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岁那年，身为外科手术大夫的父亲第一次带我进入了他的手术室，带我观看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各种人体标本。对于年幼的我而言，那些被浸泡着的东西看起来像一个个的噩梦。可是父亲却对我说：“孩子，你长大了也应该成为一名医生。只是，别像我一样，整天给人切切割割。你应该做个更高明的医生。”那时，我并不懂父亲这句话的意思，只是觉得自己不喜欢这个职业。但是即使如此，我还是在父亲的教授下，给一个小动物做了一次接骨手术。

　　中午，我到食堂打饭，师傅递给我6个有些发黄的馒头，我将馒头放到篮子里，就想起了那些被浸泡在实验室玻璃罐子中的器官。我没有任何吃的欲望。提着篮子中的6个馒头，我向家中走去。不想，却突然追上来一条德国狼犬。我虽没有看见过狼，但我想象，狼大概就那个样子。于是，它成为我假想中的狼，我拼命地跑。谁知，我跑得越快，它就叫得越凶，追得越急。我一不小心摔倒在地，地面上正好新铺了各种大小不一的焦炭颗粒，猛烈的跌撞中，那些小石子像子弹一样穿过我的衬衣，然后嵌进我的皮肤。我的衣服破了，我的前胸和双手布满了鲜红的血。突然，狼狗的叫声消失了，我忍着疼痛抬起头，发现它正低着头拼命地用鼻子嗅着我滚落在地上的馒头。当我从地上爬起来，捡起那个空空的篮子，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心想，我这辈子都不要再见到那些器官，不要见到血。我喜欢妈妈跳出的曼妙的舞姿，没有鲜血淋漓的噩梦，只有旋转与跃动的无尽快感。那一天，我告诉自己，长大了一定要成为一名舞蹈王子，像爱自己的生命那样，去热爱艺术。

　　以后的日子里，只要妈妈去参加部里举办的各种交谊舞会，我都会跟着去从我4岁时第一次将小脚垫在妈妈的大脚上跳出第一支舞蹈，一直到妈妈后来调离北京去外省工作，我几乎是他们那个圈子里人尽皆知的小精灵。

　　妈妈离开北京后，我就报名参加了工人体育馆的体操训练班。或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极限，什么叫危险。多难的动作，没有我不敢做的。我能连续翻跟斗翻到停不下来，最后撞在墙上昏迷过去。还有一次，做人叠人高空高难动作，由于下面的人没有站稳，我直接从高空往地板上倒栽了下去，就在我的头部离地面大概还剩几厘米时，我们的队长一把抓住了我的脚踝，我才幸免于难。我姥姥得知了这件事情后，从此再不让我去工人体育馆了。但即使这样，我依然独自偷偷地练习各种体操技能，凡是我能够想象的动作，我一定要将它变为现实。就这样，我在10岁那年获得了北京市青少年体操比赛的全能冠军。

　　12岁那年，我被特招进入中国空政歌舞团，开始每天更高强度的训练。在训练各种舞蹈之余，京剧、武术、体育的训练也几乎无所不包。小小年纪的我，为了争做第一，比任何人都练习得刻苦。18岁那年，我离开空政进入中央民族歌舞团，并获得当年全国舞蹈调研比赛的最高奖。

　　在每一个荣誉的背后，几乎都是我浑身上下的累累伤痕。直到有一天，我几乎不能动弹。20岁那年，我的腰间盘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作为团里最主要的演员，领导们召集了当时全国最好的骨科专家为我会诊，但是结果令所有人都感到失望。专家们一致认为，我必须接受手术，并且将很可能从此告别舞台。

　　难道我就这样完了吗？这是我不能接受的事实。我多么希望会有一位高明的医生让我免于这样的不幸。也许是我真心的祈祷感动了老天，这位医生终于出现了。祖上曾为皇家御医的刘寿山老师的出现，彻底扭转了局面。他仅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我的腰椎间盘突出就奇迹般地康复了。

　　之后，我不但再次登上了舞台，并且又一次创造了中国舞蹈史上的奇迹。我的新作《牧马人之歌》受到无数的好评，被写进中国舞蹈学院的教学大纲。我对刘老的感激难以言尽。我深深感受到中医的神奇。那一天，我想起父亲曾经在我童年时对我说过的话。想起我在受伤后，最初到各大医院去诊疗时，当我跟医生说，我可能是因为经常做“阿拉贝斯”才导致了腰椎突出时，医生一脸茫然地问道：“什么是阿拉贝斯？”我决定拜刘老为师，要成为中国第一个懂舞蹈的脊柱保健师。立下志向，我就去刘老那儿求学。但是刘老最初并不同意教我，他说：“你这孩子，舞蹈跳得好好的，干吗要学这个，干我们这行太苦太累！”但是我说：“我们跳舞这一行经常这里受伤那里受伤，万一别人也像我这样受了伤，我可以帮别人治治。不要因为受伤了无人调整和帮助，而使他们的舞蹈生涯半路夭折了！”刘老听了后说：“嗨，没想到你这个孩子心还挺好的，而且心念也正，那我就教教你吧！”后来刘老竟然毫无保留地将他的很多手法都传授给了我，包括腰间盘前突疗法和皇帝养生的一些绝密疗法。刘老将手法传授给我的同时，也提示我：“这其中的有些手法只能教给最有道德的人。”言外之意，我学会了这些手法，同时也要在道德上严格要求自己。并且如果有一天要将这个手法传授给别人，一定也要让他们注重德性的修养。

　　的确，刘老传授的“手摸心会”不但是术，更有道。什么事情都要用心领会，这不但能让我在脊椎保健的领域中快速入门，同时在我的舞蹈艺术上，也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我后来的作品《海鸥》被人 评价“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我想，这与我一天一天地坐在海边用心领悟海鸥的一招一式是分不开的。我常常觉得，每一件事情都是相互关联的，而不是独立存在的。就像地球上的每一个生命，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我们就已经介入到了别人的生活。所以，在演出之余，我也开始更用心地学习中医推拿按摩，并为身边人做各种义务的调整。接下来的几年中，我随团到全国各地去巡回演出。中间我也会忙里偷闲，去体验当地的各种按摩手法。这不但没有妨碍我的舞蹈事业，反而还使我的事业蒸蒸日上。

　　1984年，我获得美国旧金山舞蹈学院全额奖学金赴美留学。我很幸运，在到达美国的第一年，就出演了《胡桃夹子》中的王子角色，因为我在我的舞蹈中加入了大量高难度的动作，所以我的演出获得了观众们热烈的掌声，美国的媒体报道说：“孟建华的出现，是对美国芭蕾舞的一个挑战。”

　　之后，我遇到了我的导师、芭蕾舞之父鲁道夫?努里耶夫。我没想到，我学到的这些中国传统的推拿按摩手法在美国大受欢迎。我的“手摸心会”不但舒解了鲁道夫身上的伤痛，也延长了他的艺术生命。从我们相遇开始，直到鲁道夫去世，12年中，我们一直是很好的朋友。在舞蹈上，他是我的私人导师。在健康上，我是他的私人顾问。

　　我与鲁道夫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总是在四处行走。他很多时间都在美国与法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之间来回奔波。但是，只要他回到纽约，刚出机场，他就会给我电话：“嗨，菲利普，我刚回纽约，你在吗？我需要你给我留出两个小时的时间！”这几乎成了我们之间的默契：这意味着他迫切地需要一个脊椎康复的保健之旅。

　　只要他人在纽约，几乎是雷打不动的，我总会每隔两天就给他做一次放松调整。他总对我说：“菲利普，走遍了世界，尝试过各种推拿按摩，但是你的调整是最棒的，是最有效的。”每次给他做调整，我也感觉特别欣慰。直到我参加鲁道夫的告别演出，当我看到我心中的偶像在空中的大跳再也没有年轻时的轻盈矫健，而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时，我觉得我的心在疼。同时我也意识到：舞蹈是属于年轻的艺术。这个我曾视之为生命的艺术，在岁月面前，却脆弱得不堪一击。尽管在演出结束后，观众席上的观众拼命地鼓掌，并疯狂地往台上扔着各种鲜花，那些花似乎要将鲁道夫淹没在舞台上，但我却觉得，我心中的偶像正在渐渐离我远去。我说不出为什么，只是心里觉得隐隐的难受。

　　没过多久，鲁道夫意外离开了人世。那一年，他55岁。那一年，我38岁。我醒悟到，人生中还有比艺术更重要的存在，那就是生命本身。如果失去了生命，那么附着于生命之上的艺术，也只能成为空谈。我终于决定，趁着我还没有太老，赶紧退出舞台。我几乎没有任何犹豫，辞去了纽约曼哈顿芭蕾舞团首席男主角的工作，一个人去了一座小岛，在那里租了一个房子。远离了我曾视之为生命的舞蹈，远离了聚光灯，远离了鲜花和掌声，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具移动着的尸体。太阳的升起和落下似乎与我已没有任何关系。可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选择离开舞台，渴望重新找到生命的意义。

　　听完菲利普的叙述，我唏嘘不已，我紧紧地拥抱着他，以传递我内心对于这样一位天才所承受的苦痛表示理解，并用无声的语言告诉他：“现在，我们心一起，彼此不再孤独。至于生命的意义，就是我们此生要完成的使命——在有益彼此之外，有益更多的人。”

　　我知道，上天磨练一个人，有时会采用近乎残酷的方式。可这就是人的命运。当我们要走上与过往全然不同的一条路，有时，我们要借由走过那个死穴，通过那个转角，然后才能看到隐藏在黑暗中的那一缕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