，予以驳斥。如此一来，鲁迅文章的预见和生命力可一目了然。
譬如说到沈从文以为鲁迅“骂世”，聂绀弩引出了两节鲁迅的文章来回应。一节是：
我想，骂人是中国极普通的事，可惜大家只知道骂而没有知道何以该骂，该谁骂，所以不行。现在我们须得指出其可骂之道，而又继之以骂。那么，就很有意思了，于是就可以由骂而生出骂以上的事情来的罢。”（鲁迅通讯《复吕蕴儒》）
此节虽是通讯，但议论之深入，文字的曲折生趣，实在可以给人理智和情感两方面的启迪（现今的许多杂文，实在应该留意学习鲁迅对文字的讲究和喜爱）。
第二节，聂绀弩引了鲁迅名文《论讽刺》中的文字：
假如你到四马路去，看见雉妓在拖住人，倘大声说：‘野鸡在拉客’，那就会被她骂你是“骂人”。……但事实呢，却的确是‘野鸡在拉客’，不过只可心里知道，说不得，在万不得已时，也只能说“姑娘勒浪做生意”，……这才不是骂人……
鲁迅这段话的意思是，有时所谓“骂人”，其实不过是写实，是道破真相而已；对于社会恶现象，有时是常常需要揭破遮掩的“骂人”手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