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蚁族》在日本：中国出版的世界意识

　　日文版《蚁族》

　　中文版《蚁族》

　　■今天，中国出版业迎来了有史以来拓展世界市场空间最好的历史时期，中国出版的图书有着潜在的巨大的世界市场。当世界市场预期与中国期望传播的目标之间存在差别，引导、协调二者之间的差别就成为中国出版界职责所在。

　　■《蚁族》在日本图书市场上的“热”与在中国图书市场上最初的“冷”不是简单的话题，事关中国出版业在选题、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所体现的驾驭国际市场的能力。

　　■《蚁族》在中日图书市场上的成功足够引起中国出版人反思：有没有一条将商业利益与学术责任打通的管道呢？日本出版界似乎找到了答案。

　　今天中国的一切比之以往任何时代都更能够获得世界的关注，从当代到历史、从政治到文化、从政府到民间等等，因此中国出版的图书就潜在着一个巨大的世界市场，在此意义上，中国图书出版迎来了有史以来拓展世界市场空间最好的历史时期。只不过世界市场预期与中国期望传播的目标之间往往有些差别，而引导、协调二者之间的差别，正是中国出版界的职责所在。

　　《蚁族》一书在日本的出版与传播就体现了世界市场预期与中国出版之间的不协调：在国内，该书最初被当作一般学术书来对待，让作者自己拿出3万元出版补贴才得以面世，而在日本出版时却很“热”，在十几家报刊上刊发书评，而且还投入巨资刊发图书宣传广告。一冷一热，正好反映这种差别。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话题，而事关中国出版业在选题、生产、加工、销售诸环节所具有的驾驭国际市场的能力，这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中国出版的世界意识。

　　在中国出版时的“冷”

　　《蚁族》一书的形成与出版过程，按照作者廉思的介绍，起因是在2007年夏天，他偶然从《中国新闻周刊》读到一篇题为“向下的青春”一文，由此开始了对“蚁族”的关注，开始了对“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村”问题的研究。对于这样一个新的生态群体，在没有前人研究可资参考的情况下，这位具有县级市挂职锻炼经验的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年轻教师，自行组织社会调查，并得到了北京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但出版的过程却不如预想的顺利。作者廉思拿着书稿找到最负盛名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该选题却没有引起足够关注，只当作一般学术选题处理，作者只好自己拿出3万元出版补贴，首印仅有8000册。但出版面世后引起各方关注，引发了联动效应，作者也由此成为国家级课题的项目“潜在危机—中国‘大学毕业生聚居群体’与社会稳定问题研究”的主持人。

　　该书的最大贡献是“蚁族”一词，是作者廉思的首创，是对“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典型概括，他综合蚂蚁和这一群体的共有特征，将其命名为“蚁族”。并且，根据该群体所处地域的不同，分别冠之以京蚁(北京)、沪蚁(上海)、江蚁(武汉)、秦蚁(西安)、穗蚁（广州）等称呼。从社会学意义上说，“蚁族”群体也是继三大弱势群体(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这一群体的共同特征是：绝大多数都受过高等教育；从事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餐饮服务等临时性工作，有的甚至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平均月收入低于两千元，绝大多数没有“二险”。平均年龄集中在22至29岁之间，九成属于“80后”，主要聚居于城乡结合部或近郊农村，形成独特的“聚居村”。“蚁族”在“2009凤凰·百度时事沸点事件”评选中，“蚁族现象”以在百度搜索20008252次的搜索量，毫无悬念地当选“影响时代社会类”事件；在《咬文嚼字》公布“2009年十大流行语”中，“蚁族”又以高票当选。

　　随着“蚁族”引发的巨大社会关注，《蚁族》一书在2009年面世后屡次重印，当年就重印五次，截至2012年，该书已经印刷了6万册。这本略显枯燥的学术读物所获得的巨大影响完全超出了出版社的预料。应该说，广西师大出版社在今天中国出版界的地位堪比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商务印书馆，在某些选题、领域的开发引领着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方向，对这个选题的忽视可能有人为因素，但却也能够说明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在市场化生存与社会重大选题之间，商业利益与学术责任之间，往往不自觉地偏向前者。而这本书事后的成功，足够引起所有中国出版同仁反思：有没有一条将二者打通的管道呢？肯定有，我们的邻居日本的出版界同行做得就比较好。