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秋瑾安息了四十多年。

　　第九次是秋瑾遗骨再次迁出西湖。一般的说法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秋瑾墓被夷为平地，由陈尔祥负责，将遗骨埋葬于洁清山下辛亥革命烈士陵园里。”我不知道清洁山与鸡笼山是什么关系，也不知道鸡笼山是不是辛亥革命烈士陵园，所以对地点不作评论。但在时间上必须说明：秋瑾墓被夷为平地，不是文革时期，而是文革还没开始的1965年。还有一种说法是“秋瑾灵柩被迁葬在鸡笼山麓”。对此，也需要指出：这次迁葬根本没有什么“灵柩”。而且，从此之后，人们再也找不到秋瑾墓。

　　如果中间没有遗漏，秋瑾墓于1981年10月迁回西湖，应该是第十次了。

　　1980年1月28日，秋瑾的孙女王玉琳等写信给邓颖超，希望能为奶奶扫墓，请求寻找秋瑾遗骨。于是，根据邓颖超的指示，有关部门开始寻找秋瑾的遗骨。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当年负责挖坟的陈师傅做事很认真。他把秋瑾遗骨放进一个陶罐，然后把陶罐埋在了山坞里。为怕忘记，他还种下一棵小柏树作为记号。但他想想还是不放心，就对站在旁边的一个年轻村民说：“你知道秋瑾吗？这里埋的是秋瑾，说不定哪一天就会重修她的墓。我年纪大了，恐怕等不到了，要是有人来找，拜托你指给他们看。”这个年轻村民名叫来政富，是鸡笼山人。他记住了这个陌生人的嘱托，牢牢记着埋陶罐的地方，看着那棵小柏树一年年长大，直到1980年有关部门来寻找秋瑾遗骨。来政富带他们来到那棵柏树下，挖开来，陶罐还在。据说，陶罐里的遗骨颈部有一刀痕，所以有关部门确定那就是秋瑾遗骨。

　　1981年，在西湖的西泠桥畔，秋瑾墓重新建成，这就是我们现在到西湖所能看到的。墓为方座状，花岗石砌成，正面嵌着镌有孙中山写的“巾帼英雄”四字的大理石板，背面嵌着徐自华撰、吴芝瑛书的墓表原石。墓上面是秋瑾的汉白玉雕像。

　　秋瑾死后不得安宁，遗骨一迁再迁，大概创造了世界之最。后人从中可以看到那段曲折的历史，可以看到政治风云的变幻，可以看到世道人心，也可以看到感人至深的友情。值得庆幸的是，她的英灵在西子湖畔又已安宁度过了三十多年。民国之前的国民理想

　　理想常常诞生于黎明之前的黑暗之中，诞生于艰难的追求路途上。翻阅旧报刊，我常常在想：在20世纪，哪一个年代的人最有理想？或者说，哪个年代才是真正的理想主义的年代？经过比较之后，我想说：第一个十年。1901—1911年，是中国现代理想蓬勃生长的年代，可以说，中国人关于现代生活的理想，在那时都已诞生。

　　在历史行进的挫折中，伴随着革命志士尚未冷凝的鲜血，伴随着革命与改良的论争，许多梦想在帝国的黄昏飞翔。它们异常灿烂，显示着对过去的彻底否定，也显示着对未来的美好设计。这似乎也是一个规律：美好的设计一般在开工之前。革命发生之后，一般是没有时间做梦的。新图纸在没有落到实处之前，会格外灿烂，也只有在没有落到实处之前，才可能千姿百态，五彩缤纷。

　　作为几千年专制帝国统治下的臣民，一旦发现了外面的精彩世界，一旦发现了别样的生存状态，便会产生一种深深的痛苦：我们是多么不幸！对比总是有力的，可以摧毁一切固有的信仰，产生出与过去彻底告别的决心，并酿造出对于未来的强烈渴望。生逢千年变局，有什么理由不通过自己的努力而使未来更美好一些？20世纪最初十年的中国读书人，尤其是那些有幸接触了西方文明的人，留下了太多的思考，也留下了太多的梦。

　　我是在20世纪末才接触这些报刊的。时间已经过去九十多年，将近一个世纪，他们的梦早已被尘封，被遗忘，但面对那些发黄变脆的报刊，我仍然能够感觉到他们的心跳，感觉到他们的热血在沸腾。一边翻着它们，我常常不自觉地计算着它们与我的距离，近百年。写文章的人当时多大年龄？最小也有二十多岁吧？他们早已离开了这个世界多年。有的名字已经被写进了20世纪的中国历史，有的则像流星一样消逝了，永远地消逝了，后来者即使像我一样钻进故纸堆，也不知道是谁曾经那样思想，那样呼喊。

　　有一位作者，我至今不知道到底是谁——我希望研究这段历史的专家能够知道，希望能有机会向专家请教——这位作者应该是当时的一位高手，连续写了一系列文章：《说国民》、《箴奴隶》、《公私篇》、《权利篇》、《教育泛论》、《论文学与科学不可偏废》……分别发表于《国民报》、《直言》、《浙江潮》、《国民日日报》、《大陆》、《游学译编》等报刊。

　　进入20世纪，留学生中已经出现了以个人权利为根本诉求的思潮。对于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他们有了新的认识。在他们的梦想中，引人注目的首先是关于个人的梦，关于国家的梦，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的梦。为了理想中的现代国家，他们开始呼唤“国民”，并且致力于培养国民意识。他们首先要使人明白国民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以及国民与国家的关系。《说国民》《国民报》，第2期，1901年6月10日。一文开篇就提出了这样的问答：“今试问一国之中，可以无君乎？曰可。……又试问一国之中，可以无民乎？曰不可。”然后告诉人们的是：“国者，民之国也。”这一切，都意味着国家观念的一种转变。

　　第一辑大刀与革命要培养国民意识，当然首先要克服奴隶性，树立个人权利意识。因此，他们特别强调奴隶与国民的区别。何谓国民？何谓奴隶？文章指出，国民与奴隶的不同在于是否有权利、责任、自由、平等和独立人格。如果有，就是国民；如果没有，就是奴隶。文章对权利是这样解释的：“天之生人也，既与以身体自由之权利，即与以参与国政之权利。故一国行政之权吾得而过问之，一国立法之权吾得而干涉之，一国司法之权吾得而管理之。一国有利，为吾切己之利，必合群利以求之；一国有害，为吾切己之害，必誓死力以去之。故权利者，暴君不能压，酷吏不能侵，父母不能夺，朋友不能僭，夫然后乃谓之国民之真权利。若夫以一己之权利，拱手而授之他人，君主以一人而占有权利，我不敢与之争；贵族以数人而私有权利，我又不敢与之争；甚至外人盗我权利、诈我权利，我亦不敢与之争；是谓放弃其权利者也。无权利者，非国民也。”这篇文章发表于20世纪的第一年。20世纪初，对于中国来说，是个人权利觉醒的时刻，是一个自由、民主和平等之梦迅速生长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