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恩伯没有下令去追，当时是有条件派战斗机去拦截的，因为在青岛等地还有国民党的飞机场。汤恩伯之所以不愿意这么做，可能是因为他与我们家的良好关系。

　　这时，素久在南京明德女中读初三下学期。她正在学校上课，突然家里来人把她接了回家，原来是蒋经国通知我母亲立刻乘坐他的飞机去上海，因为和谈破裂，南京即将失守，在北平的和谈代表会直接飞往上海。她曾回忆说：“我记得那架飞机上的人特别多，在飞机上我头晕恶心，难受得很。”由于上飞机很匆忙，没通知钱妩来接机，而是蒋纬国的夫人石静宜来接机，蒋纬国就让接他的小轿车把母亲等人送到钱妩家。

　　母亲在钱妩家休息了两天。第三天早上即4月24日6点多钟接到电话通知，让马上去机场，说有飞机送去北平。电话是父亲的老朋友、中央航空公司营业部主任邓士章先生给母亲打来的。23日午夜，上海地下党组织已经派人来到住所，同一纯谈了一切细节，乘坐24日飞往北平接代表团的飞机。

　　上海虽尚未解放，但是一些重要部门已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控制中，对于一切情况，了如指掌。在周伯伯的亲自过问和上海地下组织妥善周密的安排下，上海地下党对母亲等人的行程，十分关注，并将情况随时通报当时接待南京代表团的军管会交际处处长王拓。王拓即随时电话告诉张立钧，张立钧以代表团随员的名义，将获悉的情况随时告诉父亲。在母亲来上海的前两天，4月17日，一纯在兵荒马乱中，也随国民党要员黄少谷、万耀煌、马鸿逵等乘专列从南京到了上海。在一纯抵沪之前，就接到了有人给他的电话通知，告诉他别随便走开。

　　四叔张文心的夫人郑淑华也带着子女分批来到了上海。

　　在上海，家人聚集。母亲和婶婶郑淑华、四叔张文心及其儿子张一伟、女儿张素德、二弟一纯、五妹素久等住在大弟张一真家中，一真和妩妹当时在家。通过共产党地下组织的联络，我母亲带着弟妹们从上海搭乘北上接代表团的飞机去北平。

　　6点左右，航空公司的汽车赶到。母亲等人像打仗一样，三下两下收拾些东西，迅速装上行李，妩妹开车送他们直奔机场。妩妹后来说，当时时间很紧张，连玻璃丝袜都来不及穿。

　　到机场后，母亲等人聚在一起非常显眼，邓士章夫人说：“你们几个人在一起目标太大，先分散到各个角落，等飞机快起飞时，你们再一起上飞机。”并告诫他们：“遇到熟人要少说话。别人问你们到哪儿，就说到兰州或者说接兰州来的客人（父亲在兰州任职多年）。”

　　在飞机场，母亲遇到了一个熟人——交通部长俞飞鹏。

　　俞飞鹏问我母亲：张夫人，你们上哪去?

　　母亲很利落地回答：我们去兰州。而在一旁的妹妹素久还纳闷：我们不是去北平吗？妈妈怎么说去兰州呢？

　　俞飞鹏反问：“今天没有去兰州的飞机了，已经派飞机去北平接和平代表团了，张长官就要回来了，你们回去等吧。”

　　母亲向他挥挥手就带孩子走开了。为他们带路的人不知不觉地又来到了他们身边，领着他们转了很多弯，最后绕到停机坪上，一架飞机停在那里，正是准备接和平代表团的飞机。母亲等人上去后，飞机立即起飞了，整个飞机上只有我们一家人。飞机在青岛机场降落加油后继续起飞，午后抵达北平西苑机场。

　　我后来看到资料上说，邓士章怕被特务发现，安排其他几个地下党员把机场的特务人员都请出去吃夜宵了，将他们灌得烂醉。第二天清晨待他们酒醒时，飞机已经飞走了。

　　上海警察局长、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二处处长毛森得知后，只好急忙向汤恩伯报告：“接代表团的飞机走了，张治中一家也跟着去了。汤司令，赶快派飞机去追吧！”

　　汤恩伯没有下令去追，当时是有条件派战斗机去拦截的，因为在青岛等地还有国民党的飞机场。汤恩伯之所以不愿意这么做，可能是因为他与我们家的良好关系。他早年与我叔叔张文心同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两人有较深的交往。父亲对汤恩伯也有所提携。汤恩伯尊称母亲为师母。

　　据说，接代表团专机飞过青岛后，汤恩伯得知我母亲去了北平，即将邓士章和中航负责人拘押起来。在显要人士的疏通下，罚款保释，不了了之。上海解放前夕，中航去了香港，邓士章参加了两航起义，后任全国政协委员。

　　张治中侄女张素德回忆“上海脱险”，与文中叙述有细节差别：1949年2月，我的伯父张治中在李宗仁不断来电催促下从西北任上回到南京，接受了他最后一次参加的国共和谈重任。

　　1949年4月1日上午，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一行20余人，乘“空中行宫”号飞机飞抵北平，住在六国饭店。当时中国共产党方面首席代表是周恩来，经过国共双方代表团大会、小会及个别交谈的反复商讨，形成八条二十四款的《国内和平协定》定稿。4月16日南京代表团派黄绍竑、屈武带着协定飞往南京，向李宗仁（代总统）、何应钦（行政院长）面报。4月21日夜，南京代表团接到李、何复电，拒绝接受这个国内和平协定，和谈失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整装待发过长江。

　　当伯父在北平和谈时，家里人心都是悬的，密切注意有关消息，牵挂着伯父的和谈进程。当时伯父家和我们家都住在南京沈举人巷（1号和4号）。我父亲8岁父母双亡，跟着其长兄嫂张治中、洪希厚长大，我哥哥自小在伯父家生活学习，伯父对我们十分关爱像自家人一样。当外界日益兵荒马乱时，父亲好友南京地下党沈世犹先生对我们说：“建议张家做去上海的准备。”于是，我母亲就先把我送到上海“打前站”。

　　4月19日蒋纬国通知伯母洪希厚立刻乘他的飞机去上海，说：因和谈失败，南京即将失守，在北平的和谈代表直接飞上海。于是伯母把正在明德女中上课的小女儿接回家，匆忙地乘上了这架人挺多的飞机去了上海。蒋纬国夫人石静宜来接机，蒋纬国就让他的司机把伯母送到大嫂家，我的二哥及母亲郑淑华及兄妹也分批到沪。

　　4月22日晚，天已黑了，我们全家接到通知到大嫂处集合，有重要事情告知，行动要保密。原来是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派人秘密来到我家，面谈明晨我们乘接和平代表团的飞机去北平的安排。妈妈回来后一再叮嘱，到机场后紧跟着大人走，别人问起就说到兰州，千万别说去北平。

　　第二天清晨4点，我们摸黑起来，像打仗似的悄悄地来到大嫂家，大嫂立即开车送我们到机场。遇见一些权贵夫人，大嫂就说：“去兰州，去兰州”，然后赶快离去。

　　后来遇见当时的交通部长，他问大嫂要去哪里，大嫂说去兰州；他说：“今天没有去兰州的飞机，已经派飞机去北平接和平代表团，张长官就要回来了，你们回去等吧。”大嫂噢了一声，说声谢谢就挥手告别。

　　此时为我们带路的人不知不觉又来到我们身边，为避开视线，领着我们绕了很多弯，最后绕到机场航道另侧，那里正停着飞往北平的专机。我们一行人迅速登机之后，飞机立刻起飞，飞机上只有我们一家人。中午，飞机平安抵达北平西苑机场。当大伯被周恩来通知一道到机场接人时，还莫名其妙，待看到我们一家人从机上走下来时，真是意外高兴。

　　据说，我们所乘接代表团的飞机起飞后，有人向当时的京沪警备司令汤恩伯报告，汤说：“不会吧，去查查。”后知确有其事，即派机拦截。危险的是此机已追到青岛但停在另一机场，错过了拦截时机。就这样我们到了北平，一下子从“白区”来到“红区”。

　　飞机到达北平后的场景，一纯曾写过文章回忆：“我看到飞机没有按照惯例停在候机大楼前的停机坪上，而是远远地在起飞跑道上等候。汽车一直开到飞机前，我们刚跨进机舱，飞机就起飞了。当天下午，我们平安地到达北平西郊机场，见到了早已等候在那里的父亲和周恩来的代表叶剑英同志。

　　“我们全家这次安全转移，是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进行的。他指派北平军管会交际处处长王拓（“文革”后曾任国家体委对外司司长）守在电台旁，和南京、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指示他们要尽快找到我们全家，并把进展情况随时向他报告。地下党找到我们后，周恩来又亲自安排我们转移。接送车辆如何解决、转移走哪条路线，他都一一过问。他还特别指出，飞机不要停在候机楼前，要远离人群，以免混进坏人。就这样，我们及时摆脱了国民党特务，在北平开始了新的生活。”

　　在离开上海到达北平的当天晚上，周伯伯在六国饭店设宴招待他们。

　　父亲在北平安顿下来了，虽然由于在西北兼职，不得不经常来往于西安和北平之间，但主要活动还是在北平。所以，父亲一决定留居北平，毛泽东、周伯伯就交代主管单位为父亲解决寓所问题。

　　据母亲说，他们先看了方巾巷的一栋小洋房，父亲嫌房间太小，又是楼房，上下不便。又看了东总布胡同的一处住宅，三个大院子，很宽敞，但是母亲嫌门槛太多，出入有点不方便。

　　不久，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部安排父亲住进了北总布胡同14号，是一个西式平房。房子过去是一个德国人盖的，后来给一个当交通总裁的日本人住，抗战胜利后就成了孙连仲的公馆。房舍高大宽敞，餐厅能摆四五十桌，舞厅大概能容上百人。

　　在这里住了六个月。他们又搬到了城里头，住在我以前买的房子里，在东单新开路。这个房子是1947年左右，有人要卖房子，联系我母亲，我母亲就让我买下来的。我1950年回北京后就住在这里，两层的房子，很小的院子，没有花园，父亲带着我们一家子在这里住了一段，后来公家就在这房子隔壁为父亲盖了一个楼房。

　　留在北平的一段时间是父亲少有的休闲时间，他自己也说有三十年没有这么休息过了。他在三个月的时间里逛北京的名胜古迹、听北平的大鼓和四大名旦的京剧。

　　父亲留下来后也背着沉重的思想负担，他的思想症结是：“拿我（张治中）和蒋介石的关系来说，他是国民党的总裁，我是国民党的干部，而且在一般人看来，我还是他的亲信干部、重要干部；而他在反共，在主战，我则一贯地主张联共、主张和平，四月一日以后更是跑到共产党这边来，一来就不回去了，这不是变成干部背叛领袖了吗？”①

　　4月到6月，这三个月里是他最苦闷的一段时间：“我是一个国民党党员，但现在站到共产党这边来了，人家会不会说我是‘投机’呢？这一问题在我脑海里盘旋了很久，没有想出一个答案。”②“我是为和谈来的，而且是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和谈既然破裂，为什么不回去？留在北平干什么？算怎么一回事？”

　　而父亲对自己如果回南京命运会如何，曾经有过判断。一些朋友劝说张治中，国民党特务和反动分子会加害他们，张治中说：“我个人方面没有这个计较……”

　　周恩来伯伯、林伯渠、毛主席、朱总司令都经常去父亲住处聊天。周伯伯也看出了他的苦闷。父亲也多次向周伯伯提出：“我久住北平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到苏联去吧？”父亲一直想到苏联去看一看，虽然在新疆工作，但是一直没有去过。但是周伯伯拒绝了，他说：苏联和我们还没有建立邦交，你以什么立场去？人家不便接待你的，你又不是一个普通的人。

　　在这期间，父亲还看了《毛泽东选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但是思想包袱还是没通。

　　直到发生了一件事：

　　国民党方面对南京政府代表团全部留在北平的事情，十分气愤。1949年6月15日，广州中央社发出电讯《张治中在平被扣详情》，后来又发两个电讯，并对父亲进行攻击，说父亲在北平策动和平，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唆使，离开北平行踪不明。为澄清事实，父亲不得不在6月26日发表《对时局的声明》一文，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声明》称——

　　我居留北平已八十天了，以我所见所闻的，觉得处处显露出一种新的转变、新的趋向，象征着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已显示出新的希望。就是中国共产党以二十多年的奋斗经验，深得服务人民建设国家的要领，并且具有严格的批评制度，学习精神，和切实、刻苦、稳健的作风。

　　父亲最后想通了，他经历了最痛苦的思想斗争，用他的话说，就是“把理论上的国民党——国民党的主义和它的应有的本质——与被反动派长期窃据的国民党的现实区别开来一想，就想通了。”

　　父亲自问，国民党应该是个怎样的党？而事实上又蜕化为一个怎样的党？他所憧憬的国民党的灵魂哪里去了。他所追求的“恢复革命精神，实行民主政策”，为的是把国民党从错误的道路上扭转过来，但是却回天乏术。

　　父亲以前常对人说：我真不愿做一个国民党员，愧对人民、愧对国家，“国民党这个名字实在臭得很，人民听见这个名字就头痛，就发生厌恶。”所以他觉得这样一个对稍有民主进步的人都排挤的党不值得有任何的留恋。所以他觉得到共产党领导的政权中来，不是“投机”，也是为了革命。

　　此外，他在北平看到的中国共产党干部的作风和精神也触动很大，觉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有效率、有作为，再回头看看国民党的干部作风和党员精神就觉得惭愧。

　　①?张治中著，《解放十年来点滴活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63年3月印，第3页，内部资料。

　　②?张治中著，《解放十年来点滴活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63年3月印，第277页，内部资料。

　　毛主席笑着说:“过去的阶段从你发表声明之日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从‘年初一’做起。”

　　此后，毛主席多次找父亲谈话，并希望他参加政协和政府的工作。中国人民新政治协商会议正在酝酿筹备时，在一次会议上毛主席当着朱德和其他一些中央领导人的面，指了指父亲说：“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我想提请他在人民政府中担任职务，你们看怎么样?”还没等别人回答，父亲自己先摇头说：“过去这一阶段的政权是我们负责的，今已失败，成为过去了，我这个人也应该成为过去了。”毛主席笑着说:“过去的阶段从你发表声明之日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从‘年初一’做起。”

　　周伯伯也对我父亲说：“你还是封建道德！”“你为什么只对某些人存幻想，而不为全中国人民着想？你为什么不为革命事业着想？”我父亲谈起思想转变时，常念念不忘这两句话。

　　1949年9月，政协会议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许多著名人士、民主党派人士共商建国大计。父亲在世时常讲，参加新中国工作的后半生，特别是建国初期这一段是他最惬意的时光。父亲参加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以后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最高国务会议和国防委员会。每次开会时，父亲都是发言的时候多，不发言的时候少。真正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印象中的父亲敢于直言。包括国号、国旗的选定，父亲都直抒己见。1949年6月，毛泽东在中南海邀集各界人士座谈讨论国家名号问题。中央意见拟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作为国名。在座的很多人表示赞同，唯有父亲表示不同意。父亲说“共和”这个词的本身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了，就不用再写民主了。

　　还有选国旗方案时，全国征集国旗图案两千多幅，审阅小组通过党中央提出了三幅。讨论时，毛泽东手持两幅：一幅是红底，左上方一颗大五角星，中间三横杠。说明是：红底象征革命，五角星代表共产党的领导，三横杠代表长江、黄河、珠江。手中的另一幅就是现在的五星红旗。征询大家意见，多数人倾向三横杠的那幅。

　　父亲说，把国旗劈为两半，不成了分裂国家了吗？一是杠子向来不能代表河流，中间三横杠容易被认为分裂国家、分裂革命；二是杠子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是金箍棒，国旗当中摆上三根金箍棒干吗？因此不如用这一幅五星红旗。毛泽东觉得父亲所言有理，后来就定了五星红旗。

　　1954年9月，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开幕前，父亲得知毛主席不准备讲话，就通过周伯伯、彭真建议毛主席讲话。后来他们告诉父亲，毛主席仍不愿讲话。于是父亲就直接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说：“这次会议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人民代表的会议，您怎能不讲话？”过了两天，父亲见到了毛主席，他突然对父亲说：“就是你一个人要我说话！”

　　父亲说：“我想所有全体代表都希望您说话。”这次交谈后，毛主席还是不同意讲话。可是，在开幕式上，毛主席却讲话了。会间休息时，毛泽东笑着对父亲说:“你胜利了。本来不准备说话，只因开幕式我是主席，就拿起笔来想写，谁知越写越多，成了这一篇讲话了。”①

　　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全体会议和常务会议开过之后，父亲提出一份书面建议，主张每个人大常委每年都要出去视察，了解地方情况，听取群众意见。建议是彭真秘书长转交刘少奇委员长的。后来，毛主席也看到了，并主张把范围扩大到全国人大代表，以后又加上全国政协委员。有一次，在会议休息室里，有人谈起视察的事，讲到这件事是由父亲建议才实行时，父亲说，建议视察的范围已经由主席扩大了。毛主席用幽默的语调说:“他这个人专做好事，做了许多好事。”几十年来，这成了一项传统制度，沿用至今。

　　在参加讨论宪法草案时，父亲认为草案总纲第四条中有“台湾地区除外”的字样，应予删除，因为台湾问题是暂时的，而宪法是永久的，大可不必在宪法上面这样写出。毛主席十分赞成，大家一致同意删去。

　　10月1日，中央政府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对外发表公告。公告里面有几句话：“选举了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暨委员56人。”原文已印好，等一会儿就要到天安门庆祝大会上发表了。父亲站起来对毛泽东说：“这样措词不太妥吧?委员56人一语太简单了吧?这是正式公告，关系到国内外观感，何不把全体委员名字都写上去？”毛主席积极响应：“这个意见好，这样可以表现我们中央人民政府的强大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