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姓参谋和曹士澄当即表示同意，他们还告诉根本博，只要对华北战场的作战有利，他带任何人都可以。
李姓参谋和曹士澄走后，根本博就开始思考带到中国去的人选。除了吉川源三外，他还决定带上心腹浅田哲、冈本秀俊、中尾一行、吉村尾雄、照尾林蔚。
吉川源三等人都愿跟随根本博到中国。
为防止暴露，蒋介石还电令驻日军事代表团，要根本博一行注意隐蔽、保密，最好化装成国民党军人，由驻日军事代表团为他们提供服装及证件。驻日军事代表团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对根本博一行进行了精心包装，并给他们各起了一个中文名字。
哪知，他们的准备工作还未完全做好，平津战役已经结束了，盘踞在华北地区的几十万蒋军除一部分被消灭外，大部分起义、投诚。
局势变化了，国民党政府驻日军事代表团做不了主，发密电向蒋介石请示，蒋立即回电，让根本博他们改到上海帮助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策划守卫大上海的战斗。
当时，李姓参谋没有料到根本博要带七个人到中国，手上资金不够，要根本博帮助借一笔款，到了中国再偿还。那时，从中国回到日本的军人既没有工作，也没有生活补助，日子过得十分艰苦。根本博为了帮助李姓参谋解决经费不足的问题，决定变卖自己家里的部分家产。这样，他们才筹足了到中国的经费。
1949年2月底的一天，根本博一行与李姓参谋乘坐租来的一艘九十吨机帆船“捷真丸号”，在夜幕的掩护下出发了。船行到日本九州时，被美国宪兵扣押。
在审讯过程中，根本博一行如实招供了身份，并告知是到中国去帮助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剿共”的，请求美国宪兵放行。由于此事涉及蒋介石，加之根本博原来的军阶比较高，美军宪兵感到难以做主，将此事报告了盟军总部。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虽觉此事很荒唐，但因其在思想深处极端仇视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所以对此事就像木匠吊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不准宪兵对外张扬。
根本博一行被关了一段时间后，麦克阿瑟又下令将其释放。他们出来休整了几天，决定继续往上海进发。行到中途，他们又得到上海已被解放军攻克、蒋介石要他们转往台湾的消息。他们决定改变航向，急速往台湾基隆方向前进。
没有料到，到琉球附近时，突遇台风，船被风浪掀翻，他们全都落水，有三人因不会游泳，险些丧命。正当他们在风浪中拼命挣扎时，恰遇一艘美军的大型军舰到此处执行任务，便将他们从海里捞了出来。6月10日，美军用一艘小型军舰将他们秘密送往台湾基隆。
根本博等辗转赴台
带领根本博到台的李姓参谋系本岛人，根本博、吉川等人上岸后，他感到北平失了，京沪也未守住，聘的这批日本军官已不起作用，自己也暂无工作可做，便将根本博等人交给在台的军事机关就回家了。
根本博、吉川源三等人无事可做，只得在台闲住。为了保密，他们一直不敢暴露身份，但心里却时时盼着蒋介石召见。由于国民党军队在大陆兵败如山倒，老蒋心乱如麻，一时顾不到根本博一行，根本博一行觉得国民党政府怠慢了他们，时常吐露怨言。
由于根本博与李姓参谋有债务关系，他们闲得无聊时，又常去找李姓参谋要钱。李姓参谋感到无奈，对他们说：“平津、京沪杭地区虽然失守，国共战争并未结束，你们仍有发挥专长的机会。你们来中国垫付的资金，我将向政府反映还给你们。”
到6月底，有人将此事报告给台湾省主席陈诚。陈诚听了一惊：怎么会把日本战犯弄到中国帮助打仗呢？共产党如知道此事，一宣传出去，国民党的领导人还有何形象？政府如何向社会交代？
他向好几个要人打听是谁将这批日本人弄到中国来的，被问的人都说不知道。
1949年7月13日，国民党要员谷正纲、陈雪屏、雷震就改造国民党的问题专程去向陈诚作说明时，陈诚说：“我这一段时间开会不大讲话，是因为心情很不好，主要是蒋介石太爱管细事，胡乱训人，许多事情又不与人商量，弄得我很不好做事。”陈诚说到这里，举出日本战犯根本博一行来台的例子说：“已有六七个日本旧军人到台湾来了，不知他们是为何而来，也不知是谁请来的，总裁办公室突然来个电话，叫我们省政府给他们提供吃住的地方。我问这些日本人是谁请来的，他们都不说，似乎很机密，连我也问不出来，这叫我怎么做事？”
陈诚还告诉谷正纲等人，既然大家都不知这几位日本人是谁请来的，他只好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
过了几天，不知是谁将此事反映到蒋介石那里，并说根本博、吉川源三等人对无人关照他们的生活意见甚大，甚至还骂娘，要求政府将他们送回日本，蒋介石才再次指示陈诚，根本博等人是奉他的指示聘请来华的，生活问题暂时由台湾省政府安排，而且要照顾好。
8月15日上午，汤恩伯到国民党中央设计委员会委员雷震家告诉他两事：其一，他已受蒋介石之命，到福建任省主席，福建的军政事务都由他负责，并询问雷震与CC大将方治是否愿到福建帮助工作；其二，蒋介石将根本博、吉川源三等七名日本人交给他带到厦门，做守卫金门、厦门的军事顾问。汤还想叫雷、方二人做根本博等人与汤恩伯的接头工作，并将根本博、吉川源三等人交给雷震、方治招呼。
汤恩伯还说：“根本博、吉川源三到台后被陈诚安置在北投警察署招待所住了很长时间，那里条件甚差，既无事可做，又无人关照他们，他们意见甚大，见到军政要员就怨声载道。蒋总裁听说后，很同情他们，将他们交给我，要我好好招待他们，并要我认真倾听他们的意见，发挥他们的军事专长。对这几个日本人，我只有按蒋总裁的指示办。”
雷、方二人不知此事的内情，没有表示任何意见。
日本战犯帮助制定金厦防卫方案
此后，根本博、吉川源三等七人跟随汤恩伯到了厦门、金门，还帮助汤恩伯制定了厦门、金门的防卫计划。
1949年8月23日，吉川源三在汤恩伯举行的军事会议上，向与会的中高级军政官员介绍了他与根本博共同拟定的金门、厦门防卫方案，汤恩伯对此十分满意。散会后，汤恩伯专门宴请了根本博、吉川源三等人，并对他们制定的金厦防卫方案大加赞赏，他说根本博、吉川源三的军事水平比他要高出许多。
汤恩伯说根本博、吉川源三的军事水平要高许多，主要是指根、吉二人研究了金、厦海域的情况后，否定了汤原来制定的利用国民党的海军优势，在海上围歼渡海的解放军的方案，另行制定了一套打击解放军的计划，这个计划的步骤是：先让解放军登陆金门，再利用空军炸毁解放军的船只，断其退路，然后将登陆的解放军诱进金门内陆进行巷战，在战斗过程中让开一条路，让解放军沿这条路逃到金门北海岸，再在滩头将其全歼。
根本博、吉川源三详细讲解了这个计划后，汤恩伯等国民党高中级将领茅塞顿开，认为这个计划高妙，远胜他们原来的作战方案，决定采纳。
8月22日，雷震、方治到厦门协助汤恩伯防守金门、厦门。雷震青年时代曾在日本留学九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日文很棒。晚上，根本博、吉川源三来看雷震，谈得甚久，吉川源三告诉雷，他曾到过金门岛，并草拟了一份金门防守计划，汤恩伯及其他将领对这个计划评价甚高。
蒋介石听汤恩伯、雷震在电话中说根本博、吉川源三甚有军事才华，觉得他正需这样的人帮忙，决定马上召见这两名日本战犯，并鼓励他们一番。
8月31日，蒋介石给汤恩伯发电，叫用专机将根本博、吉川源三运送到重庆，他要召见这两人。根本博、吉川源三到重庆后，向老蒋详细叙述了他们来华遭遇的曲折和所受的苦难，并发了一些牢骚。蒋介石听后，连连对根本博说：“很对不起，我因忙于战事，部下又不知你来华经过，对你们疏于照顾，让你们一路受苦、受委屈了，以后再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蒋介石除设宴招待他们外，还就国共内战问题与他们进行了长谈，希望他们为反共战争出谋划策。蒋介石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早些时候来中国，我们在北平、天津也许就失败不了，你们未赶上平津、京沪杭地区的防卫战，那就把你们的军事才能展现在我们的东南沿海防卫战上。”
谈完之后，蒋介石又叫侍从人员给他们各送一笔美金，说是对他们的“家庭生活补助”，以弥补他们来华所受的苦难。根本博、吉川源三伸手接钱后，向老蒋鞠躬致谢。根本博、吉川源三还一再向蒋表示，以后一定要为国民党的反共战争作出贡献，以报答蒋对他们的“厚爱”。
随后，蒋介石又用专机将根本博、吉川源三送回厦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