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籍志士参加祖国抗战
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后，广大台胞自发组织起来，反抗日本殖民统治，死伤数万人。血的事实告诉广大台胞，要想摆脱压迫，仅靠自身力量远远不够，必须自强不息，争取借助祖国力量。1920年代，台籍青年承先人遗志，辗转来到内地。在广东、北京、武昌、上海、南京等地，他们组织团体，有北京台湾青年会、韩台革命同志会、上海台湾青年会、厦门台湾同志会、闽南台湾学生联合会、中台同志会、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台湾民主党等，从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活动。[1]
李友邦，原名李肇基，台北芦洲人，1906年生，青年时期在岛内自发参加反日活动。1924年投奔大陆，6月在广州参加广东警卫军讲武堂，11月转入黄埔军校第二期，旋离校。1926年12月，李肇基等人酝酿成立了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编辑出版《台湾先锋》杂志。得到中山大学校长戴季陶的支持，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更名为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参与者有张克敏、李祝三等人，属秘密结社，利用报纸、宣传文书等，联络台籍青年，从事革命工作。
1927年3月12日，在孙中山先生逝世2周年的日子，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发表《敬告中国同胞书》：“祖国现在已进入革命发展的时期，我台胞应认清时潮，急起直追，来参加祖国的革命，我们每想念及台湾，便会联想到我们的总理，他虽然已经逝世了，但是他的伟大精神仍继续在指导东方弱小民族的革命运动。我们知道孙先生逝世的日子，就是我们失去了伟大领导者的日子，同时也是叫我们应肩起一切革命责任的日子。”台籍青年呼吁，“中国民众团结起来援助台湾革命！毋忘台湾！台湾的民族是中国的民族！台湾的土地是中国的土地！”[2]
谢雪红，女，台湾彰化人，1901年生，本名阿女，苦力的女儿。1925年4月到上海，逢五卅运动，她参加游行，接触中共党员。此后，她化名“谢飞英”，进入上海大学社会系，结识潘钦信、蔡孝乾、翁泽生等台籍青年。1926年，谢雪红、林木顺经中共党员的推荐，前往莫斯科。她进入“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就读，林木顺入中山大学就读。[3]
1928年4月15日，台湾共产党建党大会在上海法租界的一家照相馆二楼举行。除中共代表彭荣（彭湃）和朝鲜共产党代表吕运亨外，参加者有台籍青年谢雪红、林木顺、翁泽生、林日高、潘钦信、陈来旺、张茂良等人，选出中央委员林木顺、林日高、庄春火（缺席）、洪朝宗（缺席）、蔡孝乾（缺席），候补委员翁泽生、谢雪红，书记林木顺，组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组织上归日共领导，业务上由中共代为指导。[4]受共产国际“殖民地人民要争取独立”政策的影响，台共制定了政治纲领：“1、打倒总督专制统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2、台湾人民独立万岁。3、建立台湾共和国。”[5]台共主张台湾独立，是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为前提和目标的，这与祖国大陆人民打倒列强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要摆脱帝国主义的残暴统治，实现人民当家做主。台共这一纲领在当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1928年6月，谢雪红返回台中家乡。11月，日共的新指示传抵台湾，谢雪红召集林日高、庄春火在台北家中开会，谢雪红获选中央委员。台共人数甚少，群众基础薄弱，毫无实际斗争经验，受到共产国际和中共的影响。台共一开始就与台湾本土资产阶级划清界线，放弃列宁的先联合进步资产阶级完成民族独立的斗争策略，发动对本土资产阶级的斗争。台共激进的政治主张照搬照抄共产国际的指示，完全脱离岛内的实际情况，新兴的台籍资产阶级避而远之，未得到充分发动的弱小工农群众无法跟随台共，得不到广大民众的呼应。法网严密的台湾总督府对台共严厉打击。1931年6月，谢雪红在台北被捕，被判刑13年。
1895年5月，丘逢甲领导反抗割台，结果失败，返回广东梅县老家。其子丘念台只有2岁，跟着家人内渡。丘念台15岁时，丘逢甲告诉他：“你明年十六岁要成年了，我命你别字叫念台，有两个意义：第一、是望你不要忘记台湾，一定要继我的志恢复台湾省，拯救那四百万的同胞脱离奴隶生活，复还祖国；第二、是明末清初有个民族意识坚强的学者，叫刘宗周，他的别号也叫念台，我希望你学他的立志和为人。”[6]
1918年前后，丘念台进东京帝国大学，结识了林献堂、黄国书、黄朝琴等人，与居留日本的台籍青年建立良好的友谊。他学得采矿法与企业管理，1925年春，返回广州。
久住广州的台籍青年刘邦汉结识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丘念台，过从甚密。1927年，台籍青年林云连等内渡厦门，转至广州，无意中相遇刘邦汉。他们结为同志，时常讨论有关台湾革命问题，于1932年3月成立台湾民主党。1933年10月19日，在广州的台籍志士林云连、余长啸、黄文光、刘武刚等人宣誓：“为我大汉民族争光荣；为我台湾同胞争自由。基于民族自主精神，创立台湾民主党。团结台湾四百万汉民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日政府，建设台湾民主独立国。”[7]丘念台、林云连等人成立台湾民主党，要求建立“台湾民主独立国”，是要继承1895年丘逢甲等人建立的“台湾民主国”，驱逐日本侵略者出台湾。他们编印抗日刊物，活动于华南一带。台籍志士追求台湾独立，就是要摆脱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其矛头指向日本侵略者，在当时有其进步意义。
台籍青年承先人遗志，辗转回到祖国大陆，奔走呼号，历尽艰危，不断苦斗，就是要挣脱日本帝国主义的羁绊。他们对多灾多难的大陆同胞寄以无限的同情，渴望中国反帝革命运动的成功，希望祖国同胞能够施以援手，帮助他们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统治。大陆成为他们游学和开展反日活动的场所，中华五千年文化是他们的精神支柱，目的就是要两岸同胞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最终重投祖国怀抱。20世纪初的中国多灾多难，无力收复台湾。台籍志士呼吁大陆同胞关心台湾，历经挫折。
台湾总督府不能容忍台籍精英的反抗运动，屡兴大狱，引发台湾独立事件、黑色青年联盟事件、北京新台湾安社事件等案，文化协会、农民组合遭检肃，1931年台共被破坏，民众党被扣上“绝对反对总督政治和民族自决主义”的罪名遭到禁止。对台籍青年在大陆的抗日活动，台湾总督府秘密侦察，严厉打击，许多人被捕。
日本帝国主义有恃无恐，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运用领事裁判权与对岸政策，遣送一些台籍流氓到大陆贩毒，从事不法活动，破坏台胞与祖国的传统关系。内地部分民众对台湾人由“疏而远之”一变而为“恨而恶之”，一些台胞陷入“既不容于敌人又不容于祖国”的苦闷中，特别是在抗战前回内地的台胞体验最深。这种苦闷一度变为恐怖，在“宁错杀百人，不轻放一人”的口号下，一些台胞被内地军民疑为“日谍”，生命随时受到威胁。
台籍青年组织的抗日团体曾寻求国民政府的支持，但蒋介石害怕刺激日本侵略者，严禁各级党政机关与台胞的抗日组织接触，大陆一度高涨的反对日本在台湾殖民统治的斗争渐趋沉寂。台籍青年痛感只有祖国强大，才能拯救台胞，遂投身祖国的国民革命运动。
祖国革命不成功，台湾将无以光复。台籍青年纷纷返回内地，投军效命，奋勇先登。祖国抗日军兴，岛内外台胞，欢欣鼓舞，认为祖国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台胞必可重见天日。台籍志士李友邦成立台湾义勇队，还组织台湾少年团。
台籍志士谢南光（原名谢春木）是1920年代台籍精英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领导人之一。他以记者身份，来到大陆，不断向岛内民众报导内地社会状况。1938年9月18日，谢南光等人发起成立“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加强内地台湾人的联合。他们认为，“台湾革命乃中国革命之一环，中国抗战成功之日，即台湾各民族争得自由解放之时，故必须发动台湾各民族参加中国抗战。”对中国各党各派凡坚决抗战者，“均认为师友，以求其教益与援助。”[8]
为了摆脱日本残暴的殖民统治，台籍志士不断抗争，屡仆屡起，无奈日本殖民者法网严密，武力强大，仅靠台胞自身的力量，实难达成目标。祖国的抗日战争给台胞一个历史性的机遇，他们看到了台湾解放的曙光：“台湾为日本帝国主义之南进根据地，就目前而论，台湾安定，倭寇则无后顾之忧，自可放胆进攻我闽粤各地，进而窥伺南洋群岛。但如台湾革命普遍发展，则倭寇之侵略政策，势必遭受重大打击。故加紧推动台湾革命，对于祖国抗战，实有莫大之帮助。就将来而论：中国欲保持强盛于久远，必须完成海上国防之建设，而闽粤海岸即成为我海上国防之重点；闽之厦门，粤之琼崖，台湾之澎湖，适互为犄角，而扼我海上交通之咽喉。至澎湖早已沦于倭寇掌握中，倘不收回，即海上国防必成残缺不全之局；欲收回澎湖，即非使台湾脱离日本帝国主义羁绊不为功。再就台湾革命立场言之：台湾为一绝海孤岛，被倭寇宰割垂半世纪，欲求自由解放，固须依赖台湾同胞之精诚团结与艰苦奋斗，但日本革命势力之赞襄与祖国之积极援助，亦为不可缺少之要件。由此可知，中国欲速获得最后胜利，而保持国家之强盛于久远，必须援助台胞重获自由解放，台胞欲变奴为主，亦必须协助祖国抗战。”[9]1940年3月29日，“台湾独立革命党”、“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结成“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