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大家来玩玩曾国藩与李鸿章的对对碰游戏
各花入各眼——名人们的对对碰玩法
曾国藩、李鸿章这两位晚清最著名的权臣,人们究竟怎么评价他们呢?我们先从官方记载中入手。在《清史稿 曾国藩传》中,把曾国藩比喻为诸葛亮、王守仁,以“中兴第一人”,对他进行了定性。在《清史稿 李鸿章传》中,对李鸿章的评价是这样的:“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唯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首先肯定了李鸿章是中兴的名臣,他的一生和军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人们往往把军事方面的成就当做了他的主要功绩,反而忽略了其他方面诸如内政外交的功绩。他在清朝的对外交往,是前所未有的,堪称中国外交的开山鼻祖,他是皇帝的好臣子、社稷的守护神。
在肯定李鸿章的功绩后,又直言不讳地说到了李鸿章的缺点。那就是惯用利益来笼络人,过分自大,再加上对于事情的轻重缓急把握不好,所以导致了对他的质疑之声不断。这些说法也对也不对,李鸿章依靠给别人好处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点没错。从淮军到洋务运动再到外交活动,李鸿章基本上都是从现实利益出发,采取许人以各方面条件从而达到目的。别说是给别人,就是李鸿章自己也在为官的时候,聚集了大量的财富,其中主要是在兴建洋务时,投入自己的份额,获取经济利益。
在这点上,李鸿章确实无法与曾国藩相比。曾国藩死后留下了可怜的家产,一点儿不像做了这么多年封疆大吏的人。而据说李鸿章给子孙留下了数千万的资产,这些资产的来源虽然不是收受贿赂而来,但利用手中的职权谋求私利是一定的。所以说李鸿章在“经济问题”方面还是让人诟病的。而对于处理事情不分轻重缓急的问题,倒是不贴切,可能是实在找不出什么托词来掩盖清朝已经孱弱不堪的真实原因,只好将李鸿章在外交上的屡次失败归结于他办事能力不强。
从清史稿对两人的评价,可以看出曾国藩明显要高于李鸿章,曾国藩的本传没有一个字的不好,李鸿章却被直接点出了缺点,所以从官方的角度看,曾国藩是个完美的大臣,而李鸿章是个有些瑕疵的臣子。从谥号中,曾国藩谥号文正,李鸿章谥号文忠,也可以看出,“文正”比“文忠”,还是高了一个档次,表明曾国藩在清朝历史上的地位要高于李鸿章。
说完官方的评价,我们再来看看同时代的人对这两人的看法。湘军、淮军中的元老级人物由于所处时代的不同以及派系的不同,对于曾国藩、李鸿章的评价不尽相同。对湘军的将领而言,一方面是当时李鸿章尚未发迹,另一方面这些老将基本上在李鸿章掌权时都已经去世,所以他们对曾、李不可能有整体的评价。
特别是左宗棠这种看谁都不顺眼的将领就更不要提了,反正在他眼里曾国藩水平不高,李鸿章能力不强。倒是与曾国藩、李鸿章共同参与洋务运动的容闳的话,可以作为一个参考。他在《西学东渐记》中这样描述曾、李二人:“(曾国藩)财权在握,绝不闻其侵吞涓滴以自肥,或肥其亲族,以视后来彼所举以自代之李文忠,不可同日语矣。文忠绝命时,有私产四千万以遗子孙,文正则身后萧条,家人之清贫如故也……李文忠虽为曾文正所荐举以自代之人,顾其性情品格,与文正迥不相侔。其为人感情用事,喜怒无常,行事好变迁,无一定宗旨,而生平大病,尤在好闻人之誉己。其外貌似甚鲁莽,实则胸中城府甚深,政治之才,固远不迨文正,即其人之忠诚与品格,亦有不可同日而语者。”从“文正”、“文忠”的字眼,可以推断容闳是在李鸿章去世后才写了以上的文字。里面主要反映了容闳对于曾国藩、李鸿章的看法,并明确表示曾国藩要比李鸿章强。比如“廉洁”的问题,再次提到了李鸿章假公济私的事情,而且还认为李鸿章主要是好面子,依着自己的性子办事,思想品质也差曾国藩一大截。与两人共过事的容闳,他的评判应该算是从与曾国藩和李鸿章的直接接触中所得,相对还是比较客观的。
在梁启超撰写的《李鸿章传》中,也对曾、李两人进行了比较。“李鸿章之于曾国藩,犹管仲之鲍叔,韩信之萧何也,不宁唯是,其一生之学行见识事业,无一不由国藩提携之而玉成之。故鸿章实曾文正肘下之一人物也。曾非李所及,世人既有定评。
虽然,曾文正,儒者也,使以当外交之冲,其术智机警,或视李不如,未可知也。又文正深守知止知足之戒,常以急流勇退为心,而李则血气甚强,无论若何大难,皆挺然以一身当之,未曾有畏难退避之色,是亦其特长也。“以历史学家的视角,梁启超依然认为曾国藩要在李鸿章之上。虽然管仲和鲍叔、韩信和萧何的比喻不是很恰当,但可以道出曾国藩对李鸿章的知遇之恩。梁启超认为李鸿章只能算是曾国藩幕府中的普通一份子,这点倒是值得商榷。毕竟和曾府中其他人相比,李鸿章的作为是有目共睹的,将他划为一般的人物难免有些降低李鸿章。
但梁启超还是对李鸿章面对清朝内困外扰的局面勇于挺身而出的精神表示了肯定,但这只是李鸿章出彩的很小一部分。从整个《李鸿章传》来看,梁启超对于李鸿章的人生进行了批判性的赞扬,即对李鸿章的不足予以激烈的抨击,又对李鸿章处于千年未有之变局感到无奈,更为世人对李鸿章的种种非议表示了不满。用梁启超自己的话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除了以上比较公正的评价外,当然也少不了对曾国藩、李鸿章激烈的批判。比如说章太炎,他是清末民初的革命家、思想家、学者。他对曾国藩的评价那叫一个犀利。“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贤、谳之则为元凶。要其天资,函功名,善变人(虚伪)也。……金陵之举(屠城、杀忠王)……所志不过封御侯,图光紫……死三十年,其家人犹曰‘吾祖民贼’。悲夫,虽孝子贤孙,百世不能改也。”意思就是曾国藩非但不能说是贤良,反而是一个沽名钓誉的伪君子,他的志向无非是当大官,其后世也被他所拖累。放在章太炎那个时代,这些批判也可以理解,毕竟曾国藩是传统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就代表这封建势力,作为新思潮的倡导者,章太炎自然要对曾国藩大加批评,只是这个以偏概全的评判未免有失公允。
曾国藩被批得厉害,李鸿章更是在劫难逃,从名声上来说他要比老师“臭”得多,所以对他的批判那就更是比比皆是。就像梁启超所说的,“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没有作为的人一定是没有赞誉和非议,而名震天下的人,不一定是君子,被人骂得体无完肤的人,不一定不是伟大的人。从另一个方面理解就是,别以为你想挨骂就能挨骂的,挨骂也是要有资格的,一般的人想挨骂都难,当然这里的挨骂是指全民齐上阵的那种。
其中以近代学者费行简在《近代名人小传》的评论最为刻薄。“及殁家资逾千万,其弟兄子银私财又千余万,生平主练兵制械而不主战……俗论拟之为秦桧,予不敢议其国刻也。”把李鸿章和著名卖国贼秦桧画上了等号,这个比喻堪称对李鸿章最大的讽刺。《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割地赔款的事情,都少不了李鸿章的身影,这就说他是秦桧,笔者不敢苟同。李鸿章背后有慈禧太后,还有一大群怕洋人怕得要死的王公大臣,反而是敢于站在最前方的李鸿章成了替罪羊。纵然李鸿章在外交上频频犯错,但他一个人的力量绝对改变不了整个清朝。看历史必须站在高处全面地看,没有人想被人唾骂,只是一些事情必须有人要来被骂,真正应该被唾骂的人往往躲在背后。
当然了,有人骂也就有人赞,特别是曾国藩。毛泽东、蒋介石都给予曾国藩很高的赞誉。毛泽东曾经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话,而蒋介石以《曾文正全集》为日常必备书籍,终生读之不倦。毛泽东、蒋介石两位政治思想对立的敌人竟然都对曾国藩表示敬佩,可见曾国藩身上确实闪耀着哲人的光芒。而对李鸿章大加赞赏的却少之又少,可能是其争议性太大的缘故,少有知名人士对其赞扬。
不过,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孙中山曾经向李鸿章上书希望他独立,在那里面孙中山曾经写过“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巨险阻尤所不辞”的话,而后还有“夫以中堂之勋名功业,任寄股肱,而又和易同众,行之尚如此其艰,其他可知矣。中国有此膏肓之病而不能除,则虽尧舜复生,禹皋佐治,无能为也”。这些都表明了孙中山对于李鸿章辛劳为国的敬佩,也寄希望于李鸿章能改变中国的现状。
同台PK——评委打分制的玩法
到底怎么评价曾国藩、李鸿章呢?这个问题,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评判标准,在这里就不再多说,而我们要做的是对两人进行比较,而不是对他们盖棺定论,那就让我们用现在的方法给两个人打打分,看看究竟是老师强,还是学生厉害。我们先从十个方面对两人进行评分,每个方面十分,总计一百分。每个方面基础分为五分,表现突出就加分,有问题就减分,最高只到十分,最低不能为负数,加起来就是两人的最后得分,那就知道谁更强了。
首先,我们先聊聊曾、李的学问。学问这个词涵盖的内容很多,比如说文字水平、学术成就等。曾国藩这个方面很突出,是公认的理学大师,他在理学方面主要是受唐鉴、倭仁的影响,这两人是当时理学的代表人物,而且他们同时也担任着朝廷大员的角色。曾国藩任京官期间,拜在两人门下,对理学的认识进一步增强。
另一方面,曾国藩更加注意自己的修炼,俗话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曾国藩在这个方面曾经以“立志、居敬、主静、谨言、有恒”为自己的座右铭,时刻对自己严格要求。那句近乎苛刻的“不为圣贤,便为禽兽”的标准,就是曾国藩严于律己的体现。所以在名师和个人努力下,曾国藩成为了理学最后一代宗师,这个说法一点也不为过。
理学并不是曾国藩唯一的治学方向,他对历史、文艺、鉴赏等都有研究,他主持的《经史百家杂钞》就是对古代各类文献的汇总。这本书共分为著述、告语、记载三个大类,其中又分为若干小类,比如说辞赋类、书牍类、传志类等,共十一个小类。内容从孟子、庄子等百家,到各位名家的文章,再到私人之间的书信,内容极其丰富,是研究古文的重要参考书籍。《经史百家杂钞》的地位可以与康熙年间吴楚材、吴调侯编纂的《古文观止》和乾隆年间姚鼐编纂的《古文辞类纂》相提并论,其价值不可小觑。
除了编撰文字,曾国藩还经常为别人写祭文。写祭文这事儿可不是随随便便写几句恭维的话就可以的,既要对死者的生平进行简述,还要对他的一生进行评价,而且文字要求也很高,所以能写祭文的必定是被别人认为写作能力超群的人。看看《曾文正全集》就知道,曾国藩一生写了密密麻麻不少的墓志铭,可知找他的人有多少。就是在曾国藩临终之前他还在为别人写墓志铭呢,由此可以看出曾国藩驾驭文字的能力不是一个“强”字能代表的。
而反观李鸿章呢,虽然从他写的诗稿来看,他的水平还不错,但比起曾国藩就逊色了很多。虽然说在曾府,李鸿章曾经是曾国藩的秘书,而且还替老师做过写奏章的文字工作,但秘书毕竟是秘书,必须按照曾国藩的意思去写,代笔只能说明李鸿章的文字功底还不错,取得了曾国藩的信任。再看看《李文忠全集》的内容,除了奏章就是书信,没有留下任何学术的痕迹。唯一可以称道的是李鸿章参与了《经史百家杂钞》的校订工作,虽然这个工作也需要深厚的文化功底,但主编和校订的差距还是比较大,一个是定调子,一个是挑错别字,虽然这样的比喻不是很贴切,但基本上反映了曾、李之间的差距。
在其他方面,李鸿章也没有能超过曾国藩的地方,所以看在李鸿章是进士出身的份儿上,勉强给他基础分五分,最多再加一分,得六分。曾国藩虽是“同进士”出身,但在各方面的出色表现,足以弥补这个缺陷,给他满分十分,应该不算过分吧?
其次我们再来说一下两人的性格。总的来看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性格是互补的,曾国藩有些“黏液质”性格的特质,而李鸿章属于“多血质”性格。其实曾国藩早期是“胆汁质”的性格,主要表现在处理事情比较极端,急于实现自己的理想。特别是在第一次出山的时候,为了尽快消灭太平天国,他不顾与地方各级官员的关系,一味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不考虑别人的感受,所以导致处处受到排挤。
在父亲死去回家躲避风头的时候,他认真反思了自己之前的行为,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太过激,从而得罪了不少人,才使湘军处于非常尴尬的位置。第二次出山后,曾国藩从“胆汁质”性格变成了“黏液质”性格,对待人和事都非常地圆通,办事非常地谨慎,轻易不与人发生冲突。比如说对左宗棠一而再再而三的退让,不与其撕破脸皮,为的是让左宗棠听自己的话,配合自己消灭太平天国。李鸿章年轻时就心高气傲,自恃才能过人,所以过于张扬,好争论长短。
曾国藩对于李鸿章这种争强好胜的性格很清楚,他知道这样很难成大器,所以故意让湘军将领数落他,消除李鸿章身上的“毛刺”。据说在咸丰八年,李鸿章和彭玉麟还因为争辩的事情动了老拳,结果小个子彭玉麟和大个子李鸿章打了个平手。不过在曾国藩不断的调教下,李鸿章的“多血质”性格里面增加了“黏液质”的成分,逐渐趋于沉稳。曾国藩对于自己的“黏液质”性格也清楚,这种性格的人常表现得遇事优柔寡断,曾国藩也犯了这个毛病,特别是在重大问题上。比如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朝廷急命曾国藩调集湘军勤王,曾国藩迟迟做不出决定。而这时李鸿章斩钉截铁建议曾国藩不去勤王,而专心致志对付太平军,曾国藩听从了李鸿章的建议。这是李鸿章“多血质”性格的优势,就是遇事果断。《曾国藩日记》中也有记载,一些事情和李鸿章商量过后,曾国藩立即就能决定,所以两人形成了性格上的互补。
虽然“祁门别离”是两人性格差异的体现,但最终李鸿章按照曾国藩的教诲,不断修正自己的性格。在对待左宗棠的问题上,李鸿章就是按照曾国藩的办法,尽量顺着左宗棠,就算后来有了“海防”、“塞防”之争,也没有导致两人像曾、左那样的决裂。纵观两人的性格,不能单单以一种性格来归纳,只能说是性格上各有优劣,因此,两人在性格上打成了平手,各得六分。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两个人的品质。曾国藩可以说是趋于完美的。一是忠君爱国、体恤百姓,二是严于律己、两袖清风。在湘军创建伊始,曾国藩写过《爱民歌》等,主要是拉近和百姓的距离,获取百姓的支持。这个的效果还不错,曾国藩的口碑传播开来。而且曾国藩在廉政方面也是过硬的,就如前面所说,他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求私利。所以在品质方面曾国藩可以加五分。
但曾国藩还是有瑕疵的,比如说天京被毁、私斩李秀成。虽然说曾国藩是为了弟弟曾国荃而迫不得已这么做的,但正是他偏袒弟弟的私心,成为他无法掩盖的污点。而湘军后期风气败坏,曾国藩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两方面对于曾国藩的影响很大,所以还是需要给他扣两分。李鸿章就差一些了,忠君这点是毋庸置疑的,不是他挺身而出,可能清朝还不知道被挤兑成什么样。而且由于李鸿章所处时代更加凶险,所以这种忠君爱国的精神更加可贵,姑且给他加上一分。
李鸿章对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不错,虽然在中法战争中将他从法国公使的位置上拉了下来,但那是受形势所逼,而后将他安排在海军衙门工作,算是对他也不薄。不光厚待恩师的孩子,对待政敌的儿子李鸿章也没有落井下石。比如左宗棠,李鸿章和他打了一辈子的官司,但左宗棠死后,李鸿章对待左宗棠的后代没有夹杂个人恩怨,还保举左宗棠的儿子为官。这样摒弃前嫌的人品还是值得赞扬的,所以给李鸿章再加一分。
但李鸿章最大的问题就是假公济私的问题,前面多次说到,这里就不啰唆了,直接扣两分。品质这项曾国藩得八分,李鸿章只能得基础分五分。
接下来,我们再比较一下两人最重要的方面—军事。军事是曾国藩、李鸿章的发家法宝,所以这个项目的打分比较复杂,先从军队建设说起吧。曾国藩创建湘军这是具有跨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有了湘军才有了淮军,有了淮军才有了北洋军阀,继而清朝灭亡。
虽然不能说是北洋军阀直接导致清朝的覆灭,但它还是在其中发挥了作用。从这点看,曾国藩建立湘军既挽救了清朝,又在另一个方面终结了清朝。从军队组成来看,湘军以血缘、地缘为主,而淮军的成分就复杂多了,这就决定了湘军的组织性较淮军要强不少,但两者都存在着领导至上、国家意识淡薄的问题。
从湘、淮两军的军事成果来看,湘军最大的成就莫过于平定太平天国起义,使得清朝继续统治了几十年,曾国藩作为第一领导,应该是居功至伟,而且曾国藩的两个弟弟曾国华、曾国葆都是死在战场上,加三分一点儿都不过分。
淮军在剿灭太平天国起义中起到的是辅助作用,主要功绩在于镇压捻军起义方面,而且李鸿章对于先进武器的引进要比曾国藩进步得多,可以给他加两分。湘军的迅速衰败和曾国藩自身有着很大的关系,他为了保住自己而将湘军裁撤,所以湘军的地位很快被淮军超越,曾国藩以个人利益而放弃军事建设,是他的一个明显的不足,要给他扣一分。
反观淮军,虽然在清末成为国防主力军,但李鸿章任人唯亲,将不懂海战的丁汝昌等人安置到北洋水师,造成全军覆没,淮军陆军主力也在对日本的战斗中屡屡失败,使得整个淮军经甲午战争而分崩离析。李鸿章作为第一指挥员,对甲午惨败难辞其咎,所以要给他扣除一分。在军事上,曾国藩七分,李鸿章六分。
再来看看曾国藩、李鸿章的幕僚。俗话说强将手下无弱兵,有多少强人也从侧面说明了领导的能力和个人魅力有多大。曾、李的幕僚这个范围很广,既包括军师、秘书一类的文职人员,又包括战将、后勤等军事人才,甚至还有外交、洋务的特殊人才。
曾国藩的幕僚据统计多达四百人以上,其中官位达到三品以上的就有二十多人,其他中层官员的人数就不计其数了。文有刘蓉、李元度,武有彭玉麟、郭嵩焘、罗泽南、塔齐布等,洋务有徐寿、华蘅芳、容闳、李善兰等。
特别是曾国藩本人有独到的用人之道,总能人尽其才,堪称用人之高手中的高手。而李鸿章呢,其幕僚的数量也很惊人,比如说武将程学启、刘铭传等人,文有吴汝纶、张佩纶,洋务有丁日昌、盛宣怀等,外交方面有伍廷芳等,还有马格里等洋员也是他的得力助手。这些李府的幕僚做到大官的人数也不少,不过和曾国藩的幕僚群比起来,还是稍逊一筹,而且李鸿章的好多幕僚都是原来曾国藩的幕僚,后转入李府,如吴汝纶、丁日昌、李传黼等。再加上李鸿章的用人之道也较曾国藩差一些,比不上老师的慧眼识珠,所以在加分方面,曾国藩可以加三分,而李鸿章只能加两分。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幕僚的影响力,曾国藩光有李鸿章、左宗棠两个重量级的人物就加分不少,何况连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弟弟李昭庆、李鹤章都曾经跟随曾国藩。无形之中李鸿章反而给老师加了分,这个实在是没有办法,谁叫他也是出于曾府呢。李鸿章的幕府里就鲜有像自己那样从幕僚发展成一代权臣的人了,唯一的一个就是袁世凯,但袁世凯有 “篡位为帝”的不光彩经历,所以就幕僚的影响力来说,曾国藩可以加两分,李鸿章只能加一分。幕僚一项曾国藩的得分是满分十分,而李鸿章只能是八分。
再往下比,就是官职上的比较了。就让我们先看两人的官场履历吧。曾国藩科举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检讨、翰林院侍讲、翰林院侍讲学士、礼部侍郎、兵部右侍郎、工部左侍郎、刑部左侍郎、吏部左侍郎、湖南团练大臣、两江总督、直隶总督。荣誉官衔有协办大学士、太子少保、一等伯爵、武英殿大学士、赐双眼花翎,去世后最终身份是太傅、一等侯爵、谥号文正。
李鸿章就牛一些了,科举为二甲第十三名赐进士出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编修、授予道台交军机处记名、福建延建邵遗道缺、江苏巡抚、办理通商事务大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直隶总督、两广总督、北洋大臣,荣誉官衔为骑都尉世职、一等伯爵、武英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赐三眼花翎,去世后追赠太傅、晋封一等侯爵、谥号文忠。
从两人的履历可以看出,曾国藩属于一步一个脚印,慢慢爬上来的。李鸿章却是跳了几级蹦了上来。曾国藩有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兼任过五个部的侍郎,而李鸿章最牛的就是赐三眼花翎。
从这个方面比较李鸿章应该比曾国藩强不少,而且李鸿章还比曾国藩多了文华殿大学士的头衔。综合起来看,李鸿章做官要比曾国藩强了不少,但遗憾的是两人都没做过军机大臣,所以李鸿章可以加三分,曾国藩只能加两分。而谥号上,曾国藩的“文正”比李鸿章的“文忠”要高一大截,那曾国藩可以加两分,李鸿章加一分。在官职这个硬指标上,两人打成了平手各得九分。
再一项就是洋务运动了,这也是李鸿章的强项。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开创者,其推动历史的功绩世人皆知,不管是学习西方知识还是努力推动“中国工业革命”,曾国藩都是敢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李鸿章是曾国藩的继任者,比起老师,他的魄力更大,步子也迈得更大。他不局限于军事建设,民用、工业都是他积极倡导的。就铁路、电报这两项对日后中国具有深远意义的事情,就能证明李鸿章超越其他人的眼光。
虽然其中少不了像北洋水师覆灭这样的惨痛教训,但整体看来,李鸿章促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功绩是无法磨灭的。言简意赅,在洋务运动这一项中,李鸿章可以得九分,而曾国藩就要“委屈”一下,只能得七分了。
与洋务运动息息相关的就是外交了。这点曾国藩还真是处于下风,天津教案让他成为万人唾骂的对象,这让他减分不少,但他对外推崇的“诚信”精神,还是影响到了李鸿章。李鸿章在外交上看似比老师占有优势,毕竟他被认为是晚清首屈一指的外交家,可就是因为这样,每每他都被推到风口浪尖上,弱国无外交,这让李鸿章在外交方面屡屡受挫。
大家都经历过找人办事、看别人脸色的时候,说实话没人喜欢矮人一头、笑脸相陪的“孙子样”。而李鸿章看着洋人的脸色,这个滋味更不好受,但他又只能强颜欢笑,不得不为。随后《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臭名昭著的不平等条约都少不了他的身影,而他信奉的“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只能是权宜之计,就是这个没办法的办法,使李鸿章陷入依靠别人的境地,每次都是以牺牲中国之利益换取洋人之利益,所以有人说李鸿章办了一辈子的外交,吃了一辈子的亏不无道理。
将两人进行比较,可以得到这样的分数:曾国藩树立外交思想可加一分,但应对外交无手段要减一分,只能得到五分;李鸿章周游各国,受到礼遇,可以加一分,处于矛盾重重的外交场,能依靠个人能力周旋于各国之间,加三分,口碑较差,名声被毁,扣两分,实际得分七分。
让我们再来看看他们的政绩。这里所说的政绩主要是曾、李两人在官场上的表现,比如说整顿吏制。在整顿吏制方面,曾国藩先给李鸿章做了表率,他对贪官污吏有着与生俱来的仇恨,他又深谙官场的险恶,所以对于惩治官吏还是采取以儆效尤的办法,打击一批,吓唬一批,拉拢一批,尽量不造成与大多数人的敌对,这是他从第一次出山和湖南各官员冲突中得来的经验。所以他对于那些臭名在外的官吏还是采取弹劾的办法,从而净化官场。
而李鸿章也深谙此招,但他的心更“狠”一些,经常弹劾那些不得力的官员,从而安插自己信任的官员。从两人的奏章上常常看到他们弹劾官员的折子,不过基本上仅限于自己手下,对于一些“背景深”的大员,他们只能采取迂回的办法。当然两人弹劾别人,也就常常遭到其他人的弹劾,这倒是正常的,在官场上混,不被弹劾还真的不正常。在整治吏制上,两人可以都加两分。
和现在考核政绩不同的是,那时候民生问题反而成为了无关紧要的事情。曾国藩、李鸿章在这方面也是欠缺的,不多的亮点中,以治理永定河为两人为民造福的代表,毕竟他们的主要精力放在“伺候”朝廷上,老百姓的事情只能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了。所以两人还可以多加一分,又一次打成了平手,各得八分。
最后就是两人后代的比较了。什么样的家长教育出什么样的儿女,这点是不能忽视的。曾国藩有儿子曾纪泽、曾纪鸿,女儿曾纪静、曾纪耀、曾纪琛、曾纪纯、曾纪芬。曾纪泽已经说过了,是一名外交家,曾任驻俄、法、英公使,后参与中国海军的建立,其后为总理衙门大臣,户部、刑部、吏部侍郎。曾纪鸿自学西方数学,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数学家,著有《对数评解》等数学专著。
而曾国藩的女儿中以曾纪芬名声最高,是一代才女。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李经述、李经迈、李经溥,女儿李经璹。李经方曾跟随父亲出使日本、俄国、英国,后出任邮传部左侍郎,辛亥革命后被罢官。李经述是一名诗人,曾任三品参赞官。李经迈曾作为出使奥地利大使,后授光禄寺卿,历任江苏、河南、浙江等地按察使。李经溥事迹不可考,而唯一的女儿李经璹嫁给了李鸿章的幕僚张佩纶,他们的孙女就是大名鼎鼎的作家张爱玲。
可以说,从曾国藩、李鸿章的第二代可以看出,曾家的孩子要比李家的孩子有出息,所以给曾国藩加两分,李鸿章加一分,最后分别得七分和六分。
十个方面都说完,这样我们梳理一下两人的总得分:
学问 性格 品质 军事 幕僚 官职 洋务 外交 政绩 后代
曾国藩 10 6 8 7 10 9 7 5 8 7
李鸿章 6 6 5 6 8 9 9 7 8 6
有五项曾国藩比李鸿章得分高,有三项两人平分,有两项李鸿章比曾国藩得分高,总分曾国藩77分,李鸿章70分,师生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依旧是老师胜过学生。而曾、李两人能打多少分,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赞也好骂也罢,这两位极具争议的人物已经离我们而去,我们更应该站在他们的角度去审视一下晚清那段令人心痛的历史,让历史不要重演。
崇效天
2012年10月于山东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