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2000年，杨瀚两次赴美国夏威夷看望张学良，但是他不明白为何张学良见到他时，“身体怔了一下”，说声“你好”便不再言语。2010年7月28日和2011年5月19日，杨瀚在位于北京白塔寺的全国政协机关接受了本书撰述者周海滨的访问。他口述了两次访问张学良的细节：

　　1991年3月10日，张学良与夫人赵一荻赴美探亲，张学良结束幽禁生活获得赴美探亲的自由。当时中央决定去纽约看望张学良的人选，父亲也是被考虑的人之一，但后来派吕正操去了。

　　我第一次去见张学良是礼貌性的拜访。我算是完成父亲的遗愿，他1998年10月份去世，生前总想见张学良一面。他十几岁的时候和张学良是比较熟的，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和我们家来往比较密切。

　　那是1999年6月6日，在夏威夷的一家教堂门口，我带着女儿杨好好见到了坐在轮椅上的张学良。他做礼拜的时候，我去见他。我先到的，他入场的时候，闾蘅大姐就把我介绍给他了。

　　张学良坐在轮椅上，听到我是祖父的后人，一怔，然后就说“你好、你好”，便再也没说什么了。

　　这样的反应让远道而来的我有点始料不及，为何会这样呢？这个与祖父一起敢“把天戳个窟窿”的世纪老人，见到我时，为何如此的平静？

　　第二年，我再次赴夏威夷参加张学良的百岁寿诞。我到他（张学良）住的夏威夷希尔顿酒店，闾蘅大姐推着他到海边散步。

　　可是他依然根本不想谈，没有谈话的意思，我也没带着问题去。后来我们就一直在祝寿等公共场合，没有机会与张学良谈具体的问题。张学良也没有向我提及他与祖父当年的往事。

　　张学良为何不愿意提及祖父和西安事变呢？我很迷惑，因为两家有缘，我两次去美国看他，没想到他那么平静，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从那会儿我开始研究这个问题。

　　当时，我面前的张学良，确实是老了，我觉得他对祖父的事情有点不堪回首，所以不愿意去谈。他的口述史里讲过，对祖父被害有点惋惜；他给蒋介石写的东西（《西安事变反省录》）里称，确实是受祖父影响比较大。

　　同样是在张学良百岁诞辰期间，徐海东之女徐文惠也曾访问张学良。张学良曾屡次与徐海东交手，但屡战屡败。

　　2011年4月21日和5月16日，北京春雨绵绵，在2011年6月17日徐海东大将诞辰111周年前夕，徐海东之女徐文惠向本书撰述者周海滨讲述了访问张学良时，宾主双方畅所欲言时的情景：

　　2000年是爸爸诞辰一百周年，那年张学良99岁，他比我爸爸小一岁，两人年轻时候在一起打仗打出了感情。我去夏威夷去拜访他，参加张学良的100岁华诞。他的亲属一再嘱咐我，不要向他详细提一些我爸和他打仗的事情。

　　2000年5月，在夏威夷的一所老年公寓里，我在公寓的大堂里见到了张学良。他清醒地告诉我，你是红二十五军军长、红十五军团长徐海东的女儿。没想到，他还记着当年打仗时爸爸部队的番号。他还让人把15楼上的赵四小姐请了下来，与我们一起聊天。我们原本定的会面时间只有20分钟，结果讲了1小时45分钟。他家乡的代表说，希望张学良回大陆，给他办生日，他头脑很清楚，说要节约，不能大摆寿宴，还谈了吕正操、万毅等很多他当年的东北军部属。对于是不是回大陆，张学良没有表态。我带去的胶卷全照光了，这些照片我还想加进为父亲出版的画册里。一同前去的还有吕正操的秘书。

　　张学良说着一口东北话，他由保健护士推着轮椅下楼，他的孙子从美国大陆过来，也在旁边，但他的孙子不会说中文，一口英语。

　　我真没想到他对我爸爸的印象这么深刻，正如周总理当年所说，这是打出来的友情。

　　父亲还是不愿意，“我绝不能担当这个任务！如果你愿意和平，我愿当一个参军供奔走。”

　　蒋介石的脸色很严肃，说：“你要好好地考虑一下！”

　　1945年下半年的中国，抗战算是胜利了。但是国内问题仍然是危机四伏，一触即发，不能不使人有忧虑之感。举国上下都在期盼一个和平的环境。为使国家避免再次陷入战争之中，父亲也为此而积极奔走着。

　　从1948年7月开始，国民党军事形势吃紧了。

　　素久回忆说：“（在新疆时）记得父亲有时带我到郊外去，他常会站在高处极目远望，陷入沉思。后来我才知道，因蒋介石要选“大总统”，多次催我父亲回南京，父亲十分犹豫。每当有重大事情使父亲难以决断时，他总是喜欢到大自然中去，理清自已的思绪。”

　　1948年8月14日，父亲在西安收到蒋介石的电报，“兄可来京一叙”，专机都派来了。父亲又接邵力子先生电报，知道他也在邀请之列，认为蒋介石真的要考虑他们的建议了。

　　父亲本想17日动身，16日却收到蒋的电报，要父亲暂缓启程。后来才得知，蒋介石到牯岭后，头脑冷静下来，起了“和”的念头。后来，上牯岭的人多了，有人力言金圆券发行能改变财政经济问题。蒋介石信以为真，认为还可以打下去，于是不让父亲去了。可见，蒋介石在当时的摇摆不定心境。

　　此后，形势恶化。整个东北、华北绝大部分解放了，天津、北平吃紧。

　　1l月2日，蒋介石又电召父亲去南京，并且要求行动保持机密。4日，父亲到达南京。同日到的还有傅作义将军。这天下午国防部召开军事会议，在座的有何应钦、林蔚文、刘斐等，顾祝同去了徐州。一片悲观失望情绪充满了会场。

　　那晚傅作义的表情，父亲记得很清楚，露出一副焦虑不安的神情。蒋介石问傅作义的意见，他连说：“很困难，很困难!”再无他话。

　　父亲则一声不响。蒋介石看这情形，就散了会。临散时，蒋介石对父亲说：“你明天上午来谈。”

　　蒋介石找父亲去谈话，见面就问：“你看现在局势怎徉，有什么意见？”

　　父亲说，现在的情况比几个月前差得多了，这个仗绝对不能再打下去了！接着，他从军事外交、经济、民心、士气各方面加以分析，认为应该立刻放弃“戡乱”，恢复和谈。

　　经过一番交谈，蒋介石坚持他的“戡乱”，并说他想叫父亲担任行政院长。

　　父亲说：“如果‘戡乱’政策不变更，在目前情形下，我绝对没法担任！”

　　“那么，你先当副院长兼国防部长好了。”

　　父亲还是不愿意，“我绝不能担当这个任务！如果你愿意和平，我愿当一个参军供奔走。”

　　蒋介石的脸色很严肃，说：“你要好好地考虑一下！”

　　这个持续两个小时的谈话没有结果。

　　父亲说，这时候的蒋介石还没有主和的意思，因为如果要“和”，那蒋介石就要下野。

　　3年后，父亲和傅作义在北京聊起这件事。

　　傅作义说：“我从那天就转变了念头，只想和而不想战，特别是你给我的启示很大。”

　　父亲说：“那天我一言不发，怎么给你启示。”

　　傅作义说:“进门的时候，你不是一定要让我走，并说‘你们主战的请先走，我们主和的在后头’吗?”当时父亲一心想着和，他们谈的什么也是心不在焉，自己说的什么话也忘记了，没想到傅作义却记得很清楚。

　　对父亲来说，1949年是更为忙碌的一年。这一年局势发展变幻莫测，父亲在兰州、西安、南京、溪口、北平间奔波不停，往年我们全家都在一起过春节，这一年却没能在一起。

　　此时的形势对国民党军队越来越不利。1948年底，在东北战场上，国民党军队遭受重创。黄伯韬、黄维两大主力兵团在徐淮地区被围歼；北平、天津等已成孤城。为挽救经济而实行的金圆券改革又以失败告终，物价狂涨，财政崩溃。空气中弥漫着一个王朝要覆灭的气象。

　　此时，淮海战役正在酝酿，蒋介石将全部希望寄于此役，将全部精锐集中在徐淮一带。可淮海战役开始没多久，黄百韬兵团便在徐州以东被歼灭，黄本人阵亡。再加上金圆券的贬值，翁文灏内阁支持不下去，孙科被蒋介石提名继任。

　　蒋介石和孙科都坚决邀请父亲参加新内阁，又让父亲担任副院长兼国防部长。父亲还是不同意就任，挂了个政务委员的虚衔，要求回西北去。后来，孙科内阁曾要求美、英、法、苏调停中国内战，但被拒绝。

　　此后时局变化很快，淮海战役国民党精锐部队几乎全军覆灭。1948年12月24日和30日，桂系将领白崇禧先后两次致电蒋介石，力言大局至此，实不能再战，应“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争取时间”。同时向记者透露：非蒋下野不能谈和，应该让别人来谈。白崇禧的电报是给张群、父亲两人转蒋的。

　　白崇禧的用意非常清楚，就是逼蒋下野。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不得不考虑下野，争取“光荣的和平”。

　　父亲和张群约了吴忠信三人研究，认为蒋介石确非下台不可。便拿了白崇禧电报和蒋介石谈，一连谈了10天，每天有谈一次或两三次的，最后蒋介石同意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继任。于是就有了1949年蒋介石的《元旦文告》。

　　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求和文告，宣布“引退”。父亲也同时接到不少朋友的提醒，说强硬派将不利于他。上海警察局长、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二处处长毛森扬言：“凡是主和的都是秦桧，都要清算，我要准备用手枪对付他。”父亲还听说，邵力子先生常常不敢回家去。

　　公开的资料上说：针对蒋介石在求和文告中所提出的诸项和谈条件，1月14日，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和谈的八项条件，完全否定了蒋的条件。1月21日，蒋介石发表下野文告。蒋介石下野后，副总统李宗仁任代总统。22日，李宗仁表示接受毛泽东所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并希望早日开始和谈。

　　李宗仁上台后就想改组内阁，多次表示要父亲担任行政院长，父亲一再拒绝。父亲深感对大局已无能为力，认为全局无望，不如退保西北，1月底便回到兰州。父亲认为，除新疆有相当把握外，宁夏、青海两马是棘手的，甘肃也得下功夫。在2月7日甘肃省党部纪念周上，父亲发表了长篇的《三年来和运的回顾与展望》讲演，暗示将来西北非和不可，为此后西北的和平转变做了思想准备，对社会人心具有强烈的安定作用。没想到7个多月后，父亲的和平转变便得以实现。

　　父亲此时的心情十分复杂，精神上也十分痛苦。他一方面已经断定国民党政权必败，战与和都已无济于事。但另一方面他又和蒋介石的关系太深，如果撒手不管，于情于理说不过去。一种感恩知遇的旧伦理观束缚着他，一时不易解脱出来。因此，明知“形势太险恶”，但“由于自己二十多年来对和平的痴心梦想”，只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父亲这一段在兰州只住了10多天，在李宗仁的不断催促下，2月22日，父亲飞回南京。那一天，天气异常恶劣，细雨濛濛。当时何应钦、白崇禧、李汉魂等到机场迎接父亲，白崇禧还说：“我听到半空飞机声音盘旋了半小时之久，尚在替你祷告平安哩！”

　　李宗仁曾回忆说：我在南京出任代总统的三个月期间，本抱“死马当活马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