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钱俶进京，将府中全部金银珠宝、绫罗绸缎等财物装车随行，价值难以估算（尽辇其府实而行，分为五十进，犀象、锦采、金银、珠贝、茶绵及服御器用之物逾巨万计。《长编》卷十九）。钱俶这次进京纳贡，是倾其国所有，目的只有一个，借此讨大宋的欢心，希望这次还能够回来。虽然太宗皇帝对钱俶也给予了很高的礼遇，但迟迟不肯遣返其回国。钱俶连续上表三十多次，一直没有获得恩准（凡三十余进，不获命。《长编》卷十九）。所以，钱俶的这次进京，先是失去了人身自由，太宗实现了对钱俶的人身控制。

　　这个时候，漳、泉的陈洪进主动献土归朝，这令钱俶又惊又怕。当天即上书请求罢免天下兵马大元帅的职位，请求废除诏书不名的待遇，恳请允许回国，太宗又一次没有恩准。这令钱俶不知所措。吴越国相崔仁冀说：“朝廷的意思已经明明白白了，大王如不即可献纳国土，大祸马上临头（朝廷意可知矣，大王不速纳土，祸且至。《长编》卷十九）。”钱俶左右臣僚纷纷反对，崔仁冀厉声道：“如今离国有千里之遥，已在人家手掌掌控之中，除非插上翅膀，才能飞离（今已在人掌握中，去国千里，惟有羽翼乃能飞去耳。《长编》卷十九）。”一语惊醒梦中人，最终，钱俶听从宰相崔仁冀的建议，将吴越十三州、一军上表献出。钱俶退朝后，吴越臣僚才得知消息，齐声痛哭道：“我们的王是回不去了（俶朝退，将吏僚属始知之，千余人皆恸哭曰：“吾王不归矣。”《长编》卷十九）。”

　　据宋代的笔记记载，钱俶在离开杭州之时，已经想到这次回来的几率微乎其微，一一拜别宗族陵庙，哭着说：“不孝孙钱俶不能守护宗庙，又不能为国而死，如今要远离家邦，朝觐大宋，能不能回来不好说，万一一去不返，没有机会再来拜祭先祖，祈愿先王英灵平安（嗣孙俶不孝，不能守祭祀，又不能死社稷，今去国修觐，还邦无期，万一不能再扫松樻，愿王英德各遂所安。《玉壶清话》卷七）。”由此看来，有了第一次进京的惊险，有了对当时局势的清醒认识，钱俶在离国之前就已经做好了纳土的心理准备，虽然还有可能心存侥幸。就这样，吴越全境县八十六，户五十五万六百八，兵十一万五千三十六，悉归大宋。

　　太平兴国三年五月，吴越国王钱俶纳土归降，这标志着大宋王朝兼并吴越国的实现，也标志着大宋王朝南方的统一基本完成。在没有通过任何战争的情况下，钱俶为什么要纳土归降？大宋王朝对吴越国的非武力兼并是如何实现的？

　　没有刀光剑影的兼并

　　先看第一个问题，大宋王朝对吴越的兼并，为什么没有通过战争的方式？这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大宋与吴越之间的宗藩关系。

　　大宋与吴越之间存在着双重关系：宗藩关系、战略同盟关系。

　　吴越从建国开始，就向中原朝廷纳贡称臣，历经五代，一直延续到大宋建国，这是一种宗藩关系。尤其是大宋政权建立以后，吴越与大宋之间使者往来更为频繁，吴越不断向大宋进贡，以尽藩国之责；大宋也不断派遣使者到吴越宣谕赐封，以示宗国之职；这种活动进一步强化了宗藩关系。当然，吴越与大宋的宗藩关系，不是单纯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吴越的管辖区域内，吴越仍保留很强的独立性，所以，这个政权，我们称之为半割据政权。从吴越方面讲，其强化这种宗藩关系，是为了继续保持这种割据状态；从大宋方面看，其强化这种宗藩关系，是为了加强对吴越的控御，进而实现兼并。不管吴越与大宋的各自意图如何，因为存在这种宗藩关系，大宋通过战争吞并吴越是不适宜的。

　　第二，大宋与吴越之间的战略同盟关系。

　　宗藩关系之外，大宋与吴越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关系，即战略同盟关系。这种关系是由地缘政治因素形成的。在大宋建国的时候，实力比较强大的只有南唐，在南唐之前则是杨吴政权。杨吴政权——南唐政权，与吴越之间不止一次地发生军事冲突，在周世宗征伐淮南之前，杨吴——南唐政权是唯一对吴越国构成严重威胁的国家。面对来自邻居的威胁，吴越国需要寻找军事支持，中原王朝无疑是最佳结盟对象。中原王朝或者为保持自己的政权稳定，或者要实现统一，要往南扩境，都不可避免地与杨吴——南唐发生冲突。所以，中原朝廷，不管后周还是大宋，也都非常重视与吴越的结盟。这就是大宋与吴越之间的战略同盟关系。事实证明，这种战略同盟关系不但有效牵制了南唐对吴越的侵犯，也对大宋统一南唐，甚至是平定国内的李重进叛乱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以说，宗藩关系，不能使用战争；战略同盟关系，也不能使用战争。从大宋与吴越的这双重关系方面而言，大宋都不适宜通过战争的方式来吞并吴越。

　　第三，吴越的事大国策。

　　吴越国从创建者钱镠开始就一直以“善事中国”和“保境安民”为国策。所以，此后的四代吴越国王都遵循钱镠的遗训，并没有改变这一基本国策。

　　第四，吴越的恭顺态度。

　　事大是吴越政权的基本国策，但对中原王朝的态度并不是一开始就表现得相当顺从，而是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当中原王朝动乱不止的时候，南方诸国往往也无所顾忌。比如后唐的使者拜见吴越国王时，曾“称臣拜舞”（《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六），吴越显然是一种自大的态度。这种态度从后周世宗征伐淮南时发生了改变。淮南之战后，当时的格局有原来的中原王朝与南唐两强并立转为一强独霸，吴越国开始感受到来自中原朝廷的巨大压力，双方的关系急剧变化，吴越开始以一种恭顺卑下的面貌出现，到大宋初年，更加谦下，钱俶在第一次进京回国后，曾不断向西北开封方向朝拜（一日，命徙坐于东偏，谓左右曰：“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不违颜咫尺，俶岂敢宁居乎？《长编》卷十七），这对大宋王朝的恭顺达到了极致，这表明吴越政权的附庸化走向极端。

　　吴越政权的事大与忠顺，具体表现为供奉的不断增加——频率增加，数量增加，对大宋朝廷的在统一过程中要求发兵相助有求必应。吴越政权对大宋的恭顺态度也换来了大宋的格外恩典，钱俶在第一次进京时所享受的待遇可见一斑，这种待遇使钱俶对大宋朝廷感恩戴德，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附庸关系，以致实现最终在精神上的控制。太祖皇帝召钱俶进京，是在平定南唐不久，其真实的目的当然不是表扬他在征伐南唐时的出兵，更不是太祖皇帝说的聊慰思念之情，太祖皇帝是在试探钱俶的态度。比如南唐李煜，对大宋表现得也很恭顺，进贡也持续不断，但他倔强不朝，所以只能通过战争解决问题。而钱俶的进京，不光表明了对大宋的忠顺，也决定了大宋兼并吴越方式的选择。对于这样一个一直恭顺的政权，当然不能采用战争的方式。采用什么方式呢？太祖皇帝故意将朝臣建议扣留钱俶取其土地的奏章交给他，是欲擒故纵，本质上是在提醒，要其积极主动地献地。

　　所以，由于大宋与吴越之间的宗藩、战略同盟的双重关系，加之吴越对大宋朝廷一直表现得相当恭顺，“伸手不打笑脸人”，因此大宋不宜使用战争的方式实现兼并。

　　再看第二个问题，大宋王朝对吴越的兼并为什么能顺利实现？这也有四方面的原因。

　　第一，大宋绝对的强势地位。

　　中原朝廷从后周世宗时期开始有统一天下的趋势与行动，这当然奠定在强大的物质基础与军事基础之上。宋太祖建国以后，按部就班，将荆南、湖南、后蜀、南汉、南唐一一收复囊中，力量更加强大。吴越国无论从哪一方面讲，都处于绝对的劣势。大宋对吴越的兼并没有通过战争，但是，兼并能够顺利进行，必然背后有强大的军事支撑力量。所以说，和平的背后，必然有强大的军力支撑，古今都一样。

　　第二，战略同盟关系的丧失。

　　前面讲过，大宋与吴越之间存在着双重关系，即建立在称臣进贡基础之上的宗藩关系以及建立在共同的敌人南唐之上的战略同盟关系。但是，在吴越的帮助下，南唐成功地并入大宋的版图，吴越与大宋共同的敌人消失了，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的战略同盟关系也不复存在。两个政权之间仅存在宗藩的关系，宗藩关系本质上就是一种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所以，钱俶第一次进京，宋太祖的恩宠有加、故意将朝臣的奏疏交给他，实现了对钱俶的精神控制；钱俶第二次进京，三十多次上表请求回国，太宗皇帝就是不允许，实现了对钱俶的人身控制。

　　第三，吴越国的彻底孤立。

　　当吴越政权积极出兵帮助大宋朝廷拿下南唐后，在大宋的南部，不算交趾在内，只剩下漳泉的陈洪进与吴越了。在处境本来就很不看好的情况下，漳泉的陈洪进又抢先一步纳土归顺，这对吴越而言，彻底孤立，已经是走投无路。

　　第四，钱镠的遗训。

　　吴越国的缔造者钱镠不仅要求继位者必须与中原朝廷搞好关系，临终时，他还留下遗训说：“一定要识时务，要量力而行，要与时俱进，中原出现明主的时候一定要迅速归附。”他还引用圣人“顺天者存”、“民为贵、社稷次之” 的言语告诫子孙一定要爱民，勿动干戈，并说有违背者立即消亡，遵守者世代荣光（要度德量力，而识时务，如遇真主，宜速归附。圣人云顺天者存，又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免动干戈，即所以爱民也。如违吾语，立见消亡。依我训言，世代可受光荣。《钱氏家乘》卷六《武肃王遗训》）。有先祖的这些遗训，钱俶在第二次进京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主动献上土地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总之，赵宋与吴越国的双重关系、钱氏政权的事大忠顺态度决定了大宋王朝不用通过战争而实现对吴越的兼并。赵宋绝对的强势地位、两国战略同盟关系的丧失、吴越国的彻底孤立、钱氏先祖的遗训，则是兼并得以顺利实现的条件（参考何灿浩《控御与柔服:赵宋兼并吴越国的特殊方式》一文的部分内容）。

　　漳泉纳土、吴越献地，都是从太祖时候、甚至从后周开始已经下足了功夫，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但不管如何，这两件大事是在太宗皇帝掌权时继续对两个政权施加压力才得以最终实现的，而且没有通过战争，没有生灵涂炭，这是难能可贵的事，这也说明，战争能够实现统一，但战争不是唯一的统一方式。

　　到此为止，大宋的南方基本实现统一，按照先南后北的策略，大宋下一步的任务是要对北汉动手了。北汉是一块硬骨头，从后周世宗柴荣开始到大宋的太祖皇帝，曾不止一次地讨伐却没有成功，北汉不过是割据太原的一个蕞尔小国，为什么能够抵御中原王朝多次大规模讨伐呢？北汉王朝还能坚持多久呢？

　　请看：强弱异势。

　　吴越地图 选自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