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一生清寒，又不善营生，为致力于学术研究，受人济助，十分无奈。所以，他希望儿辈不要再走他的老路，能自立自强，将来的学术成就如何，总不及生活过得心安自足重要。

　　因此日后大哥进海关，二哥进邮政，三哥、四哥也陆续进了海关，都是朝他向往的方向发展。我们这一代中，二哥天赋最高，也最爱古籍与诗词，如以他的资质与兴趣，能追随父亲继续钻研国学，日久必有成就。然而父亲却无视他的爱好和禀赋，竟让他进入邮政，以获得较佳的待遇，能独立生活，当是以自己亲身经历到的宝贵经验为鉴。

　　我们这一代虽无显赫的学历，但儿孙辈亦有多人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差可称得上书香传家吧。

　　·大哥潜明

　　大哥出生于1899年10月，辛亥革命后，跟随父亲与全家前往日本。他从小就与罗振玉全家很熟悉。因此，十九岁那年（1918年），他在上海与罗振玉先生的次女曼华结婚。

　　大哥考入海关，曾在天津海关和上海海关任职。1926年大哥在上海染患伤寒病逝。大哥去世时，年仅二十七岁，英年早逝，无儿无女，令人惋惜。

　　·二哥高明

　　二哥高明，字仲闻，生于1902年，是我们兄弟姊妹八人中最聪明的。他幼时调皮，高中未毕业即因闹学潮遭校方开除，随即考入邮局工作。当时有亲戚在交通大学念书，数学弄不明白，请教他。他把书本前后研究一番，即可教人。

　　二哥爱好诗词，尤其喜爱研究宋词，他心目中的太太自然是像李清照一般的才女。后来由父母之命为他订了一门亲事，他不想接受，但又不敢违抗父母，到了结婚前一天，依然不见踪影。家中仆人到码头到处打听二少爷到了没有，他却直到半夜才回家。但他也只是以此表达心中对传统婚姻制度的不满与抗议，第二天仍然乖乖成婚。

　　婚后他是个负责、爱家、爱孩子的好父亲，认命安分。抗战时，他随政府到后方工作。二嫂在上海，急着想去。他来信说后方生活艰苦，要二嫂留在上海较妥，他一定洁身自爱，决不负她，要她放心。后来证明，他也的确如此。

　　他在邮局工作受到当局器重，被提升到邮检部门，这在国民党时期属中统管辖范围。因此，解放后，他有特务的嫌疑，虽被留用，只是作为一个普通职员在地安门邮局卖邮票。这也给了他读书的机会。

　　二哥幼承家学，从小耳濡目染父亲做学问，他又博闻强记，利用空闲时间继续做起了学问。他的《人间词话校释》《南唐二主词校订》就如“锥处囊中”，终被学界认识。

　　然而1957年他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几位朋友欲办刊物《艺文志》，结果被打成右派，邮局因此将他开除公职。

　　为了谋生，二哥只好四处找工作。这件事被爱才若渴的国务院古籍小组组长齐燕铭知道后，特将他推荐给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于是二哥进了中华书局文学组，但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他只能当一名没有名分的临时工。

　　1960年前后，时值中华书局编辑的《全唐诗》进入收尾阶段，二哥为该书审核标点。正好此时，二哥的好友词学家唐圭璋编纂修订《全宋词》，唐先生当时在南京，有些资料不易取得，就写信给二哥，请他在北京为《全宋词》补充资料并审核全稿。二哥完成《全唐诗》后，遂接手《全宋词》的校订工作。

　　初识二哥的人，认为他不过从小受到父亲的启蒙熏陶，基础厚实，但长期在邮局工作，学术上的成就不可能太高。但没过多久，他深厚到令人吃惊的学识令编辑们折服了。可以不夸大地说，凡是有关唐宋两代的文学史料，尤其是宋词、宋人笔记，只要向他提出问题，无不应答如流。一句宋词，他能告诉你词牌、作者；一个宋人笔记的书名，他能告诉你作者、卷数、版本。有人戏称他是“宋朝人”，他不以为忤，反而自得，以后还经常自称“宋朝人”。

　　在订补《全宋词》的四年工作过程中，二哥写下了大量的宋词考据笔记。当时的文学组组长徐调孚先生一再鼓励他将这些笔记整理出来。

　　他用了一年的时间，终于整理出了二十余万字的《读词识小》。内容全部是有关作家生平、作品真伪、作品归属、词牌、版本的考订，其严谨和精审，和任何一本高水平的词学考订专著相比都毫不逊色。

　　中华书局特请钱钟书先生审读，钱先生很快读完全稿，让有关人员带口信说：“这是一本奇书，一定要快出版。 ”但由于二哥的身世背景，1964年有关条例已下达，在《全宋词》上署名尚且不可，焉能出版专著？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二哥受到极大的打击。此时，他连做临时工的资格也没了。1969年，在隔离审查中，他喝下“敌敌畏”（DDT），带着遗憾离开了人间。 

　　二哥长子庆端，1926年出生，不知下落；次子庆同之女友为留日博士；次女令三的长女李春为留澳博士；令三的次女李东辉美国医学硕士，现作为引进人才在上海浦东工作。

　　三子庆山之长子王亮，复旦大学博士，现服务于复旦大学古籍部，任副研究员；女儿王晴是上海财经大学硕士。孩子们的成就，能否让父母感到欣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