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界一直猜测，在1950年初，张治中以到广州接返国的女儿为名，曾乘船去某个地方与国民党代表进行密谈。台方究竟是谁至今已无从考证，成为历史之谜。

　　父亲与国民党有着长期的联系，加上他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使其在国民党内有较大的影响力和较高的声望。他是1949年后两岸对话的牵线人。多年来父亲耿耿在心的，就是祖国统一的问题。他曾为台湾回归祖国做了大量工作。父亲病中一直念念不忘在台湾的老朋友和故旧。

　　从1949年到1965年，他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参加对台广播、给台湾故旧去信，分析国际形势，介绍祖国建设，详陈利害得失，希望台湾回归祖国，但他却无法看到这一天了。这对一生致力于祖国统一事业的父亲来说，是最大的遗憾。如今我们兄弟姐妹六人，还有父亲的孙辈，依然秉承父亲爱国爱家的精神，无论是加入民革，还是加入中国共产党，还是无党派知识分子，无论我们在北京、在上海，还是在纽约、在洛杉矶，甚至于去台湾，我们心怀父亲的遗愿，始终心系祖国统一、祖国昌盛的大业，贡献一己之心力。

　　外界一直猜测，在1950年初，张治中以到广州接返国的女儿为名，曾乘船去某个地方与国民党代表进行密谈。台方究竟是谁至今已无从考证，成为历史之谜。而此次广州之行实是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率领由屈武、李俊龙、余湛邦等人员组成特别工作小组，通过香港的旧识友朋对逃台的国民党政要做劝说开导工作，达到促成两岸和平统一的目的。这件事情我并不知道，当时我还在香港。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几个姐妹没有前往广州。

　　据素初说，1950年初，父亲以到广州接返国的她为名，实际上负有特殊使命，乘船去某一个地方与国民党代表(外传是蒋经国、陈诚)进行密谈。台方究竟是何人。今已成了永久的谜。

　　不过，所谓的历史之谜在一纯看来，只是自己儿时的一场惊心动魄的往事。“周伯伯安排我父亲，跟蒋经国、陈诚见面是在广东的一个小岛上。这个小岛在广东番禺，从番禺可以坐船过去。我们就住在岛上。这个岛叫什么名字，当时就不知道，我们是秘密过去的。有个重要情节是，我们住的是个两层楼，在夜里快2点钟的时候，叶剑英叶老帅说你们要赶快搬家，国民党特务已经知道你们住在这里了，赶紧离开这里。我们连夜就离开了那个地方。第二天果然被情报言中，国民党的飞机就把我们住的楼炸掉了。叶老帅救了我们全家。”

　　为何父亲会成为国共密派特使？

　　父亲早年一直受到蒋介石的信任与重用，在台湾的国民党政要和军事将领中，学生、部属和故交好友非常多。因此，他担负的一项重要任务，其目的是以各种方式对昔日的故旧、部属、学生做一些开导、解释、说服的工作，以唤起他们的回归之心，完成祖国的完全统一。

　　1949年以后，他与蒋介石、陈诚保持通信往来，直到“文革”。

　　父亲受周恩来伯伯委托，在1950年6月初以个人名义给蒋介石写信，劝其放弃反共立场。此后朝鲜战争爆发，形势发生变化，争取蒋介石的计划暂停了下来。

　　抗美援朝战争后，父亲又特别选派老部属张樨琴专门负责两岸高层意见沟通，双方对此事均绝对保密。1964年，蒋介石在高雄接见过他。初期的联系方式是通过游艇在公海上秘密进行，双方按照事先的约定交换信件物品。

　　1954年，一则题为《告逃在台湾的人们》的对台广播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父亲在广播里对在台的老友、部属、学生及其他旧政府的人员发话说：“主动地尽自己一切可能靠拢祖国和祖国人民”，在此重要关头，“为国家、为人民、为自己和子孙着想，你们都应该听从我的忠告。”父亲的广播讲话，是大陆对台广播中较早的一篇原国民党高级官员的讲话。

　　英国《经济学家》曾对此作了评价：“在台湾的许多中国国民党人，无疑觉得听听前国民党政治军事家张治中——他告诉他们，与人民在一起的生活是多么美好的讲话，要比阅读最近国民党报纸或其他‘谍报机关’所创造的消息更有兴趣一些。”“所有流亡在台湾的人都希望返回大陆，现在他们愈来愈觉得复兴和恢复世界知名的最伟大的一个民族的任务，正在没有他们参加甚至受到他们损害的情况下进行着，因此，在国民党的讨伐性干涉主义后面的情绪，现在正在开始找到新的出路。”1955年春节，父亲再次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作对海外侨胞的广播，对“反攻大陆”进行了驳斥。

　　公开资料上说，1956年，周恩来伯伯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宣布，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方针。

　　就是在这一年，父亲公开表示：“和平解决台湾是有可能的。”

　　他是在接受《团结报》记者采访时说这话的，他非常期待第三次国共合作。在同年11月2日，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的文章中，父亲再次呼吁国共再次合作。他在对台广播中再次指出：“过去国民党曾和共产党有过两度的合作，在历史上写下了光彩的一页，现在仍然存在第三次合作的可能。”

　　下面还有一系列的活动，可以参考父亲所写未公开出版的《解放十年来点滴活动》。在政协编印的这本书里面，父亲对台湾的讲话、文章、访谈都有，很详细。

　　1957年1月，父亲在广州接受香港《大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台湾是必然要回到祖国怀抱的，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正在增长，并具体分析了有利于和平解放台湾的各种因素。

　　这年2月，父亲出任民革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主任。在当年3月召开的民革三届二中全会上，父亲再次在讲话中强调和平解放台湾方针的正确性，并指出这一方针顺应民心，已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台湾内部和华侨反响热烈。关于实现这一方针的条件，父亲通过以下四点进行分析：一是新中国的强大所产生的吸引力。在台湾的军政人员，自命是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信徒，应是具有爱国思想和爱国精神的，现在看到几年来大陆飞快发展，日益强大，他们在今昔对比之下，自然心向大陆。二是国际的动向。国际上除了美国及其几个仆从小国外，大多看不起台湾，也没有来往，这点对台湾的影响很大。三是台湾自身前途无望。兵源不足，加上经济一天天败坏，美援也不可能久持，因此，人心涣散。四是美蒋矛盾日益激化。美国已发动倒蒋运动，利用以胡适为首的自由主义分子，主张毁党救国，要蒋做一个无智、无能、无为的领袖。他们在香港出版反蒋的小册子，提出反共必先倒蒋。蒋是相当敏感的，这给他的刺激很大。当然，台湾对国际局势抱有幻想，对美国和共产党都还有顾虑，这就使和平解放台湾的道路反复曲折，不可能是直线的。但父亲相信和平解放台湾还是有极大可能的。通过分析这些情况，父亲认为民革要做的工作主要是：认真研究台湾情况，打好基础，要做好对台宣传，多讲道理，晓以大义，态度要平心静气，诚恳；在可能情况下，实现通信与交往；与政府配合做好其他工作。

　　1956年到1958年间，蒋介石派宋宜山（曾是父亲属下宋希濂的胞弟）和曹聚仁回大陆打探情况，父亲将二人引荐给毛泽东，并经常参加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与二人的会谈，解释协调、介绍情况。毛泽东在会见曹聚仁时曾明确表示台湾回归后可以保存军队。在双方真诚的交流中，虽未形成统一方面实质的推进，但有效地实现了在关键的问题上的合作，使得两岸共同打破了美国分裂侵占台湾的图谋。

　　“你们离开祖国九年了，人寿几何，经得起几回沧桑巨变？”1958年10月，父亲在短文《台湾应主动抛弃美帝》中写道：“鸟倦且知还，人情谁不思乡？每当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翘首北望，宁不神伤！你们回来吧！家人亲友在盼望你们，祖国人民在召唤你们！”

　　1958年12月，父亲在民革“四大”上再次重申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的正确性，更加利用各种机会来进行对台工作。他认为以蒋介石为对象，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是完全英明、正确的。此后，他利用各种机会，作演讲、发表文章、作广播讲话，呼吁台湾当局“爱国一家”，“争取通过和平途径，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来”。

　　这才算“尽到作为一个故旧在道义上的责任”。他自己觉得。

　　1957年到1958年，父亲又在两次广播讲话中指出：“现在和平解决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方针是整个争取，以上层领导为争取对象。”

　　2001年10月，我在保定军校联谊会举行的辛亥革命90周年座谈会上发言时提到，1959年国庆十周年时，父亲再次敦促台湾方面“有爱国思想的中国人到大陆上来看看”，特别指出“辞修（即陈诚字）、经国或亲来，或派人来，我想你们也一定会把成见与偏见丢开而额手称庆的。”“恳切希望你们团结一致，统一领导，毅然决然，争取通过和平途径，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来。”

　　但是，三年自然灾害后这项工作被迫中止下来。

　　1960年春，台湾进行“总统”改选，毛泽东说，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也不可落到美国人手中，对蒋介石我们可以等待，解放台湾的任务不一定要我们这一代完成，可以留给下一代去办，现在要蒋过来也有困难，逐步地创造条件，一旦时机成熟就好办了。当蒋介石想连任“总统”时，毛泽东、周恩来派人捎过话去，表示支持蒋介石，赞成他连任“总统”。为了继续维持海峡两岸之间的联系与对话，并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台湾问题的新意图传递到海峡对岸，父亲义不容辞成为传递信息的关键人物。

　　父亲在民革中央座谈“和平解放台湾”和毛泽东、周恩来让他给蒋介石捎信赞成蒋连任“总统”时，曾有这样一段话：“现在台湾掌握权力的是蒋介石、陈诚、蒋经国这三个人。如果把他们三个人比作一个等边三角形的话，蒋这一角在上，蒋经国和陈诚两角在下，都是蒋领导的，而陈诚和蒋经国又有矛盾。但是我们已经表示过了，希望他们内部团结，一致反对帝国主义，不要互相摩擦斗争，以致中了美国人的诡计。这一点他们是知道的。”“我们还要看到一点，就是陈诚、蒋经国两人无论怎样都不能脱离蒋的领导。”

　　1961年8月，美国试图通过邀请陈诚访美，打破蒋氏父子和陈诚之间的团结局面，实现分裂中国的图谋。周伯伯立即请父亲捎信，提醒陈诚与蒋氏父子团结，即蒋氏父子和陈诚之间的团结，把军队抓在手里，美国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1961年8月，在陈诚访美时，美国国务卿把1955年以来中美大使级谈判的记录给他看，幻想以此进行拉拢。陈诚看后对人说：“中国共产党拒绝美国的一切建议，而坚持把美舰队及武装力量退出台湾的做法，不受奸诈，不图近利，是泱泱大国的风度。”陈诚还表示他们也要向历史作交待。

　　由于陈诚思想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加紧争取台湾的工作，由张治中致信陈诚、蒋介石、蒋经国，阐述台湾的处境和前途。信中将台湾对美的关系和台湾对大陆的关系作了对比，说明今日反台者并非中国共产党，实为美国，而支持台湾者并非美国，实为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这样做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不可侵犯性，对台政策是毛泽东提出并由周恩来归纳的“一纲四目”。一纲是台湾回归祖国，其他一切问题均尊重蒋介石与陈诚意见妥善处理。四目主要是：台湾统一于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台湾的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介石；台湾所有军政及经济建设一切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当时台湾每年有8亿美元的赤字，毛泽东表示，8亿美元我们可以给）；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蒋介石的意见，协商决定后进行；双方互约不派遣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举。

　　周恩来比较赞赏陈诚的民族感情，多次请有关人士向他表示：两岸的团结统一工作要认真地做下去，台湾如果有朝一日回归祖国，我们仍然坚持以前所谈的“一纲四目”原则。周恩来还表示：我们希望在我们这辈子看到中国的完全统一，不过我们并不想包办革命的事业，可以留给后一辈去完成的，只要他们一天能守住台湾不使它从中国分裂出去，那么我们就不改变目前对他们的关系。希望他们不要过这个界限，我们是不会动的，可以耐心等待，直到他们在有利时机归还祖国，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周恩来特别请人转告台湾方面：张治中、傅作义的信虽是个人给朋友写的，但是得到了政府的支持。

　　有一次周恩来看过张治中写给蒋介石的信后，归纳了四句诗加在上面：“局促东隅，三位一体，寥廓海天，不归何待。”这些工作对台湾当局深有影响，他们曾明确表示：“只要一息尚存，决不会接受‘两个中国’。”

　　陈诚辞职后，周恩来和张治中分析这不外三个原因：美国压力、内部矛盾或真的生病，说“不管台湾形势如何，我们的政策是要老小合作。”年底，周恩来出访非洲14国期间，绕道广东，会见准备去台的有关人士，希望他转告陈诚及台湾当局，美国正采取更多的阴谋活动，要把台湾从祖国分离出去，而国共两党可以在反对“两个中国”前提下形成统一战线，我们不会因自己强大而不理台湾，也不会因有困难而拿原则做交易。

　　1965年3月，陈诚病逝前曾捎信给周伯伯和父亲，要他们相信他的人格，他不会违背民族大义。同时他还向蒋介石建言不能为外国动用台湾兵力，不能信任美国等。陈诚病逝后，人们发现在他的遗言中，既没有提“反共”，也没有提“反攻”。

　　周伯伯将这一切都归于四五年来与台湾交流沟通协商的结果，也是对父亲对台工作的高度肯定。

　　“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这项工作再次被迫中止。

　　父亲曾说：“台湾一定要解放。至于怎么解放，何时解放，且待将来的事实来证明吧。”

　　1969年父亲去世之前，除了口授政治遗嘱外，还念念不忘“对台工作希望大家继续做下去”。他在病逝前仍挂念台湾的回归和祖国的统一大业：“我再不能为促使台湾回归祖国而尽力了。解放后十七八年来，我所念念不忘的是台湾这一片祖国的神圣领土，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我曾在毛泽东、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做了好些工作，付出许多心血，事终未成，问心无愧。当然，台湾是迟早一定要回归祖国的，是任何反动力量所不能阻挡的。”

　　父亲有很多的学生在那边，很多的老朋友在那边。所以最后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那他就放心了。他去世时有这样的一个遗憾，就是这个事情还没做到，他声音很虚弱地说：“这一天我看不到了！”如果那个时候蒋家还有人在，比如蒋经国在、蒋纬国在，也许还能够恢复跟大陆联系，因为我们都是同宗同文。

　　在美国，素久时刻不忘促进和平统一。2004年初，针对陈水扁等“台独”势力搞的一系列诸如“320公投”等“台独”活动，素久发起并建立了“为了一个中国”的网站，号召全美华人华侨积极签名，短短几天里就有两万多华人签名，他们将所有签名打印出来寄给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亲台的15名议员，表达反对他们支持陈水扁的正义态度。 

　　我都活了这么大岁数了，能够看到我们的祖国富强起来，人民都过着好日子，在外国人的面前能够感到自己作为一位中国人的自豪，这是我感到欣慰的，如果在有生之年看到祖国的完全统一，那就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