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心传只是列举朱希真三条证据的谬误，而对朱希真的结论未置一词。所以，后来的研究者有的只是对其证据之谬误稍加修正，仍认同朱希真的这个结论；有的对结论稍加扩充，把旧臣扩大到所有文人，承认宋太宗组织编纂大型图书存在深刻的政治意图。

　　如清代组织编纂大型图书《四库全书》的乾隆皇帝不止一次地说：宋太宗的皇位来得不明不白，为了消除朝野的议论，他才集中文人编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这些大型图书（宋太宗身有惭徳，因集文人为《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三大书，以弭草野之私议。然千秋公论自在，又岂智术之所能掩覆乎！《御制诗集》四集卷十一。又卷十七、卷四十九、卷八十七亦有类似之观点）。乾隆皇帝认为宋太宗组织编纂大型图书有政治意图，只是将心存怨言的群体从亡国旧臣扩展到了当时大部分文人，将文人不满的原因归结到太宗皇帝的帝位的来路不明，内心羞愧。

　　再如鲁迅，修正了朱希真的证据谬误，完全沿袭了朱希真的观点。他说，宋初太宗朝等大行类书的编纂是统治者为了安抚那些身为海内外降王臣佐的一种政治策略（宋既平一宇内，收诸国图籍，而降王臣佐多海内名士，或宣怨言，遂尽招之馆阁，厚其廪饩，使修书，成《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各一千卷；又以野史小说诸家成书五百卷，目录十卷，是为《太平广记》。《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一篇《宋之志怪及传奇文》）。

　　看来，宋太宗即位不久就组织编纂大型图书的背后存在着深刻的政治意图，这种观点似乎是无可争议的了；然而，也有不少研究者不认同甚至彻底否认这种说法。

　　反对此观点的证据一如李心传所列，并没有增加新的证据。因为朱希真所说的证据不可信，所以《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图书的编纂不一定非得有深刻的政治意图，宋太宗召集文人编纂大型图书，只不过是为了使自己获得一个崇尚文化的美名，起用降王旧臣，是因为这些人有文化（愚意以为太宗之敕修群书，不过为点缀升平欲获右文令主之名，其用南唐遗臣，亦仅以其文学优赡，初不必有若何深意。聂崇岐《太平御览引得·序》、郭伯恭《宋四大书考·导言》）。

　　在考证中，通过一一否定他人的证据材料，来证明他人的结论是错误的，这是一个有效的手段，这一招叫“釜底抽薪”。但是，有一个前提，必须彻底否定证据，这叫“证死”。如果对证据“证不死”的话，结论很难“证死”。那么，否认宋太宗组织编纂大型图书有深刻的政治意图者有没有做到这一点呢？

　　没有。

　　第一，降王死而用旧臣修书虽不合史实，但利用这些降王的旧臣修书是事实。

　　第二，《册府元龟》不是宋太宗组织编纂的，但《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三部大书是太宗皇帝组织编写的。

　　第三，这些文人最后老死于文字之间不符合史实，但这些人的确多年来一直在编纂大型图书。

　　所以说，持异议者并没有完全否决证据，自然对结论也不能彻底否定。事实上，我们上面讲的这种考证方法，如果做得好，只能否认他人的观点，并不能由此得出一个新的结论。但是，他们恰恰由此得出了一个结论：因为宋太宗组织编纂大型图书并没有深刻的政治意图，所以他的目的是博得一个非常热爱文化的美名。这种论证过程就如同这样一个推理：1+1=3是不对的，所以1+1=4，这显然很荒唐。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宋太宗在当上皇帝不久就急切地组织编纂大型图书，到底有没有深意？

　　我认为虽然朱希真所言有多处谬误，但如果以此认为这些图书之编纂无涉政治显然难以令人信服。

　　第一，从编纂人员来看。

　　参与《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编纂的先后十七名人员中，其中有八名来自南唐。南唐是在开宝八年十一月才并入大宋版图的，此时南唐官员入宋才仅仅一年的时间，李煜在入宋以后一直闷闷不乐，他的旧臣心生怨言是有可能的。以南唐名臣徐铉为例，入宋后，曾受太宗之命编纂《江南录》，写到南唐亡国的时候，不言李煜之过，只是说“历数有尽，天命有归”，据说太宗皇帝对这种说法很不满意。所以说，太宗皇帝诏令南唐官员进行大型图书的编纂，可能有慢慢消除他们对新朝不满的意思。退一步讲，即使这些人忠心耿耿，难道宋太宗竟能寝食无忧？换一句话说，即使这些人口无怨言，太宗利用他们编纂图书，未尝没有有意笼络南唐文人的意图。所以，单纯从南唐降臣所占参编人数的比例看，对宋太宗的用心就会有所察觉。

　　第二，从编纂时间来看。

　　《太平御览》与《太平广记》是同时受诏编纂的，时间在太平兴国二年三月，宋太宗即位五个月的时候，也就是说宋太宗在皇位还没有彻底稳定的时候，就开始图书编纂事业，从这个角度来看，图书编纂事业对于他的皇位稳固应该是有积极意义的。而且，有文献记载，太宗那么着急地下令编纂的大型小说集《太平广记》，并不是当时社会所急需的，编成以后就没有急着印刷（言者以为非学者所急，墨板藏太清楼。《玉海》卷五十四）。试想一下，太宗那么着急地下令编纂一部当时学者并不急需的书，这说明什么？这其中一定有图书之外的意图。

　　第三，从历史上的类似情况来看。

　　唐太宗时编纂《五经正义》，所用均为隋、陈旧臣，目的在于笼络这些文士；明成祖朱棣篡夺帝位，被方孝孺等士大夫们视为“大逆不道”。于是想到了编修一部大型类书《永乐大典》，通过把士人集中起来，可以消弭朝野间的抗拒力量，达到笼络士人的目的，确立自己的正统地位。康熙皇帝编纂《古今图书集成》、乾隆皇帝编纂《四库全书》，最初都不是为编纂而编纂，都有编纂之外的意图。有意思的是，乾隆皇帝三番五次地拿宋太宗说事，说我编纂图书不像宋太宗那样。乾隆的一再声明总不免让人觉得有此地无银的嫌疑，他固然不是篡夺得位，自身当然不会觉得有什么“惭德”，所以不需要想办法堵塞众人之口，但精通帝王之术的乾隆下诏编纂《四库全书》，恐怕也并非仅仅是雅爱古籍，当是和唐太宗等人一样别有深意，因为身为异族的大清更需要使天下英雄，特别是汉人入其彀中，这与宋太宗修三大书是为了安置降王旧臣、笼络文人是极相似的。

　　综上所述，宋初太宗朝大型类书的修纂是统治者为安抚那些多为海内名士的降王臣佐的一种政治手段。但是，安抚与笼络士人绝不是图书编纂的唯一意图。那么，太宗皇帝大张旗鼓地编纂图书还有其他意图吗？

　　一举多得的事，何乐而不为

　　赵光义官家图书编纂背后的政治意图是一定存在的，这也是他组织编纂图书的最初意图、根本意图，当然，有些政治意图是不能光明正大地说出来的，往往要借着某种比较冠冕堂皇的方式来呈现，由此，赵官家的图书策划与编辑事业就具备了多种意图。所以，我们认同朱希真的观点，同时，我们也认同反对朱希真者提出的观点。这并不矛盾，难道宋太宗图书编纂只能有且只能一种意图吗？

　　第一，兴文抑武，博取右文之美名。

　　这是一个副产品，也是一个美好的借口。太宗皇帝即位以后，亟需做得事情就是迅速摆脱太祖的影响。最好的方法就是大张旗鼓地做太祖没有做过的事情，太宗皇帝很清楚自己的长处，他在武功方面很难超越太祖，而且太祖留给他发挥的机会也不是很多了，而在文化方面他颇为自负，所以他迅速地从此入手。科举考试的改革、崇文院的改建、大型图书的编纂，都是可行之法。

　　必须注意一点，太宗皇帝的图书编纂意图并非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时段，有不同的侧重点。可以这样简单描述，在太平兴国二年下令编纂“太平”两大书时，消弭士怨的意图显然占了主导，兴文抑武、博取一个热爱文化的美名，是消弭士怨的副产品。但是，随着图书编纂事业的进行，士人的不满早已消失在图书编纂的文化事业中，也就是说太宗皇帝的意图已经起到了应有的效果；在此种情况下，《文苑英华》的编纂，更多地是彰显帝王崇文的一个意图，所以，参加《文苑英华》图书编纂者，不仅仅是亡国旧臣，大宋王朝通过科举拔萃而出的一些文士也加入到了这个编纂队伍中来了。

　　第二，神道设教，王朝合法性的神秘论证

　　这里重点再说说《太平广记》这部书。

　　《太平广记》属于小说类图书，小说在古代属于难登不登大雅之堂“小道”（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汉书·艺文志》），太宗皇帝是崇文好儒的一代帝王，参加编纂的也是精通儒学的知名文士，他们为什么要编纂这种“君子弗为”的东西呢？

　　前面我们讲过，《太平广记》这部书，在编纂完成以后，并没有接着印刷，原因是当时就有人说这类书不是当前所急需的，由此我们推测太宗皇帝下诏编写一部当时并不继续的图书，目的在于消耗读书人的精力，转移读书人的视点，把他们的内心郁闷慢慢消耗在图书编撰中。这种意图肯定是存在的，但是还有没有其他意图呢？

　　有。

　　太宗皇帝的帝位之获得扑朔迷离，当时就有不少臆测。神怪故事在证明太宗继承帝位的正当性方面就有了市场。

　　举例说明，《长编》在记载斧声烛影的时候，还写了一个神乎其神的故事：建隆初年的时候，在陕西盩厔县一户叫张守真的人家，天神降临了，这个天神自称黑杀将军，是玉帝的大臣。张守真每次斋戒，请神降临，都很应验，黑杀将军能够预言人间祸福。宋太祖病重的时候，将张守真召来，在建隆观设置道场，请天神降临。天神降临后说：“天上宫阙已成，玉鎻开。晋王有仁心。”这没头没尾的话，大意是说上天已经给太祖准备好了地方，开门等他上天了，就是说宋太祖要死了。晋王赵光义有仁义之心，言外之意是说要晋王继承王位。所以，太祖就夜召赵光义进宫，嘱托后事。（初，有神降于盩厔县民张守真家，自言“我，天之尊神，号黑杀将军，玉帝之辅也。”守真每斋戒祈请，神必降室中，风肃然，声若婴儿，独守真能晓之。所言祸福多验，守真遂为道士。上不豫，驿召守真阙下。壬子，命内侍王继恩就建隆观设黄箓醮，令守真降神。神言：“天上宫阙已成，玉鏁开。晋王有仁心。”言讫不复降。上闻其言，即夜召晋王，属以后事。《长编》卷十七）。

　　这一天神将语的故事，对太宗继承帝位的正当性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此事发生后半年，即太平兴国二年五月的时候，太宗皇帝下旨，修建祀奉天神的终南山北帝宫，就是张守真用来祭祀天神的地方（《长编》卷十八）。这些故事，显然是晋王赵光义集团利用宗教编出来的，但在民间，应该有较大的市场，当然，其背后一定有太宗的旨意。

　　预言太宗登极的，不光有黑杀将军。开宝末，晋王的一个亲信到西部去买马，回来途中曾宿在甘肃一个神庙旁。半夜里，梦见有神人对他说：“晋王已经即位了，你现在要快马加鞭（倍道）回京城。”这个人临近京城时，得知太祖已经升天（升遐。《长编》卷十八），赵光义果然做了皇帝。所以，太平兴国二年秋七月，太宗皇帝下令整修这个庙宇，按时祭祀。

　　这些故事，尤其是在民间，对太宗即位的合法性起了很大的作用，并强化了其神圣的权威。在一个王朝初建时，皇帝往往不仅自己崇奉佛教、道教，并且会通过各种宗教方式，以确立权威，收揽人心。所以，太宗即位不久，就下令组织编写佛道志怪故事集《太平广记》，这是太宗对自己即位神圣合法性的一种神秘论证，当然其中也包括神道设教之意。

　　总之，宋太宗即位之初就组织编修的三部大书背后，存在着图书编纂之外的多重意图。但不管是什么意图，这次政府的行为，客观上对文献进行了一次规模宏大的整理，宋代文化的繁盛，与太宗的努力与导向分不开的。太宗皇帝对知识阶层的礼遇和利用，对于文化事业的提倡与推动，使知识阶层恢复了文化自信，也由此获得了知识阶层对其政权合法性的认同。

　　文人地位的提高，意味着武人地位开始下降。太宗皇帝在加强文化建设的同时，对地方节度使这些军阀势力也没有放松，采取了一些与太祖朝不同的方式抑制地方势力，从而实现了其对国家整体的驾驭与控制。那么，太宗即位以后，是如何抑制武人、有效统治地方的呢？

　　请看：今非昔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