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高升有窍门——清朝的官场是个关系网

　　大树底下好乘凉——穆章阿助曾国藩平步青云

　　道光二十年曾国藩回到北京，四月翰林院开始了散馆考试。这个考试属于翰林院内部选拔考试，根据考试成绩，分别授予不同的职位。曾国藩在这次考试中名列二等第十九名，又是一个不太理想的成绩，他被任命为翰林院检讨。这个检讨可不是自我批评，而是做一些文字类的杂活，官衔是从七品，基本上和实习生一样。起点高并不代表一定能干高层，虽然说清朝多数汉族重臣都是翰林出身，但还有更多的庶吉士没有得到重用呢，所以出身翰林也不能保证一定就前途无量。在那个年代，官场更像一张关系网，在这个网中没有背景管你是不是翰林，一样该干吗干吗。曾国藩也很清楚这个道理，对于他这个穷学生来说，找棵能依靠的“大树”是个现实的问题。而问题就在于怎么能靠上“大树”，那些大权在握的上层不是随便靠就能靠上的。不过曾国藩很幸运，不用他找，“大树”就靠上了他。这棵“大树”就是穆彰阿。前面说过，穆彰阿对曾国藩的印象很好。

　　这不，到了关键时刻，好印象发挥了作用。过了三年，道光二十三年曾国藩赶上了翰詹大考。翰詹大考是翰林院和詹事府两个后备人才储备库的集中选拔。这个大考是决定命运的机遇，按照那时候的用人规则，翰詹大考考好了过不了多久要么外放做总督、巡抚，要么就做尚书、侍郎，前途一片光明。但要是考砸了，那不好意思，还请继续做穷翰林吧。所以曾国藩对这个大考看得很重，而且非常紧张。他自己在日记中都写道：“初十日大考，闻之甚觉惊惶。“而这次大考的主考官就是穆彰阿，他已经把持这个位置很多年了。大考如期而至，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隆重举行。参加人数为127人。但有三个托病不来的，估计是被吓破了胆。还有一个胆倒是很大，想作弊，被发现了送去刑部治罪，连这种考试都敢作弊，真是胆子太大了。最后包括曾国藩在内的123人参加了这次大考。考试题目三个，自己自由发挥吧。当时整个考场的气氛异常的紧张，曾国藩也不例外。在规定时间里答完考卷，曾国藩战战兢兢地离开了考场。等考完了，曾国藩给别人看自己考试打的底稿时，发现里面有错误，他悔恨地大呼小叫，连续好几天食不知味、夜不能眠。

　　就在曾国藩为自己的失误追悔不已的时候，一个好消息传来了，穆彰阿要找他。穆彰阿让曾国藩将大考的书稿拿到他那里瞧瞧。曾国藩十分意外，也十分的高兴。意外的是穆彰阿这样的大人物怎么突然想要自己的书稿，高兴的是正愁没找到“大树”呢，正好借机和穆彰阿拉近一下关系。曾国藩立即回家工工整整地把书稿又抄了一份，亲自送到了穆府。

　　而这次会面以后，曾国藩的人生发生了一个质的飞跃。其实穆彰阿和曾国藩也算是师生关系，因为曾国藩三次科举都是穆彰阿当主考官。等曾国藩进入翰林院后进一步接触了穆彰阿，穆彰阿对他评价不错，当做自己的门生对待，关系还算不错。而具体这次会面曾国藩和穆彰阿说了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以后的发展可以看出，通过这次会面，穆彰阿将曾国藩当做了自己的“嫡系部队”。几天后，大考成绩公布了。曾国藩名列二等第一。不久他被授予翰林院侍讲，官衔升到了正六品。曾国藩走到这一步，穆彰阿在里面发挥的作用不言自明。而曾国藩也开始了“N级跳”的发迹之旅。

　　名师出高徒——曾李二人齐头并进

　　就在曾国藩开始辉煌人生的这一年，李鸿章出现在他的视线中。在去往北京的路上，李鸿章意气风发，连作了十首《入都》诗。 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这句气势果然不同凡响。当年西汉班超的“觅封侯”让李鸿章用在了自己的诗句中，可以看出他志向不是一般的远大。在曾国藩通过大考、荣升翰林院侍讲的同一年，李鸿章也遵听父命来到了北京。

　　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当时在刑部担当郎中一职，正五品。不管是年龄还是官衔，李文安都要比曾国藩高些。但是李文安并没有因为这些而觉得在曾国藩之上，他反而觉得曾国藩是个了不起的人，所以两人的私交还算不错。李鸿章进京不久，就在父亲的引见下，拜会了曾国藩。年龄相差十二岁的两人，竟然一见如故，这种冥冥中安排好的见面铸就了他们二十多年的交往，也正是这次见面成就了晚清两代权臣之间亦师亦友的关系。而分析起两人为什么能这么快惺惺相惜、视为知己，这就不得不从两人的个人修养和志向说起。

　　曾国藩的“学术方向”是理学，也就是儒学的新发展。他以精研理学为己任，对自己的要求那叫一个高。他有个座右铭就很深刻地诠释了他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这个座右铭够狠吧，难道人类就分圣贤和禽兽两类吗？当然不是，绝大多数的人属于两者中间的那类—凡人。但曾国藩却不这样认为，他要按圣贤的标准要求自己，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就是禽兽，这样的行为准则真是太苛刻了，但曾国藩却不懈地坚持着。在加强自身修养的同时，曾国藩还有远大的理想—治国平天下。其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本来就是儒家的信条，这个信条是个有机的整体，只有自身修养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才能谈到治国平天下，自己的思想层次到不了高层次，为国家、人民分忧就是空话。

　　曾国藩以“经济”为自己的人生目标，“经济”不是说金钱，而说的是经世济民。他通过多年的学习钻研，确定了自己“经济”之理，通过一个人的力量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百姓安居乐业。这个理想在什么时候都是那么的崇高，在清朝后期更是显得弥足珍贵。而李鸿章的思想也和曾国藩不谋而合，从上面李鸿章所做的诗句就可以看出，李鸿章的志向并不在于老婆孩子热炕头这种低层次的人生目标，出人头地、成就一番大事业才是他的目标，两个人的宏志，让他们找到了共同语言。

　　有了共同语言，曾国藩和李鸿章算是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两人见面后不久，李鸿章就以“年侄”的身份拜在曾国藩门下。在这种师徒关系下，两人少不了谈论政事，而这时的李鸿章纵然有大才，但在曾国藩面前，他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学生。有宏伟的志愿，不代表已经成熟。李鸿章还是懵懂少年，曾国藩已过而立，面对李鸿章这个还没过科举大门的学生，曾国藩教授李鸿章还是绰绰有余的。在和曾国藩相处的日子里，李鸿章对这位老师是怀着崇敬的心情，在他给母亲写的信中就能看出。

　　“慕曾涤生夫子之名，请渠出任社长，社规每月应交文三篇、诗三首。初次会读，男以诗文受知于曾夫子，因师事之而朝夕过从，求义理经世之学。”

　　从上面的文字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于李鸿章的教导不仅在经世大道理方面，还从做文章这个最基本的事情，对他言传身教。而做文章的水平，是曾国藩收下李鸿章这个学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曾国藩的水平就不用质疑了，李鸿章也不赖，作诗、写文章都具有较高的水平。如果不是这样，估计曾国藩也不会和李鸿章这么快就走到一起，文人之间的互相欣赏是促成两人密切关系的催化剂。

　　有了名师的指导，李鸿章的学业大有进步。在第二年（道光二十四年）的顺天恩科乡试中，李鸿章不负众望，取得了第八十四名的成绩，虽然成绩不算是很好，但至少先过了举人这一关。而且李鸿章也在这一年与赵氏结婚，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可以说是双喜临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李鸿章全力备战会试。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李鸿章参加了乙未恩科会试，曾国藩正好出任这次会试的同考官。同考官的职责是协助主考官阅卷，事情看起来很有趣，自己的老师给自己看卷，可能有人觉得这次李鸿章一定十拿九稳了。但残酷的现实告诉大家，会试是件严肃的事情，跑关系走后门是不可以的，李鸿章铩羽而归，他落榜了。

　　但这并不妨碍曾国藩对李鸿章的赞扬，他曾经这样对李鸿章哥哥李瀚章说：“令弟少荃，乙未之际，仆即知其才可大用。”意思很好理解，李鸿章是个好苗子，一定会有所作为。李鸿章没有被击倒，这么小小的挫折不会让他灰心丧气，他继续埋头苦读。

　　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了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李鸿章再次参加会试，一举高中二甲第十三名，此时李鸿章二十四岁。从师生两人的科举经历来看，李鸿章确实比老师曾国藩幸运了很多，李鸿章比曾国藩早通过科举，而且名次也比老师靠前，进士出身和同进士出身，这点儿是不容置疑的，这可能也预示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吧。

　　李鸿章年纪轻轻就跨过了科举这座大山，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万里长征第一步，而老师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在曾国藩与李鸿章确定师生关系后，李鸿章并没有拘于接受曾国藩的思想，而此时曾国藩公务在身，比如说到四川当主考官等，所以曾国藩和李鸿章并没有长时间地在一起。

　　李鸿章借着空隙的时间，在父亲的引领下，遍访了吕贤基、王茂荫等皖系的京官，拓展了自己的视野。但无论如何，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曾国藩对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于李鸿章写作文风的影响。曾国藩对于韩愈的古文尤为看重，这点也影响到了李鸿章。在李鸿章写给弟弟李鹤章的信中就写道：“余生平最喜读者，为韩愈《论佛骨表》，取其气盛也。”这对日后李鸿章参加科举考试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第二就是对历史的研究态度。期间曾国藩编著《经史百家杂钞》一书，而曾国藩让李鸿章参加了校订工作。通过这次工作，本喜史书的李鸿章，更加对中国古代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从中领悟到很多朝代盛衰的道理，让李鸿章感悟颇多，修养提升了一个档次。

　　李鸿章晋身进士后，曾国藩甚是高兴，他将李鸿章、郭嵩焘、帅远燡、陈鼎四人列为“丁未四君子”，对他们抱以很大的期望，希望他们能够仕途腾达。和老师的升迁之路一样，如果想飞黄腾达还要面对朝考这一关。李鸿章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步步紧随才能不落人后。李鸿章一路上顺风顺水，朝考成绩不错，被授翰林院庶吉士，而后道光三十年（1850年）又在散馆考试中顺利突围，授予翰林院编修一职，他的官位从正七品起步，而这时的曾国藩也在仕途上撒了欢儿地一路向前。

　　得道有先后——二品大员VS低等京官

　　在曾国藩被划为“穆党”之后，他的官运不能用亨通来形容，而简直就是火箭般地往上蹿。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五月曾国藩被任命为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士，从正六品到了正五品。九月，又转任翰林院侍讲学士，虽然只比开始的翰林院侍讲多了学士两字，但差别可大了，加了学士就成了从四品。没两天又加封文渊阁直阁事，别看级别没升，但文渊阁是皇家图书馆，在那里当差地位还是蛮高的。仅仅两年后的道光二十七年，曾国藩又一次参加了翰詹大考，名次是二等第四名，这样他顺利被任命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侍郎的级别是正二品，曾国藩跃了三级，直接成了二品大员，这样的升迁之路怎能是一般人能够比拟的。

　　曾国藩一年连跳四级、十年七迁、连升十级的辉煌经历，自身能力是一个方面，穆彰阿的作用不可小觑，有一个故事说的就是穆彰阿提携曾国藩。说是有一天，道光皇帝要召见曾国藩，曾国藩心情忐忑地去了。

　　但是在皇宫里左等右等就是不见道光皇帝，曾国藩心里那个没底啊。后来太监说皇帝有事，让曾国藩先行退下。曾国藩不明就里，很是纳闷，就去向穆彰阿请教。穆彰阿听后觉得事情蹊跷，并问曾国藩是否注意所在房间墙壁上悬挂的字幅，曾国藩说太紧张了没注意。随后穆彰阿让仆人带了四百两白银贿赂了宫内的太监，将房间内那些挂着的历代圣训都抄了下来，并让曾国藩连夜背诵。到了第二天，道光皇帝接见曾国藩时，果然询问他房间里的圣训，曾国藩对答如流，道光皇帝非常高兴，随之重用曾国藩。用现在的话说，这只是条花边新闻，但足可见穆彰阿对于曾国藩的知遇之恩。

　　无论怎样，曾国藩还是坐到了高官的位置上，他自己也有些春风得意。从他的家信中就能表现出来：“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可见曾国藩的心情是多么的舒畅。在道光二十九年他得到了礼部右侍郎的官衔，还顺带着兼任兵部右侍郎，算是两个部门的头头。虽然说不能二品加二品等于一品，但权力的膨胀还是让他对未来充满着期望。

　　这时候的李鸿章属于低等京官，和老师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但这种差距并没有拉远他们的关系，李鸿章依旧以学生的身份向曾国藩学习着。有这么一位高官老师，李鸿章一定感到光荣，更看到了希望。在李鸿章眼里，曾国藩不只是老师，更像一个偶像，指导着他努力进取的方向。从老师到同事，从上级到下级，这样微妙的关系确实为两人带来了更多的话题，李鸿章默默地从曾国藩身上汲取着养料，他想成为和老师一样成功的人。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大事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