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印象深刻的场景是：当张学良先生拉着父亲的手时，他的眼泪几乎夺眶而出。这是很令人感动的一幕。

　　在井上温泉感觉没一会工夫就到了当天下午4点钟，估计张先生也有同感，这是下山的时候了，我们还要赶6点钟由新竹开的火车回台北。于是父亲一行起身告辞，与张先生及赵四小姐握手。我至今印象深刻的场景是：当张先生拉着父亲的手时，他的眼泪几乎夺眶而出。这是很令人感动的一幕。

　　在车上，我们对“双十二事变”的事情开了个小小的辩论会，还没得出结论，已经到了新竹。市长早已预备好了晚餐。餐毕上火车时，离开车时间只有3分钟了。

　　10月31日，我们在台北休息了一个上午，整理行装。下午父亲到台湾大学去演讲，我和母亲则上街买买东西，一真夫妇去看他们的朋友。到台湾后只有这一个下午是由自己支配的。晚间魏主席及夫人约吃便饭，我们借机告别，并谢谢他们诚挚的招待。

　　11月1日是我们在台湾的最后一天。一早大家就起床了，行李理好后，都急着不知道飞机什么时候才有消息，一直到十点半才知飞机已自上海起飞。我们于午后1时赶到机场，很多朋友已在那里等着送行。飞机起飞前魏主席及魏夫人也赶到了。

　　我后来从父母《三访张学良》的文章中获悉：张学良将军又托父亲向蒋介石、宋美龄提出两点要求：一是希望恢复他的人身自由，不一定要做事，蒋先生住在哪里，我就住在哪里；二是不想与护卫（监视）他的刘副官（少将刘乙光）一家同住，希望刘副官一家搬出去，以保持一定的自由和距离。

　　回到南京后，父亲去总统官邸向蒋介石报告他在台湾看望张学良的情况，并转达了张学良的两点请求，“希望总统予以体恤”。蒋介石听了，只是“啊，啊”地不接话。对张学良的请求不置一词，即谈起别的事情了。父亲又去找宋美龄。宋美龄觉得愧对张学良，并说：“我们对不起张汉卿！”她认为两点要求中，第一点不容易做到，第二点可以帮忙解决。后来，宋美龄就跟蒋介石再三商量，他说我们在那里要给他住得舒服一些，官升少将的刘乙光不久被调走。但是蒋介石对我父亲去看望张学良很不满意。他下手谕要求以后任何人未经他批准，不准去见张学良。

　　父亲是在张学良1928年“易帜”后才和他相识，并彼此成为知心朋友的。父亲钦佩张学良的胆量和义气，也很同情他的遭遇。“双十二事变”发生后，当时南京国民党首要对事件主张用军事解决的占多数，父亲是主张政治解决的少数人之一。父亲当时任中央军校教育长，并秘密兼任京沪分区负责长官，正在筹划加强建设上海抗战防御之事。张学良“扣蒋”后，父亲在京沪的三十六、三十八两师被调到西北“讨逆”，只剩下八十七师，父亲一定担心日军借守备空虚而入，但是日军这时候也是选择了观望。何应钦在事变之后即约父亲商议“讨逆”，让父亲与刘峙、顾祝同分别统领三路大军进攻西安，父亲当时拒绝任命，认为军事行动不能“救蒋”。

　　自1936年张学良将军被拘禁，到1947年间，父亲私下一共去探视了三次。除了台湾这次外，第一次是张学良1936年底护送蒋介石到南京，住(软禁)在南京鸡鸣寺宋子文公馆时。第二次是1938年，抗战已爆发，父亲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张学良被拘禁在湘西沅陵一个寺庙里。父亲看他时，张学良托父亲代转一封信给蒋介石要求恢复自由。

　　第一次访问是在1936年12月28日，也就是“双十二事变”后他送蒋介石到南京。父亲得知张学良被幽禁在鸡鸣山宋子文公馆，便前往宋公馆探望。张学良向父亲表示想“早点回西安”，并希望父亲向蒋介石转达。当时的形势下，张治中没有到蒋面前提及此事。父亲后来曾说：“我们对不起汉卿！当时除在蒋面前作落井下石的人外，同汉卿平日私交最好的也不敢为他说话。当然，说也无用。我每想起那次的会见，心中就深感内疚。因为我当时从有关方面已知蒋介石不会放汉卿回西安去，不过在那种情况下，我又不能对他明言。”

　　父亲于1937年底由淞沪前线转任湖南省主席。1938年9月间，他由长沙赴湘西视察，得知张学良被幽禁在凤凰山，便专程到沅陵拜访。

　　张学良被幽禁在远离城区的凤凰山顶的一座寺庙里。那里十分僻静，房舍和设备也都十分简陋。张学良住在那里，只有小范围的活动自由，打打篮球，划划小船，看看旧书，生活极为单调。按照蒋介石的授意与命令，凤凰山被划为禁区，国民党的一些军政要人，未获得蒋介石的亲自批准，是不允许探望的。为监护张学良，蒋介石颇费苦心，军统派有特务队，共有40多人驻扎在凤凰山上，以及宪兵第八团三营七连约160人。但是，父亲没有顾忌蒋介石，一是他有湖南省政府主席的身份，二是与蒋介石良好的私人关系，决定不请示去看望张学良。

　　听说，父亲是第一个看望张学良的军政要员。这天，张学良找出多年未穿的西装穿上，系上领带，早早地站在凤凰寺外等待张治中的来临。父亲登山，只带了卫兵以及湘西行署主任陈渠珍给他派的两名随从副官，大批的随从人员则在沅陵行署等候。

　　父亲去，特务队队长刘乙光和宪兵连连长童鹤早早站在山门前迎接，把父亲送到张学良处，刘乙光和童鹤站在门外守候，不准任何人接近。此时，张学良已经是等候多时了，他感叹道：“总算把你盼来了。”据说，见此情景，赵四小姐眼里已经含着泪花。

　　张学良尽管与外界少有接触，但他始终关心着抗战局势。他向父亲表达了自己想参加抗战的急切心情，对国家正在危难，自己却无法出力很遗憾，并请父亲务必向蒋介石转达。父亲建议他写封信自己代为转交。回到长沙后，父亲派人将信送给蒋介石，结果大家很清楚。

　　这次父亲与张学良在台湾相见，他们两人一别十年。他说，张学良的脸上皱纹比以前更多了，内心也蒙上了惨苦的伤痕。离别的时候，父亲看他难过，只得勉强安慰他：“我相信国内总是要和平的，只要有和平的一天，也就是你恢复自由的一天，将来国家还是需要你的！”

　　晚年的时候，父亲说，现在看起来，这话对他实在太残忍了！早知道这样，我不应该说这种话！

　　在交谈中，张学良说看了不少历史书，有时候还做些旧体诗。此次探望，张学良赋诗一首赠给父亲。诗曰： 

　　总府远来义气深，

　　山居何敢动佳宾。

　　不堪酒贱酬知己，

　　唯有清茗对此心。

　　在我的卧室里，墙上挂有一幅字，就是张学良的秘书王益知用篆书写的这首诗。

　　关于张学良在台湾此后的幽禁岁月情形，本书撰述者周海滨于2010年3月6日在北京贵宾楼饭店访问了张学良的侄女张闾蘅。张闾蘅是张学良五弟张学森的女儿，香港来来速递货运有限公司董事。1967年，张闾蘅从美国留学回来后先在香港工作了几年，遂往台湾小住一段时间。张学良的子女都不在身边，她与妹妹张闾芝便成了大伯张学良最亲密的家人。在张闾蘅眼里，大伯张学良性格活泼，但一生坎坷，大半生活在没有自由的日子里，他是一个喜剧人物，却活在悲剧里面。

　　我第一次见到我的大伯、大妈大概在1954年。我在台湾上小学五年级的那年，有一天，接我上下学的三轮车夫给我一张纸条，说妈妈让我放学后直接到台北中心诊所找她。我到了诊所一看，全家人都在。一问才知道，我们是来看“大伯、大妈”。妈妈告诉我，大妈生病要住院开刀，大伯、大妈才从山里来到台北。

　　但是这一次，我并没有和大伯、大妈直接碰面，而是偷偷地看。全家人都是高度集中地等待着他们的到来，一听到廊道有动静，家人都贴在门缝往外看。我只是看清了大妈的模样，而大伯只看见了背影。

　　那时候我真的无法理解：大伯、大妈就在眼前，干嘛不能直接去见面呢，我怎么也无法将课本中的“张学良”与大伯联系在一起，为什么大伯、大妈也在台湾，却不能与我们来往呢？后来我才知道，大伯、大妈从1946年11月被押往台湾后，一直幽禁在新竹县竹东的一个人烟稀少的山里。

　　我第一次将大伯、大妈的模样凝刻在记忆中，是我上高中时。大伯、大妈从高雄搬回台北，但还是不允许与家人见面。记得一个星期天，迪克（卢致德）约我们一家去做客，他家隔壁住着董显光（原“驻美大使”），听说那天大伯、大妈会到董显光家做客，这次，我们是隔着大玻璃窗观望。我终于看清了大伯的模样：个头不太高，有些发福，头发灰白，几乎掉光了。哦！这就是张学良？我的大伯！这就是奶奶、父母牵肠挂肚时时念叨的大伯，我怎么也想象不出当年“英俊少帅”的样子。

　　高中毕业后，我到美国留学。1965年是我留学后第一次返台省亲，也正是这一年，我在家中与大伯、大妈见了面。听家人说，大伯、大妈搬到台北后，在北投复兴岗建房，与过去相比，稍许自由些，大伯到台北市区总会来家坐坐。

　　1967年，我回到台湾，我们在台湾的亲人，大大小小好几十口人，如果聚在一起，真是不一般的热闹。1965年开始，大伯、大妈基本上有自由了，每星期起码来我们家三到五次。在大伯、大妈家里住的没有别的亲人，除了一位跟随他们同生死共患难的、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的吴妈，其余“服侍”的人，都是派来的看守特务。每次到我家来，他们总要弄出很大的“动静”。一群时刻跟随的“服侍”先进家立转一圈，看有否陌生人后，便在门外警戒，有时甚至坐在屋里，面无表情地听我们家人聊天。

　　在大伯家的外围，也布满警卫，不让外人靠近。我们平时不能常去大伯家，偶尔去了，家人总要再三交代，说话要小心，隔墙有耳，不能口无遮拦，免得给他们添麻烦。当时我真是无法理解，看着他们宛如生活在“鸟笼”中，心里很压抑也很气愤。大伯的“自由”是很有限的，来往的朋友也少得可怜，除了家人，只有张群、张大千、王新衡、大卫黄（黄仁霖的儿子）等几家可以走动。大伯每次外出都要提前报告，出门时，总是两辆车，前一辆是大伯、大妈，跟随的一辆就是便衣特务或警卫。

　　大伯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被人监视的生活，他很坦然，依旧与我们家人大摆“龙门阵”，聊到高兴时，笑声朗朗。或者拉我们一同去下馆子，边吃边聊。我就是从那时起，才真正认识了我这位“鼎鼎有名”的大伯，我与大伯的感情，也是在这段时间的交往中、在听他的讲述中慢慢建立起来的。 

　　现在想起那段与大伯、大妈在一起的时光，令人难忘。大伯家在北投，那块地皮是他买的，那栋房的格局是他设计的，他自己花钱盖的自然倾注了他的情感。每到年三十，我们与大伯、大妈一起在北投过年，平时他们家冷清寂寞，连玩牌都不允许。这一天可以例外。

　　所以，大伯、大妈最开心的日子是逢年过节。大妈忙里忙外准备年夜饭，她烧得一手好菜，中西餐都很拿手，尤其是西式蛋糕更是一绝，小巧精致、香甜诱人。吃过年夜饭，大伯带头玩牌，别看他的视力听力均不好，每次赢家总是他，我们口袋里的“红包”还未捂热，大部分的压岁钱都回到他手里，看我们沮丧的样子，他呵呵一笑：“耍钱，你们差远了，我是拜过师的！”有时，玩过了通宵，亦不知疲倦，而我们都东倒西歪了。大伯，天性爱热闹、爱玩、爱生活。

　　后来我在香港定居了，往返台湾很方便，只要我回到台湾，大伯几乎每天都来，他往屋里一坐，打开“话匣子”，奶奶、妈妈、我们都成为他的听众，讲他的童年、他在东北的往事，讲祖父张作霖的趣事，偶尔也会讲起囚禁生活中的逗乐的事。

　　1991年3月10日，失去自由达半个多世纪的大伯和大妈，终于离开台湾去美国探亲。1994年，大伯、大妈去了夏威夷定居。大妈年轻时曾患肺癌，割除了一片肺叶，而大伯在40多岁时患了严重的眼疾，因居在深山中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视力差到看人只是影子，打麻将全靠手感，一耳全聋，一耳微有听力。多年来，大妈就是张学良的眼和耳，但一大声说话，就喘不过气来，非常辛苦，两人以轮椅代步相依度日。

　　到了夏威夷后，我们全家陪着他们一起沐浴着阳光与海风，这样自由自在的时光对于他们来说，来得太晚了！大伯在夏威夷的生活非常有规律，早上起床后，第一件事是听服侍他的人念报纸，因为听力差，读报的人需要大声念。接下来就是出去“兜风”，回来吃饭，之后就是午睡时间，醒来再出去“兜风”；晚饭之后，大约七、八点钟，他准时上床。

　　现在一提起我伯父，我一下子就能想起的场景是我们在夏威夷海边遛弯的时候。10点多，我们推着轮椅出去，走1个多小时。散步的时候我们话不多，聊天都是在屋内，大伯坐在轮椅上我们说话也不方便，总是带点东西喂鸽子，逗逗小孩之类的。

　　我只有一次见过大伯流眼泪。那是大妈去世了，大伯跟我轻声说：“前几天，她(赵一荻)还好好的，怎么人说死就要死了呢！你看前几天，我才跟她开玩笑：‘你走了，我就找一个女朋友去’，她就跟我说：‘我做鬼也不放过你！’”伯父说着泪就默默地流下来了；其实他还很怀念夫人，大妈对他，真的可说是无微不至。他们夫妇把生死看得很开，一直相信，他俩都死了，就会在另一个世界再相聚。

　　但是做伟大事情的人，和我们常人是不一样的。他能做到“天塌下来当被子盖”，这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大妈去世的时候，他很难过，但是他们这种人，不会表现出六情七欲的，但是我扶他去做礼拜，他拉着我的手，手都是抖着的。

　　我每年都会往夏威夷三次陪伴大伯，每次逗留逾月，每趟临别都很难受和他说我要走了，每到临别那刻才敢通知大伯，他装听不见，其实我知道他是听见了，不想我走。可是我知道，没有大妈，他一个人是寂寞的。有什么事，我们三在一起就是胡说，他说他眼睛不好，我和妹妹一开门进去，他就知道是我们俩。他每天下午坐在那等我们俩，我要不去，就感觉很惭愧……我想尽可能地陪伴他，当安排好了，他可以移居香港，却又因病去世了。

　　在大妈去世一年后，2001年，大伯也画上了人生句号。在大伯最后的日子里，我每日陪伴在侧，大伯虽然身体不适，但依然能讲笑话，思维敏捷。他离开得十分安详。大伯对生活随遇而安，即使病情反复，但从来没有抱怨，也没有说过哪儿不舒服。他一生从来不麻烦别人，每一个服侍过他的人，没有一个不称赞他是一位又听话、又合作、又可爱的老人家。

　　大伯临终时有没有嘱托，因为伯父性格豁达，不拘小节，也不怕死，可以说他是潇洒地离开人间。在许多人的眼中，大伯是风云人物，的确，他的一生始终被人“前呼后拥”着：早年是他众多的部下，晚年是各种访客与媒体，在台湾则是一群甩都甩不掉的“跟班”……大伯一生起伏，面对荣辱烟云始终坦然处之。 　

　　大伯走了，他是带着遗憾走了！伯父少年时想学医救人却从了军。他说自己不怕死，想亲往前线打外敌，最终没有如愿去抗日。他晚年想回东北看看，也未能再踏上朝思暮想的故土。他很多事情都是没踩到点上。

　　大伯的这些愿望是永远无法实现了！大伯弥留之际，依旧念念不忘他的祖国，却因诸般因素，未能于有生之年回大陆一趟。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对于大伯为什么一直没有回大陆有很多种说法。有的说，大伯因返回东北的时机与日本天皇访华时间相碰，不得不放弃。有的说，大妈在台湾和夏威夷期间，曾公开或私下流露出她不希望张学良回大陆的意思。其实是，大伯他很多事情都没踩在点上，当他想回大陆时，政治环境不允许，等环境允许了，又因为大妈的病情回不去。他们一直相依为命，不可能撇下大妈一个人回大陆。他一直想回大陆，但是一直没踩在点上，伯母的身体不好，所以没能回去。

　　“西安事变”后，大伯被“蒋家政权”囚禁逾五十多年，对蒋介石的感情很复杂，但是至死都没有说过任何对蒋介石不好的话，也没有抱怨过。对蒋介石有个一句评价，大伯说，你爷爷是一个有雄才没大略的人，蒋介石是一个有大略没雄才的人。

　　关于西安事变的大部分史实都已不是秘密，90%都公布了。周恩来总理及大陆一些档案馆的史料都有记载。蒋夫人当时为了营救蒋介石而答应的条件，但事后蒋介石没有遵守这个承诺，蒋夫人为此深感内疚，正因如此，蒋夫人保住了伯父的性命，不致遭遇到与杨虎城将军一样的下场。

　　有人说，1985年12月25日，大伯85岁的时候看《西安事变》影片时，因心情激动没看完就离去。其实，看《西安事变》对他来说不能看是很正常的，因为他有青光眼，基本上是靠听的。看了电影后他说，那个张学良好像和我不像啊。大伯没有激动，也没有评价。关于大伯的电视剧什么的也很多，我们也看，但是觉得写跑了，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大伯确实是一辈子不过生日，他的生日和爷爷的祭日是同一天。所以，他一直不过生日，但是在1990年，政府为其办了宴，其他的时间一直不过生日的。

　　大伯说要在适当的时候回到东北老家去看看，主要是看看亲友，说这事与政治无关，因为他本人早已退出政治，早已脱离政治。他希望人们不要把他回去探亲扫墓的事同政治连在一起。他从来都是主张中国统一的，他非常反对中国分裂。他一直希望海峡两岸早日实现统一。

　　在张学良百岁诞辰期间，杨虎城长孙杨瀚两次去见张学良。他是替父亲杨拯民去看望张学良的。

　　1982年，张学良侄女张闾蘅来北京的引路人就是杨拯民。张闾蘅曾告诉著者：“我到大陆的时候，找到了杨拯民，他让我转达对大伯的问候。后来大伯说想见吕正操、万毅。杨拯民就把我引荐给他们。”

　　张闾蘅回去后，杨拯民不忘让张闾蘅给张学良捎去些礼品，而张学良也在1990年托人给杨拯民带来亲笔题词：

　　“拯民世弟：爱人如己，张学良敬书，七十九年十二月廿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