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军委和毛泽东连电彭、任通报情况，并指出：因为亲日派已奉行大规模内战，在敌主力向西安进逼时，我军应奉行大的战略，迂回并击破亲日派之头脑。故“决将西峰镇集中计划废止，改至延安、甘泉集中，以便取直径迂回至敌主力后之郑州等地，并发展至直迫南京”。
西安事变前后的毛泽东与周恩来 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网》，作者：宋毅军，原题：《西安事变前后的彭德怀和任弼时》，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对于中国共产党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政治方面，而对其军事方面的活动及其作用论及不多。本文拟对彭德怀和任弼时在西安事变前后的主要军事活动加以考察，以求探讨中共在军事方面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所起的重要作用。
一
1936年11月26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任命彭德怀、任弼时分别为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简称“前总”)的总指挥和政委，统一指挥除西路军外的红一、二、四方面军各部及其他兵团。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这期间，彭德怀、任弼时主要做了如下几项工作：
(一)冷静思考，分析复杂局势。
彭德怀、任弼时得知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消息后，经过反复研究，于13日、14日致电中央军委，指出，“西安剧变后对全国抗日统一战线有大的推动作用”。我们“目前战略方针应迅速停止内战，发动抗日战争，找机会争取宁夏、巩固兰州，一部东出绥远，与(傅作义)联合抗日”。电报估计到，“何应钦可能组织蒋嫡系发动对张战争，我应把握主动”。彭、任身临前线，指挥三军，深知众多官兵有杀蒋复仇情绪，但他们在电报中并未向中央提出“杀蒋”、“审蒋”等要求，表明他们对蒋介石的处置采取了冷静态度。
西安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在陕北保安(今志丹)县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认为，这次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是应该拥护的。针对张学良文电中抗日援绥(指1936年10月傅作义率部在绥远奋起抗日，全国人民群起声援笔者)的词句不明显，他着重强调，应该把抗日援绥的旗帜举得更明显，并认为，兰州、汉中等战略的要点应即布置。洛甫(张闻天)在发言中则明确提出：“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党中央的基本立场是强调抗日，一切为了抗日。所以，对于蒋介石的态度，强调要把他同亲日派区别开来。
由上可见，西安事变爆发后，彭德怀、任弼时与党中央，对于事变的性质、处置蒋介石的态度及军事部署等基本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我们知道，要和平解决事变，首要的是认清事变性质。抗日是和平解决事变的目的，不杀蒋介石是和平解决事变的重要前提，一定的军事准备是和平解决事变的必要手段。彭、任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同党中央不谋而合，是很有助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
对张学良、杨虎城释放蒋介石后的国内外时局，彭德怀、任弼时同样能够正确地分析。12月26日，张送蒋返回南京，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及时向彭、任通报了情况。26日至28日，彭、任多次致电军委和毛泽东，其中有三封电报较为重要。电报中指出：“西安事变及放蒋后，目前中国局势有走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较多可能(性)”，“蒋组织大规模的进攻红军之可能性较少”。这一事变，“给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以有力的推动”，“党的主张已取得某些实力派拥护和接受”。但由于国际形势的影响，如英美的动摇和日本的威胁，蒋回南京以后，“可能产生新的动摇”，“仍然会不放松限制红军的发展，束缚红军于寒苦的边缘区域”。为打破蒋的束缚，根据军委和毛泽东的电示，彭、任在庆阳发布命令：“为督促南京撤兵，为准备万一变化，为便于扩大补充，野战军仍执行南进方针。”（《彭任致军委主席团电报》，1936年12月26日、27日、28日。）而这与党中央关于形势正在好转，但蒋的承诺“尚待证实”，故红军应“占领有利的战略形势”的分析也是一致的。在错综复杂的形势面前，彭、任能够保持头脑冷静，全面分析时局，表现了他们政治上的远见卓识。
(二)直抒己见，完善军事方针。
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中共中央收到了张学良“今已将蒋等扣留”的电报。在着重研究如何从政治方面解决西安事变的同时，还讨论了在军事方面应采取的方针，重新部署红军主力的行动，以配合政治上和平解决事变。军委和毛泽东连电彭、任通报情况，并指出：因为亲日派已奉行大规模内战，在敌主力向西安进逼时，我军应奉行大的战略，迂回并击破亲日派之头脑。故“决将西峰镇集中计划废止，改至延安、甘泉集中，以便取直径迂回至敌主力后之郑州等地，并发展至直迫南京”（《军委主席团给彭任电报》，1936年12月14日。）。
然而，“我们对战争是后发，不是先发”。这是一个集中主力，兵出河南、进逼南京，从军事上配合西安张、杨的战略设想。对此，彭、任立即进行分析研究，及时向军委提出异议：如此巩固西安的战略方针目前不应采取，因为这“必须红军出河南取进攻姿态，这样可能延长内战，失去固原、兰州及陕甘公路，且我主力在时间上来不及，增援西安要须时二十天”。而西北敌军将以胡宗南为指挥中心，对我发动南北进攻，不仅“隔断中苏和(我主力与)西路军联络，兰州亦不巩固”。彭、任认为，为了达到迅速停止内战，发动抗日战争的战略目标，停止内战的具体有效办法是：把握红军主力，乘敌目前混乱局势，“首先打击胡宗南，消灭西北中心反动力量”。至少应压迫胡敌西退，在运动中求歼其一部，恢复原有苏区。这样才能争取毛炳文、曾万钟及中立青海、宁夏四马，巩固后方，停止潼关之敌的进攻。这时，在前线的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也提出了相同意见。这些意见归纳起来，即是集中主力，就地打胡，从战略上配合西安张、杨。
显然，军委和“前总”在红军主力行动的战略方针上意见不够一致，歧点在于：1.红军主力是经陕北即刻南下，还是在陕甘边驻守。2.红军主力行动基本目标是进逼敌首脑南京政府，还是巩固西北根据地。而对于西安张、杨，则都主张在战略上予以配合。在猝然而至的事变面前，作为在后方的统帅部军委，和身临前线的高级指挥员彭德怀、任弼时等，出现上述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它反映了我军统帅部和前线将领对时局的初步认识和上、下级间正常的良好关系，也表现出彭、任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