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文人的春天

　　“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这是被誉为“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过的一句话。汤因比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因为宋代是读书人的天堂。那么这扇天堂的大门是由谁开启的呢？有人说是大宋开国之君赵匡胤。诚然，赵匡胤当上皇帝以后，开始转变五代时期武人嚣张跋扈、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始从“马上得天下”到“马下治天下”的转变，开始重视文人。但是，宋太祖赵匡胤登基以后，国家疆域还很局促，还需要大批武人南征北战，文人的地位也还没有那么高，而且宋太祖还时不时地嘲弄一下文人，说什么“之乎者也助的甚事”之类的话。所以说，宋太祖赵匡胤仅仅是为文人的天堂之门开启了一条缝隙，读书人听到了“幸福来敲门”，但太祖还没来得及将文人的幸福之门彻底洞开就走了。那么，真正彻底开启这扇幸福之门的人是谁呢？

　　他就是大宋王朝的第二个皇帝宋太宗。太宗皇帝为什么说宋太宗时代，文人迎来了他们的春天呢？主要有两点表现：一是机会多了，二是地位高了。

　　龙飞榜井喷了

　　太平兴国二年正月，宋太宗当上皇帝才两个多月时间，就举行了第一次科举考试。科举考试从隋代开始算起，到宋太宗的时候，已经持续了400年的时间，所以，宋太宗开科取士并不稀奇，但是，这次考试与以往的考试有很大不同，主要有四点。

　　第一，录取人数多。

　　宋太祖在位十六年，科举考试举行了十五次，但是，每科取士录取人数并不多。其中录取人数较多的只有两榜，一是在开宝六年，一是在开宝八年，而且这两次录取名额增加都有特殊的原因。

　　开宝六年的这次科举考试，由翰林学士李昉主考（权知贡举）。按照《长编》的记载，主考官李昉在这次科举考试中有营私舞弊之嫌，这次参加考试的人员中有李昉一个的同乡，结果进士及第，这本不稀奇，毕竟有才能的人哪里都有。但太祖在讲武殿接见这些人员时，发现李昉的这个同乡是草包一个（材质最陋，应对失次。《长编》卷十四），立刻取消了他的资格。恰好这时，落榜的一些进士不满李昉的舞弊行为（取舍非当。《长编》卷十四），击登闻鼓，要告御状。太祖果断地重选主考，对这些落榜人员进行重新考试，又因此录取了一批。所以，开宝六年的这次科举，实际录取进士三十五人，诸科录取人数也不算少。这是太祖朝科举考试录取人数最多的一次，也是比较特殊的一次。开宝八年的这次科举，宋太祖针对以往科举考试录取多为有权有势人家的子弟，有意识地向普通民众敞开仕进大门（多为势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长编》卷十六），所以这次科举考试进士录取三十人，诸科三十四人。这是太祖朝科举考试录取人数较多的一次，仅次于开宝六年。

　　除去这两次比较特殊的情况，太祖朝的其他十三次科举，每次录取人数都不多，经常在十人以下，最少的是乾德四年的科举，录取进士六人，诸科九人。平均计算，以进士为例，太祖朝十五次开考，总共录取188人，平均每榜录取13人。录取的平均人数与五代相差无几，比起唐代几乎减少了一半（据张其凡先生《论宋太宗朝的科举考试》统计）。这种状况到了宋代的第二任皇帝宋太宗那里，有了彻底的改变。宋太宗即位后的第一次科举考试，扩招，录取人数井喷。

　　太平兴国二年的这次科举，进士科录取109人，诸科录取207人，这是正常的录取，录取人数激增。除此以外，宋太宗又命礼部翻阅考生档案（贡籍），找出参加十五次考试的考生，十五次，这意味着从宋代建国伊始，就投入科场，整个太祖朝一直在这条道路上拼搏，却始终没有及第，这批人不算少，共184人，一并录取（赐出身）。这样，这次科举一共录取了500人。其中，《九经》中有七人不合格，但因为他们年龄很大了，太宗特别赐予他们同《三传》出身，一并录用。

　　第二，享受的荣誉高。

　　这次中举的500人，享受了极高的荣誉。太宗赏赐每人一套新衣服（绿袍鞸笏），在开宝寺设宴，宴请全部中举考生。这种活动在唐朝时称为“闻喜晏”，当时在唐代皇家园林“曲江”举行，五代时期，多在寺院举行。宋太宗的这次宴请，设在开宝寺，但规模级别极高，史书上说“供帐甚盛”，就是陈设供宴会用的帷帐、用具、饮食等物都非常高档，对文人而言，这是一个极高的荣誉。宴会之上，宋太宗还亲自创作两首诗歌，赐给全部中举人员。

　　在这些官员离京前往地方任职之时，宋太宗又专门接见，每人赏赐二十万钱，说是置办行装的钱（装钱），这可不仅是荣誉，而且是实在的物质赏赐了。太宗临别赠言说：“到了你们的治所，发现有什么不利于老百姓的问题，请立即上报给我（到治所，事有不便于民者，疾置以闻。《长编》卷十八）。”

　　第三，起授官职级别高。

　　宋太祖虽然也重视科举，但五代以来的重武轻文的习气没有彻底去除，进士及第后授予的官职很低，如开宝八年的状元王嗣宗，任命他为秦州司寇参军，负责地方刑狱，这属于非常低级的官吏（上州从八品，中、下州从九品）。太平兴国二年的这次中举人员，宋太宗授予前两等为将作监丞、大理评事、通判诸州，同出身进士及诸科送吏部免于铨选，一律从优安排。不用探讨这些官职的具体职务，整体而言，宋太宗授予新科人员的最初的官职比太祖时平均升了二到三级。以太祖朝建隆三年的状元马适为例，他在官场奋斗了十一年后，到开宝六年的时候才当上通判，而太宗朝的状元一开始就是通判级别，这个起点高，一下子免除了十一年的奋斗历程。

　　第四，提拔速度快。

　　宋太宗朝的中举人员，不仅授受的官职起点高，而且升职也很快，有的在太宗朝就位至宰相级别的，这种情况在太祖朝是没有的。所以，史书上这样说，“宠章殊异，历代所未有也”（《长编》卷十八），就是说这批中举考生享受到的恩宠，是以前历朝历代所没有的。“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风凰池”，这是宋代士子的真实写照。

　　总之，太平兴国二年的这次科举考试，在宋代的科举史上乃至中国的科举史上成为一个标志，它标志着广大文人的幸福之门真正洞开。这次科举考试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取人多、用人骤。当时的宰相薛居正等人对宋太宗这种井喷式的扩招、闪电般的用人看得目瞪口呆，立即表示了异议（薛居正等人言取人太多，用人太骤。《长编》卷十八），对于宰执的这些异议，宋太宗的反应是“弗听”。那么，宋太宗为什么这样固执己见、急遽地扩招、授官从优呢？有文献记载说是因为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

　　据说是因为一个人

　　这个人叫张齐贤。

　　张齐贤是何许人也？宋太宗竟然会为他扩大招生录取的数量、提高起始官职的级别？

　　张齐贤是洛阳的一介布衣。当年宋太祖巡幸洛阳、准备迁都到洛阳的时候，与张齐贤第一次亲密接触。当时的张齐贤以贫民身份，在洛阳街上拦截御驾，说有治国良策要进献太祖。太祖将其带至行宫，张齐贤以手画地，一条条地向太祖详细陈述自己的治国良策，包括如何攻陷北汉、如何富国强民、如何选贤任能，等等，滔滔不绝，总共讲了十条（齐贤以手画地条陈。《长编》卷十八）。太祖认为其中四条讲得很好，张齐贤这个人也很有意思，他坚持认为自己所献十条没有一条不好的，都很好，固执己见，与太祖争执不休（太祖善其四策，齐贤坚执其余策皆善。《长编》卷十八）。张齐贤的喋喋不休与固执己见惹恼了太祖，太祖命令身边的卫士把他拖了出去。回到开封以后，太祖对赵光义说：“我这次巡幸西京洛阳，唯一的收获是发现了一个张齐贤。但我不想现在给他官爵，你将来可以收为己用，让他作宰相辅佐你（我幸西京，惟得一张齐贤，我不欲遂官爵之，汝异时可收以自辅也。《长编》卷十八）。”

　　宋太宗即位以后的第一次科举考试，张齐贤参加进士科，宋太宗想录张齐贤为上等，但主考部门不知道太宗的心思，结果张齐贤排名几十人之后，太宗很不高兴，很郁闷，他虽不能改变已定的名次，但他可以动用皇帝的特权，下令扩招，下令都越级升官（悉与超除。《长编》卷十八），所以这一榜的录取考生不仅人数多，而且起点高。

　　这则材料见于宋哲宗时期魏泰撰写的笔记《东轩笔录》中，李焘在《长编》中收录了这则材料，并加注释说明这则材料不知可信与否，此仅备一说，更待详细考证（亦未知可信否……且两存之，更俟详考。《长编》卷十八）。那么，这则记载到底有多少可信度呢？

　　真假混杂。

　　第一，张齐贤画地献策可能是真。

　　张齐贤是个人才，这不错，但太祖一朝开科考试录取名额寥寥可数。以史书明确记载的太平兴国二年这次科举来看，张齐贤排在几十人之后，以他的这个名次来看，他在太祖朝不中举是一定的。张齐贤应试不第，但他认为自己很有才，事实也确实很有才，于是剑走偏锋，抓住太祖巡幸洛阳的机会，拦马进谏，画地献策，想走个终南捷径。不料，张齐贤的表现有点过度，反而因此惹怒了太祖，被太祖身边的卫士赶了出去。这部分记载的可信度较大。

　　第二，宋太祖回京以后对赵光义说的“我这次到洛阳，唯一的收获是张齐贤，但我不想给他官做，日后让他辅佐你”的话，明显是附会之说。

　　首先，开宝八年宋太祖西巡洛阳、准备迁都背后的政治意图很可能就是为了摆脱赵光义在开封府经营多年形成的强大势力，所以，即使有他们的母亲杜太后要传位给赵光义的口头遗嘱，这个时候的宋太祖也心生犹疑，所以，他不会对赵光义说出“日后你要用张齐贤做宰相辅佐你”这样的话。其次，即使宋太祖打算将皇位传给他的弟弟，他也不会预料到自己马上就死。如果宋太祖再活几十年，这几十年时间张齐贤就那么一直地等待着？所以，宋太祖的这句话是典型的“被代言”，不过是太宗为了进一步证明自己的即位是太祖的意思，是合法的罢了。这样的证据在《长编》等史书中不止一例。

　　第三，为了张齐贤，宋太宗扩大录取人数、提高除授官职，这件事有较大的可信度。

　　当年巡幸西京洛阳时，赵光义是跟着去的，因为太祖这个时候对赵光义很不放心，不想把他单独留在开封。赵光义对张齐贤画地陈策以求进用、弄巧成拙反被驱逐的事情应该知道的比较清楚。一方面，张齐贤这个人确实不是个草包，另一方面他是失意于太祖的人。越是太祖不用的人，我越要重用。这是宋太宗一向贯彻的“去太祖化”，所以，宋太宗选择了张齐贤，可以因为他，扩大录取的人数；可以因为他，提高授受的官职；可以因为他，传达新皇帝的一个重要导向：即使失意于太祖的人，在我这里同样能够飞黄腾达，这种导向起到的效果一定会非常明显。以宋太宗的政治智慧，他完全能够这么做。这是宋太宗对文人的一种收买。

　　所以说，宋太宗即位后的第一次开科考试，就因为张齐贤这个人考得不好，而增加录取人数、提高授官的级别是很有可能的；但是，作为一国之君，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仅仅会因为这样一个与自己毫无瓜葛的人而变更一项重要制度吗？还有没有其他的因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