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纪之交的特定背景下，奔赴海外的留学生不仅面对不同文化的冲击和先进文明的诱惑，同时还面对两个特殊的因素：

　　一是流亡海外的维新人士的思想影响。变法失败之后，维新运动的活跃分子有的被杀，有的被关，有的被罢官或流放，留在国内的“漏网之鱼”也往往胆战心惊，在恐怖之中闭上了嘴。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如康有为、梁启超等逃到了国外，成为在列强帮助下得以幸存的“叛国者”。因为遭遇捕杀和驱赶，他们的确成了“丧家之犬”，与清王朝的依附关系被迫断裂。因此，在流亡过程中，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思想上也开始获得了真正的独立，终于在异国的文化环境中完成了传统文人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蜕变。他们继续宣传自己的主张，而华侨和留学生是他们的主要宣传对象。

　　二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他们自1894年之后就在海外活动，进行反满革命的宣传。当留学生大量出现时，孙中山也及时开始了在留学生中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一代学子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国外，不能不受他们的影响。这两种力量的主要成员本身就是正在醒来的知识分子，而他们的宣传又进一步唤醒更多的人，使他们在异国自由的环境中从故国传统的禁锢中挣脱出来，形成独立的人格与自由的思想，从传统的读书人向着现代知识分子转化。

　　总之，在上一个世纪之交，正是顽固的统治者对维新派的镇压把人们逼上了革命之路。当六君子被推到菜市口的时候，清王朝已经自己决定了自己最后的命运。

　　对于专制制度之下的传统文人来说，要完成从旧文人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首先需要实现独立。无论被迫流亡的维新党人，还是主动叛离的革命党人，都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与王朝体制的决裂。这就完成了现代知识分子成长过程中关键的一步。科举制废除之后

　　1905年，科举制度被宣告废除。研究知识分子或思想文化史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重大事件。

　　放在前现代的历史上考察，应该说科举制是一个很不错的制度，它至少在形式上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平台，使平民子弟也有可能进入上流社会，因而打破了社会阶级之间不可跨越的鸿沟。穷苦人家的孩子，通过自己刻苦读书，就有可能成为状元，进入社会最上层。无论这条路有多么窄，仅凭这一点，就应该为它献上一曲赞歌。

　　但是，它的消极之处也是明显的：一、它把读书人紧紧系于仕途。在科举指挥棒的引导之下，读书人不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文人，而是成了官僚阶层的预备队。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学问不过是敲门砖，读书不过是进入仕途的手段，而目的是做官。所以，思想和行为都要适合于官场的规范，养成了对官场和经典的双重依附。二、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形式，科举考试的内容和形式严重限制了人们思想的活力。

　　清代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是八股文和试帖诗。童试首场、乡试首场、会试首场的八股文都是在四书中抽取词句为题，乡试和会试第二场的八股文则以五经的词句为题。考生必须顺着两千多年前讲这些话的人的思路，模仿他们的语气写作，这就是所谓“代圣贤立言”。代古人说话，就只能讲古人知道的事，八股文不能涉及孔孟以后的情况。这就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后果：“但八股清通，楷法圆美，即可为巍科进士、翰苑清才；而竟有不知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代人，汉祖、唐宗为何朝帝者。若问以亚非之舆地、欧美之政学，张口瞪目，不知何语矣。”康有为：《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271页，中华书局，1981。

　　在明代，八股文末尾还有“大结”，允许考生自由发挥，触及现实，字数从几十到一百不等。到清朝康熙年间，八股文的“大结”被取消，更失去了考生唯一有可能稍作自由发挥之处。参见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232234页，三联书店，1958。试帖诗是清代乾隆二十二年（1757）增加的考试内容。它的特点是完全脱离现实，高度形式化。一般都是从前代的经、史、子、集中抽取一些词语为题。音韵和用典都有严格要求，动辄犯忌。作者不能议论褒贬，抒发己见。

　　显然，这种考试有利于培养思想僵化的卫道官员，却不可能培养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第一辑大刀与革命众所周知，并非所有的读书人都能敲开官场的大门，但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被淘汰的读书人因为这种训练，也很难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落第的考生像失意的官员一样，虽然常常表现出某种批判意识，但那往往不过是想帮忙而不得的委屈和牢骚。对于被淘汰者而言，他们的出路不外两种：一是躲进山林，成为超脱世俗的“隐者”；二是设馆授徒，从事基础教育。对于前者而言，出世又有真假之别，真出世者已经无须谈起，因为他们事实上已从社会消失；假出世者的“终南捷径”最后仍然直指庙堂。对于后者而言，由于读书以科举为目的，教育与官场紧密连接，在政教合一的科举教育体制之下，塾师所能做的，不过是机械地传授规定的知识。科举杠杆限制了教育的独立性，教育者的独立性和创造性也不可能获得发展。即使偶尔有些萌芽，其思想成果也得不到传播。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知识分子是难以诞生的。

　　废除科举制本是维新运动的重要议题，但这一议题并未因维新运动的失败而长期拖延。就在1901年1月清廷宣布改革并且号召大臣提出建议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就会同两江总督刘坤一连续上奏章，建议重新推行戊戌变法时期兴办新学和改革考试的措施，要求逐渐废除科举。于是，1901年8月，清廷命令废除八股，科举基本按戊戌变法时颁布的制度进行。9月，清廷又命令切实整顿京师大学堂，并按戊戌变法时的规定将书院改为学堂。此后几年中，经过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一再请求，清廷于1904年1月宣布，从1906年起逐年减少科举名额，到1912年将所有名额都拨归新式学校毕业生。

　　在重重危机面前，张之洞、袁世凯等深感逐步废除科举的方案为时已晚，因而强烈要求立即停止科举考试。清廷最后终于接受他们的意见，在1905年9月宣布所有乡试、会试、岁试和科试一律停止。于是，科举制终于寿终正寝。

　　科举制的废除对现代知识分子的成长可谓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