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咬口生姜喝口醋”是父亲的人生格言，也是他教育我们子女常说的话。父亲所有的经历，几乎都打上了这句话的印记。

　　一有人提及“张治中”这个名字的时候，人们往往会想起“和平将军”这个词，也会说，他为什么在国共两党都能有极好的人缘，都能吃得开，靠的是什么？

　　的确，父亲一生与国民党、与蒋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是蒋介石先生的八大亲信之一，两人交往可以说有上下级关系也有朋友之谊，父亲能够向他多次上“万言书”，遇到极为不平的事情甚至去当面质问，连邓演达都说“你真胆大！”。父亲长期置身于国民党最高决策层，跟随蒋介石先生20年，从未参加过一次反共内战，而是以独特的身份与毛泽东、周恩来伯伯等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交谊深厚。毛泽东称“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周伯伯“文革”中保护父亲免于迫害。周伯母也说过：“我与文白先生自1925年在广州相识以来，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友谊。”

　　至于为什么会让国共两党都倚重他，我后面会讲。

　　我想先说的是，我父亲追随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革命道路，看起来似乎是一帆风顺，其实，父亲早年经历了那个时代知识青年所经受的痛苦挣扎，多次在安庆、扬州极其痛苦地寻谋出路，终于在多次失意中磨砺而出，找到工作，最后机缘巧合，受到蒋介石先生的重用。

　　相比之下，我出生的时候，父亲虽然还在上军校，但是随后父亲可以说逐渐身居要职。我的成长经历可谓一帆风顺，读名校、随父亲辗转各地继续学业，所以并没有多少值得称道的事情。

　　父亲1890年生于安徽巢县洪家疃。与很多中国共产党革命者不同的是，父亲在此后的人生中，故乡洪家疃多次成为他人生的拐点处和心灵的栖身之所。每逢人生不如意，他就会回来休养，在祖父母墓庐里静坐思索。

　　父亲深爱桑梓，非常重视乡谊。他敬重故乡的父老，每次回乡碰到父老们时，他都要先打招呼。他特别想了解乡亲们生活得怎么样，常与乡亲们在一块谈心。

　　父亲那时候也敬重老人，他经常请周围10多个村子60岁以上的老人喝酒吃饭，还与他们玩掷骰子，以“赌”取乐。他主持的“赌”，方式独特，“赌”资由他出。他预备许多铜板，每位一份，每人只准押一注。输的归他贴，赢者都可带走。

　　有一件事情，让周围的乡亲们对他更加敬重起来。有一年，我们洪家疃村与邻村发生争斗，村里人向“做大官的张文白”求援，希望父亲出面教训邻村的人。父亲非但没有壮大宗族势力的意思，而是写信劝双方族人“和为贵”。他倡导村里人都去植树造林、挖塘养鱼。

　　我的祖父张桂徵是个篾匠，靠编制箩、筐之类农具糊口。现在，在农村已经没有篾匠这个手艺了，都是工业化生产了。那时候，篾匠编制箩筐，装水稻、棉花很重要。祖父虽然念过几天书，但是也就只能写写信会记记账而已。

　　父亲的私塾读书岁月，吃饭是与两位同学共同“起爨（cuàn）”，即出米合伙做饭，小菜自理；睡觉，就在睡板上铺稻草当垫被，上盖一床烂棉絮。见富家孩子吃肉，父亲嘴馋想吃肉，话传到曾祖父耳里，曾祖父说“肉嘛，除非从我身上割下来！”父亲听了很后悔。

　　在长辈们相继过世以后，父亲将他的祖父母、父母、叔父安葬在离家不足百步远的坟庄里，并修建了三间小屋子，作为墓庐。每次回到故乡，父亲都要毕恭毕敬地去瞻仰凭吊，而且经常一个人静幽幽地呆坐在坟庄里。看到父亲在那里，我也没有去问他在想什么，但是我知道他想的是早逝的父母和革命的形势。

　　晚年父亲回忆童年生活时候感慨地说，那是“我认为最受磨难而同时最有进益的时代”。父亲14岁考秀才时名落孙山。由于家境十分清寒，为生活所迫，父亲不得不去一家杂货店当学徒，偶然看见一张包杂货的《申报》上刊登的“安徽陆军小学招生”的消息。他惊喜若狂地跑去报考。

　　父亲拿着奶奶七拼八凑筹来的24块银元，独自外出闯荡。临行前，奶奶让他咬口生姜喝口醋，寓意是在今后的人生岁月里，要能够承受所有的苦辣辛酸，只有历尽艰苦，才能成人立业。

　　这年，父亲16岁。

　　“咬口生姜喝口醋”是父亲的人生格言，也是他教育我们子女常说的话。父亲所有的经历，几乎都打上了这句话的印记。无论是青年时遭遇不公、落榜，还是后来当“备补士兵”和“备补警察”食不果腹，以及在战场上浴血奋战，靠的都是这种尝遍苦辣酸甜的坚韧。

　　后来，父亲请国民党元老、书法大师于右任先生将这句话写成一块横匾，以省身心。父亲对我说：“我之有今天，是由于这一句话的赐予。不但我永远不能忘，我的儿女也应该永远不忘他们的伟大的祖母，我愿我的子子孙孙，都永远记住这一句格言和遗教。”

　　父亲对奶奶怀有深厚的感情，奶奶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但她改变了父亲的人生。从篾器店学徒毅然出走到安庆报考陆军小学，爷爷并不赞同，但是奶奶费尽心机、举债筹资支持父亲离乡求学，否则，父亲也许像爷爷一样终其一生在农村以篾匠为业。父亲说：“我自小一切得到奶奶的培养，她对我的帮助实在太大了！”我还记得他说，按照当时的环境，如果没有祖母的支持，他要迈出第一步也是不可能的。

　　在这里，我要认真讲讲父亲早年的经历，他的人生抉择很有意思，如果当年留在安庆没有去扬州，他的人生方向就会转向，也许就没有后来的张治中了。父亲的这些早年经历我都很熟悉，有时候他也会讲起，尤其是在他开始写回忆录的时候，我们子女就听得比较多了。

　　迈出了人生第一步的父亲并没能如愿在省会安庆考上陆军小学。他步行7天，走了300多里路到省城安庆。父亲打听到安徽陆军小学招生的具体情况让他大吃一惊，学校分到巢县的名额只有一个，早就已经内定给了巡抚衙门的关系户了。

　　结果可想而知。

　　上安徽陆军小学的希望落空了，可是他还不死心，于是滞留在安庆等待机会。父亲的同伴中有两位是唐启尧的本家。清朝末年，每个省都有个督练公所，唐启尧是督练公所的总办，人称“唐军门”。

　　就这样，父亲为了省钱就沾了同伴的光，栖身在唐启尧公馆篱下。虽然同伴提前返回家乡，但是父亲并不准备回去，继续住在唐公馆里。

　　父亲不是白住，他要陪着“唐二少爷”读书，同时准备第二年再报考安徽测绘学堂。唐启尧的二哥是一个秀才。有一天，他来到唐公馆，看见这个陌生的乡下人，大声质问他：“你是什么人？他是少爷，你这穷小子配和他一起住公馆里吗？”

　　父亲当时十六七岁，听了他的话犹如晴天霹雳，羞愤交加。父亲曾经说，“我宁可流浪死、漂泊死、冻死、饿死，也不能被人欺负，受人家欺负。”

　　他决定走了。

　　当天晚上，父亲辗转难眠。

　　他想起了对自己不薄的庞老先生。庞老先生在唐公馆里教唐二少爷。

　　父亲到庞老先生卧室向他告别。父亲一边流泪一边说：“我要走了！”

　　庞老先生极力安慰他。他不听，坚决地说“讨饭都要走”。

　　这个孩子是去意已决，庞老先生知道挽留已经无用。庞老先生是个善心人，他很清楚眼前的这个孩子没有盘缠，没有让他身无分文去上路。他拿出了一串钱、一件旧布大褂交给父亲。父亲带着悲愤离开了安庆。后来，父亲在扬州当了警察，他还给已经回到老家河北的庞先生写了一封信。

　　出走安庆后，父亲不知道何去何从，便想到了扬州十二圩的远房亲戚。

　　父亲曾经去过一次扬州，那一次他体会到了寄人篱下的艰辛。

　　那是父亲考秀才落选而又无力进学堂的时候，他听说扬州要办一个随营学堂，父亲便到十二圩去投奔父亲的祖母家姓洪的远房亲戚，按照辈分，父亲应该喊他表叔。

　　这位表叔是一名哨官，常带着舢板船，领几名兵丁，专门负责保护盐务。

　　开始，表叔对父亲还是不错的，但是父亲报考的随营学堂始终没有开办，对父亲也就渐渐冷淡起来。他说自己吃的是“冷眼饭”，就是“冷眼饭”也吃不饱。父亲有时候一个人坐在船头，对着河水落泪。

　　虽然他耐心等待随营学堂的开办，但是终未能如愿，他听从表叔的劝告回家了。这也是父亲心灵上一段难以忍受的痛苦时光，寄人篱下的苦况也让他后来不忍再去回想。

　　在离开十二圩时，这位亲戚在给他旅费的同时，也给了他一张账单，把原来给父亲的零用钱和伙食费一起算足，一共是13元钱。他还让父亲写下一张“借条”。父亲回到家的第二年，他就派人拿去找我爷爷要去了。

　　可以说，如果不是万不得已走投无路，父亲绝对不会再去十二圩。但是，父亲还是来了，他想知道随营学堂到底开没开。可是，到了扬州之后，发现随营学堂还是没有开办。

　　父亲进随营学堂的希望又一次成为了泡影。

　　命运仿佛在折磨这个寻找出路的少年。无路可走的父亲决定去当兵，至少有个落脚的地方。

　　他来到当地的盐防营，可是这个营里没有正额兵可以补，只谋得了一个“备补兵”的资格。

　　这是个可怜的兵种，根本没有兵饷，父亲的吃住都成问题。

　　吃饭是要自己出钱的，叫做“打伙食圈子”。父亲唯一的办法是去当铺当东西。最初是当衣服、当零碎东西，后来都当光了，就当汗褂子。有一次，父亲去15里外的仪征县城跑了一个来回才当了四毛钱。

　　而住也很麻烦，虽然说是住在兵营里，但是没有固定的铺位，遇到一个铺位是空的就扑上去睡。如果没有空铺，就睡不成了。父亲曾感慨说，每天晚上，总是抱着一床被子，到处找地方睡，清晨又抱着被子离开。

　　备补兵是有事务的，就是当正额兵有其他勤务离开后代替站岗或者跟随正额兵去上操。唯一的希望就是等正额兵出了缺，一旦有了缺就有补上去的机会了。这个机会并没有出现。父亲在盐防营干了三个月，感觉岁月蹉跎，决定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