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伯伯嘱托父亲把新疆被盛世才囚禁的中国共产党人员全部释放，还特别让父亲了解一下毛泽民的情况。

　　父亲被称为“和平将军”，还有件事是在新疆，把关押的大批共产党人士释放并护送到延安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被迫答应释放在押的“政治犯”。中国共产党非常珍惜这个机会，为了救出被盛世才关押在新疆的一百多名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在父亲第三次飞往迪化之前，周恩来伯伯和邓颖超伯母亲自到其官邸上清寺桂园，一再嘱托他设法营救这批同志。

　　张治中曾三飞迪化，在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驻伊宁领事的调停下，历时一年八个月，经过做工作，避免了分裂，伊宁事件终于获得和平解决。

　　1944年11月，伊宁、塔城、阿山三个专区发生了暴动（又称“三区革命”事件），表示要实行民族独立。日本投降后，新疆的局势进一步恶化。蒋介石派张治中为全权代表前往迪化。1945年11月14日，张治中第二次飞抵迪化，准备与三区代表谈判，而三区代表已先两天到达。当时他们都佩戴着“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证章，并声言他们是代表“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政府来和苏联副总领事叶谢也夫谈话，严正指出：自己只能以中央政府代表的地位接见三区代表，“不能接见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代表”。并请叶领事把他的意思转告给伊方。三区代表经叶领事劝告，最终放弃了他们原来的态度。这样谈判才得以开始举行。

　　1946年7月1日，正式成立了各民族联合的新疆省政府，张治中兼任省政府主席。1947年5月19日，麦斯武德接任新疆省主席后，又逐渐执行反共反苏政策，新疆警备总司令宋希濂在暗中又对张治中的和平政策实行反对和抵制，新疆的局势又趋于紧张，张治中“为了保障全省和平，维护国家统一，实行民主政治，加强民族团结的既定政策不致破坏”，经过努力，征得蒋介石同意后，撤换了麦斯武德和宋希濂，而以包尔汉和陶峙岳分别继任。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因为，“如果不调走宋希濂，陶峙岳不能到新疆，则在顽固反动力量的控制下，策动起义是很困难的。如果不撤换麦斯武德，包尔汉就不能接任主席，麦也不会同意起义的”。这一人事安排为扭转新疆的分裂局面铺平了道路，为1949年新疆的和平解放打下了基础。

　　这是1946年3月，父亲被任命为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刚要离开重庆，一天上午，门口突然来了一部小轿车，周伯伯和周伯母来了，父母知道后连忙下楼。

　　在父亲离重庆前夕拜访，周伯伯和周伯母说是到桂园送行。“我们来看望您和夫人，一是送行，二是有件重要的事相托。我们有一大批党员在新疆被盛世才关押，处境危急，情况欠明，想拜托您到新后调查处理。”

　　周伯伯嘱托父亲把新疆被盛世才囚禁的中国共产党人员全部释放，还特别让父亲了解一下毛泽民的情况。他还说，考虑到由新疆到延安路途遥远，情况复杂，如释放后让这些人自己回延安，恐怕不行，还得请你们在释放后派人和交通工具护送到延安才行。

　　抗战期间，盛世才在新疆执行亲苏政策，中国共产党为了支援盛世才，曾先后派了以陈潭秋、徐杰、林基路、马明方等为首的党员赴新疆，后又派了许多青年干部去新疆乌苏学航空，再加上由苏联疗养治病留新工作的人员，共达100多人。他们帮助盛世才制定六大政策，改革政治、经济、教育、财政等，甚著成效，得到盛世才的倚重。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希特勒全力进攻苏联，斯大林格勒和莫斯科危急万分。盛世才错误估计形势，认为苏联必败。于是，由亲苏转而反苏，在省内大搞白色恐怖，肆行镇压，在1942、1943两年先后把中国共产党在新人员逮捕拘禁，进行疯狂的迫害，100多位共产党人处境十分危急艰难。

　　这些人里有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父亲在上海大学时还与她是同学。4月上旬，父亲到迪化后，即遵照周伯伯的嘱托行事，派屈武去看望杨之华，了解了一下基本情况。余湛邦回忆说：“张治中下手令给省警务处整饬监狱改善生活，并嘱我马上调阅案卷。警务处处长胡国振说：案卷早被盛世才毁掉，送到我手上的仅仅是一份新疆桑皮纸写的花名册。上写姓名、年龄、籍贯、职业、民族、逮捕地点，非常简略，看不出什么问题。事后才知道，这些人的姓名许多都是假的。”

　　父亲了解到毛泽民已被盛世才杀害，监狱里还关着l31名共产党的干部和家属。为此，父亲和狱中人员直接联系，由他们派了6位代表来见父亲，其中有杨之华、高登榜等。经过一个月的准备，父亲为他们安排专人、专车，还带上医务人员护送，同时电告沿途各省负责人妥善接待。据余湛邦回忆：张治中要我写电报给蒋介石。据我的记忆，电文三次都是我亲办亲自保存。电中强调：（1）主要负责人已于1943年9月被盛世才杀害，剩下的大多是老弱妇孺。（2）释放政治犯是两党谈判协议，早已见报，众所周知，应主动办理。（3）在新疆特殊条件下，释放中国共产党政治犯非执行不可。我离渝时，周恩来夫妇已到我家亲自提出，如延搁不办，周将对外公布，对我很不利。经过两个多月的电文往返，蒋介石才勉强同意张治中立即派我和党必刚（当时西北行营驻迪化办公厅二组组长）去看望关押在监牢的中国共产党人员，宣布正式释放并护送回延安。

　　父亲指定新疆警备总部交通处长刘亚哲负责武装护送。临行前，他叮嘱刘亚哲说：“这个任务很重要，是一个政治任务，你要努力。新疆境内很复杂，要注意安全，对他们的生活要照顾好。”

　　考虑出新疆后便不能使用新币，父亲又改发给每人3万元法币，以应路途急需。从迪化到延安，他始终是在关切注视着他们的行踪。

　　6月10日，8辆大汽车载着13l位同志及家属从迪化出发，冲破了国民党特务的重重阻挠，于7月11日安全到达延安。7月12日，朱德总司令给父亲去电致谢，护送人员回迪化时还带回毛主席赠送的延安土特产品。

　　后来，周伯伯当着父亲的面对高登榜说：“文白先生是你们的救命恩人。当年释放在新疆的共产党人是文白先生做的一件好事。这在国共关系史上是空前的，绝无仅有的。”

　　1949年9月8日，毛泽东约见父亲，对他说，解放军已经决定由兰州和青海分两路向新疆进军，希望你去电给新疆军政负责人，要他们起义。还说，从新疆了解到的情况，只要张治中去电，他们一定会照办的。

　　父亲说：“我早有此意，不过新疆和我通讯早已中断，不知怎样才能和他联系上？”

　　毛泽东告诉他，“我们已在伊宁建立电台，你的电报可由伊宁邓力群转到迪化。” 父亲听了毛主席的吩咐、立即给中国共产党在伊宁的负责人邓力群同志打了电报，请他转告陶峙岳将军和包尔汉主席，要他们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政府。那时候，国民政府已节节败退到广州。

　　父亲曾在新疆任职多年，对那里的情况十分了解。经过反复思考，他将和平解放新疆的意见书提交毛泽东，希望为和平解放新疆做出贡献。

　　9月10日，父亲致电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省主席包尔汉。父亲在电报中指出：“今全局演进至此，大势已定，兰州解放，新省孤悬，兄等为革命大义，为新省和平计，亦即为全省人民及全体官兵利害计，亟应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第二天又就起义的具体问题单独致电陶峙岳。9月15日，邓力群秘密飞赴迪化，将张的电报转给陶、包二人。9月17日，陶、包联名复电张治中并转毛泽东，表示已对和平转变审慎筹议，在保障国家领土、维护全省和平、避免无谓牺牲的原则下，采取行动，即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接受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9月21日，毛主席再次就新疆和平解放问题致信父亲。父亲接信后第二天，又致电陶、包，嘱其立即与彭德怀接洽宣布起义，要陶峙岳以张治中的名义电令在河西的周嘉彬、黄祖勋两军接受陶的命令，与前线将领接洽表示诚意，不应再犹豫顾虑。那时，我和丈夫周嘉彬在甘肃生活有三年时间。

　　9月25日陶峙岳通电起义，26日包尔汉也宣布起义，新疆和平解放。

　　记得1955年国庆节举行了授勋典礼，父亲和陶峙岳将军都被授予了一级解放勋章。

　　自l950年初至1954年秋，父亲被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其间父亲也多次来往于西安、北京之间。在西北时，父亲和西北的党政负责同志，如彭德怀主席、习仲勋、马明方、杨明轩三位副主席等许多中国共产党朋友都相处得很好。

　　在新疆的国民党军队起义之后，由新疆军区王震司令员直接指挥，父亲对王震司令员极为佩服，常常说起他艰苦奋斗建设边疆的功绩。又说彭老总是如何心直口快，平易近人，还说他的生活朴素，始终保持解放军的优良传统。父亲被任命为新设立的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协助彭德怀指挥进军大西北时，毛主席说，“你过去是西北四省的军政长官，现在去做彭德怀的副手，委屈了吧?”父亲则不在意，他说：“革命者是向来不会也不应该计较地位的，我听命令，听吩咐。”

　　抗美援朝之战开始，彭老总调往前线，习仲勋继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周总理特地问父亲：“习比你年轻些，你做他的副手有没有意见？”父亲回答：“总理放心，我毫无意见，我一定会和他好好合作的。”后来他们相处无间，愉快地一起工作。父亲称赞习仲勋能干、有魄力、有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